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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居住的蒙特雷县（Monterey County），关于修建海水淡化厂、打更多水井和从本地溪流和河流中引水的公开辩论已经持续了至少30年。但是每年制定永久方案——比如脱盐——的计划，会为了进一步研究而延缓，来年的春天政府又开始重拾应急式的保护工作，同时也会采取季节性的经济制裁来降低用水量。当情况变得真正糟糕时，蒙特雷县就开始定量供水。我们接到命令说禁止在7月份用水浇草坪和绿化物，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6年。去年，我家的用水量降低了一半，我让院子里的植物干干的，但水费却是原来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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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发人深省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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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出席水务委员会会议并试图解释——为什么保护不是长久之计，只能起短期缓解作用时，大家都不以为然。“别种草了，把植物换成耐旱的。”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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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希望问题就那么简单。然而如果真的这么简单，玛雅人也许就能活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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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资源进行保护虽然可以延长我们的生存时间，但是随着根源性问题的恶化，也推迟了不可避免的灾难的发生。可悲的是，获取的时间越长，我们就越把自己蒙在鼓里，以为自己实际上已经解决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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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缓解性措施是危险的，因为一旦短期的状况改善，人们很容易误以为它就是治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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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反复强调解决加州海岸更宏观的历史性水资源问题，但每次都受到了缓解后情况的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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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用3个月时间做了一份报告，用图表和图的形式表示在12年的时间里，具体的井和河流水量的减少情况。趋势无可辩驳，解决方法显而易见：我们需要制造更多的水。光凭借保护，我们不可能走出目前的难关。但是“制造”饮用水是个在政治上备受争议且相当艰巨的任务。继续施行保护措施会让我们感觉更轻松自在，虽然逻辑上我们知道这不是个长久之计。我们就是那些无谓地对抗强大的认知门槛暗流的游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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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11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加州立法者再次未能达成水协定”（“California Lawmakers Again Fail to Reach Water Deal”）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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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立法者周六再次集会，以期达成协议来改善加州几十年的老旧水系统，但是最终没能对几个重大突出问题达成一致意见。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州长在周六举行的4个小时的会议上，立法者们反应冷淡，尽管前一天州长声称他们即将就水问题做出一个历史性决策。“遗憾的是，进展不大。”参加会议的少数党领袖、来自R-圣路易斯奥比斯珀（R-San Luis Obispo）的萨姆·布莱克斯利（Sam Blakeslee）在离开会议时说，“加州水库和运河网络建于20世纪60年代帕特·布朗（Pat Brown）州长执政时期。施瓦辛格等很多人曾说过，这套水利系统对于现有人口和未来涌入加州的几百万人口已经不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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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连续5年参加我们本地的水务委员会会议。那段时间我们根本没制造出一丁点水。我们有这个需求，也有这个技术，但是我们没有整治一个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所以，那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想法渐渐平息，最终在委员会中提都不提，不管它们可能多么有效。总有一天，当水资源危机严重到一定地步，恐慌将接踵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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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我个人的现代生活经验，我想知道，是否曾有一些玛雅人发自内心地想解决多层面的大问题，但是却一次次地受到阻挠。或者，对于他们来说，最后结果就是发现自己被拖到神庙屋顶成为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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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加州的水问题、全球气候变化、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团伙暴力，还是持续的宗教战争，我们的行动顶多只是缓解短期的症状。随着我们的问题代代相传，问题会变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难解决，我们应该担心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然而，出于某种原因，我们继续推行缓解措施，就好像这些问题会不治自愈，而不是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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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我们和早期文明下的人类很相似，虽然我们不这样认为：我们失去了理解问题复杂性的能力，因此我们渐渐地向它屈服。和玛雅人类似，我们天生就喜欢将简单的信仰和解决方法同非常复杂的社会与环境问题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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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生物学家、《时代》杂志评选为上世纪25位最重要人物之一的E·O·威尔逊博士在2009年总结这个悖论时说：“人类的真正问题是：我们有着旧石器时代的情感，中世纪的组织机构和上帝般的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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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看到了全景。随着进化的速度渐缓和人类发展的速度加快，两者之间的差距加大，我们面临的挑战已经不仅仅是认知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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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之不去的人类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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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的情感、本能、冲动和欲望——我们曾经赖以生存的东西——在现代世界中虽然用处不大，但仍然存在，这是进化生物学家一致同意的事实。与人脑的进化类似，由遗传形成的资质需要数百万年的时间才能适应和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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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是一个缓慢、持续和不确定的过程。这意味着在任意时间，人类本能——使得我们的基因库得以持续的生物资质——与那些成功战胜现代挑战所需的特性不一致。这正是适应和变异发生的原因：当我们具有的能力对于环境来说并非是最理想的时候，我们就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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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举一个例子，说明本能的缓慢进化怎样导致了高度发展的社会文明最终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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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500万年中，我们学会了有效地应对眼前的威胁。我们一旦察觉到附近有危险，肾上腺素就开始激增：我们的身体充满了兴奋剂，刺激着我们采取行动。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称这个强大的反应为“战斗或逃跑”，因为人体生理机能准备立刻战斗或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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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反应如此强大，在“战斗或逃跑”的极端的例子下，已有事实显示人类可以单手抬起3500磅的汽车。记者乔什·克拉克（Josh Clark）描绘了人类应对直接威胁的惊人反应：“1982年，在佐治亚州的劳伦斯维尔，安杰拉·卡瓦略抬起了一辆1964年制造的雪佛兰羚羊车，将压在下面的儿子托尼解救出来。托尼在汽车下面忙活时，汽车从支撑的千斤顶上掉下来压到他身上。卡瓦略太太把汽车抬得很高，持续时间也足够长，直到两个邻居换上千斤顶并且将托尼从车底下拽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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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如此高效地对直接危险做出反应，关键在于人脑中称为下丘脑的部分。当它侦察到一个危险时，就向肾上腺释放化学信号，后者则激活能够引起兴奋、准备就绪状态的荷尔蒙。不管我们遭遇什么样的突发事件，我们的身体都会立即启动遗传程序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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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的祖先对即将发生的危险做出的反应越敏捷，他们生存的概率就越大。所以，这就能推导出我们的祖先都具备这些特征：跑、藏、成功战胜敌人，且能更迅速地察觉危险。或者像《复苏》（Renewal）的作者特拉维斯·吉布斯（Travis Gibbs）所说的那样：“遗传就是使我们记住那些已经奏效的东西。”由于快速反应奏效，所以久而久之，这种本能就会不断地自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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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时至今日，我们对眼前问题的反应能力比对长远和不明确问题的反应能力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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