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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立刻感到万分自豪。我养育了一个健康、有意志力的女孩，而最让我欣赏的是：她想到的首先是公民义务，然后才是和妈妈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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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旅途劳顿，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罐汽水，躺在床上打开电视机，看抗议者们的动向，碰巧的是，他们就聚集在我旅馆下面的街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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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几分钟，我就睡着了，手里还拿着饮料，而且外套和鞋都没来得及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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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醒过来时，抗议者已经走过了曼哈顿市区的10个街区。骑警队开始封锁十字路口，拿着塑料盾牌的地面增援部队将大片的黄色出租车和不知所措的游客冲挤到左右两边；小店店主们赶紧关门停业；媒体车停在人行道上调整摄像机角度；手持麦克风的新闻记者们消失在人群中。然后，随着5点钟的到来，几千名上班族涌入人行道，场面更加混乱。一个停车场附近的一小群人开始高喊“停——战”，其他人也跟着一起喊。抗议的声音越来越高，在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中间回荡，媒体直升机降落下来进行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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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不再是一小群学生的抗议行动，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新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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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间，不知是什么阴差阳错的因由，使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女儿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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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记者将话筒伸到她嘴边喊道：“你为什么来这里？是什么驱使你今天参加这次抗议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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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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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这个年轻的纽约大学一年级新生握住话筒代表反战运动发言。我女儿表现出惊人的泰然自若和坚定，她说对伊战争的最初理由是其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现在没发现任何杀伤性武器，美国没有任何理由再在伊拉克逗留。“没有哪一位总统有权更改战争的理由。”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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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新闻上这位侃侃而谈的美丽女孩竟然是我的女儿。我再次对她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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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不得不佩服记者的本事，他紧接着又问了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我们如何撤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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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第一反应是一脸惊讶：“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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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平静地重复了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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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的确需要从伊拉克撤军。”然后，她又古怪地复述了一遍她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理由。她似乎根本不在意还没回答那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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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饶有兴趣地看着记者从一个人走访到下一个人——老年人、青年人、高学历者、有钱人、穷人、管理人员和学生。几乎在每个采访中，抗议者都能清楚地表明他们反战的理由；但是当问到他们支持什么样的撤退计划时，大部分人对所有撤军计划都不满意，最后又开始重复他们的反对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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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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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抗议的人们不仅仅是出于热情和善意，他们往往是知情者。同样也是这些人，却无法提出某个真正的解决方案。他们似乎对自己反对的东西很有热情，但是要让他们拿出一个可行的行动计划，他们似乎迷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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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目睹了僵局的某种新形式：如果我们反战并且同时反对每个撤军计划，那我们将如何前进？这可以定义为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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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琢磨，这个现象中是否也存在于其他复杂事件。是否某个超级文化基因——某个普遍的信仰、价值观或行为，在阻碍我们采取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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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我翻阅专栏文章，收看新闻节目和脱口秀节目，想从中寻找规律。在任何场所，主持人、主播、作家、来访者和观众似乎都对自己反对的东西坚定不移。但是，几乎没人会提倡一个解决方案，即使有，也很少。事实上，每当有一个人赞成某个具体的计划，紧接着就会有25个人大声反对。批评者的数量远远超过支持者。我听得越多，就越深刻地注意到：人们变得很容易谈论某件事情是错误的、不准确的、不合适的、不公正的、没有吸引力和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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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我们反对很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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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们大多数人都同意应该对碳排放采取措施。但是我们也积极地反对汽油涨价，以及被迫购买小型车；每个人都反对高税收，然而我们也希望享受免费医疗，优质公路，社会安定并有完备的警力和消防保障；我们还反对为大企业提供救助，但是我们也不想让政府允许这些公司破产或消减工作职位；我们反对向没有资产的人发放抵押贷款，但是我们也想使房屋售价持续走高，不动产增值；公司想要在全球市场中占领更大份额，但它们又不想降低价格或牺牲短期利润来实现这个目标；退休人员想从投资组合中获得更多回报，但是他们不想承担更大的风险或交纳收益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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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想要、不同意或不喜欢的东西越来越多，这很容易掩盖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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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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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越来越善于描述自己反对什么东西，而不是倡导什么东西，这说明“反对”已经从一个文化基因升级到了超级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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