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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加州监狱已经人满为患，2006年罪犯们自身决定反抗。一个典型案件是囚犯要求加州限制罪犯人数。由于囚犯人数是可容纳人数的两倍，他们认为监狱对囚犯和看守来说都有“很严重的危害”。最后囚犯胜诉，加州被命令不能再接收任何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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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刚过两年，情况又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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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政府的预算危机导致新监狱不能如期建设，所有事情都陷入瘫痪状态。警察局继续逮捕罪犯，原告继续起诉，法官继续判罪犯监禁——但是他们去哪里呢？由于监狱排污、供水和供电已经超负荷，疾病迅速蔓延，狱中自杀事件急剧上升，突然之间，来之不易的人权完全被忽视。肮脏、危险、超员的监狱就好像牲口圈，很多囚犯被困在连动物都不适宜生活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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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2009年，联邦法官最终插手。他们命令州长将监狱容量从200%降低到130%——仅仅是法院认为的可接受的水平，但事实上犯人们几乎无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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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执行法院命令，一个办法是释放非暴力犯罪的犯人或刑期将满的犯人；另一个办法是找些新的场所充作临时监狱；第三个办法是尽快建造更多监狱，以便应付将来更多的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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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长同时采取了这三个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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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立场勇气可嘉，但是这些就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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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遏制策略都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问题最终会无法遏制。不管是我们建多少所监狱，还是在哪里建监狱，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事实很简单，这就好比往浴缸里注水的速度比排水的速度要快。这意味着没有邻居是安全的——不管是在监狱附近还是距离监狱100英里，都是一样。争论在哪里修建下一所监狱，就好像争论浴缸里是热水还是凉水一样——如果水位已经高到了危险的地步，争论冷热还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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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避了一问题：犯罪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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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司法部的报告，1980～2001年间，美国监狱人数从大约396800人增长到130万，相当于在过去20年中增加了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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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单凭囚犯的统计数据还无法说明整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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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人满为患也给司法系统造成巨大压力，他们要处理“提早释放”问题。这就将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从监狱转嫁到了缓刑监督官身上，他们要处理的案件现在根本就做不过来。冷静地说，在1986～2006年间，每天就要增加大约520名新囚犯、假释犯或缓刑犯。不幸的是，其他国家也出现了这种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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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有一列失控的列车，全世界每个工业化国家的政府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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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随着法院、州长和市民用全部精力和资源来满足监禁的需要，旨在预防犯罪和囚犯康复的新项目却由于缺乏资金而陷入整体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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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们愿意为犯人提供教育、职业咨询、毒品咨询和疾病治疗，然而今天美国监狱预算中用于犯人康复的费用还不足3%。这3%中的大部分被用作开办监狱企业的原始资本，监狱企业打着提供职业培训的幌子，获得的利润则用于抵消上升的监狱成本。一对一的辅导等服务都转交给了非盈利组织和宗教团体，为的是降低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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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越是反对预防性的社会计划，犯罪就越有可能继续增长，因为我们只是将负担留给了下一代。对每个可能的补救措施都进行反对，导致创新和洞见无果而终，从而陷入僵局。一旦进步停止，崩溃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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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选择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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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社会上“反对”情绪高涨，社会也会变得非常容易控制。一些个人善于利用反对情绪改变公共舆论，通过谈判取得有利于自己的结果。这样一来，“反对”盛行的文化很容易接受单一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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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只有两个选择时，我们往往选择自己不太反感的那个，而这个选择实际上成了默认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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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政客们就很善于运用这些反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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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两个政党已经主导政坛150多年。每隔4年，两个政党提名其总统候选人，并运用全部资源支持他们的提名候选人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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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每隔4年就会上演关于“负面”竞选策略的争论。候选人、支持者和工作人员都公开声明必须停止负面竞选。同时，他们又很难忽视负面广告带来最佳选票结果的事实。你不能和数字辩论：负面广告往往让候选人不用花多少钱就获得最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如果争议能引起新闻和脱口秀节目讨论，就等于是做了免费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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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竞选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人更希望由与总统候选人保持一定距离的第三方组织披露更多隐私，比如快艇老兵寻求真相组织（SwiftBoat）、民主行动组织（Moveon.org）、社区工作组织（Acorn）。这既让候选人否认自己支持任何对竞争对手的攻击，同时又受益于更富有攻击性的竞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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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让我们看到了“反对超级文化基因”的全面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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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广告之所以这么有效：是因为候选人没必要赢得我们的支持，他/她只要让我们反对另一方的候选人就行了。我们可能感觉自己在行使自由选择的权利，但其实我们真正做的是反对一个候选人，并且默认了对另外一个候选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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