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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经济状况越是糟糕，自由讨论消失得就越快，虽然这种不拘一格的思维方式恰恰是困难时期最最需要的。商务休闲会议，行政主管培训和团队建设训练被视为奢侈品，首先从预算中剔除。经济压力导致恐慌、僵化和顺从，在这种反应之下，创造力和创新被认为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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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创新思维和解决方案的忽略和排斥代表了“反对”这种超级文化基因最危险的影响之一。我们越是反对，就更多地是在阻止洞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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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既然我们意识到了“反对”的不良影响，难道不能阻止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国家染上这种倾向吗？毕竟，我们现在知道认知门槛是怎样引起“反对”的，“反对”如何让进步停滞，以及进步对于阻止崩溃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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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文明还无法掌握这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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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认识到，我们的生物构成抵制这种保证我们的生存所必需的范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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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早期文明的人们也不知道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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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我们有证据证明，称为洞见的认知过程能解决复杂性，让“反对”成为不必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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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文明也不具备这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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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掌握这么多信息，拥有这么多先进技术，现代人当然没必要重蹈其他伟大文明崩溃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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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非理性反对只是其中一个超级文化基因，只是一个人为的进步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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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外四个超级文化基因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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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崩溃的文明：我们的绝境与出路 2009年底，一名服务于基地组织的23岁尼日利亚特工登上一架美国西北航空客机，企图在圣诞节炸毁飞机。不过他很快被反应迅速的乘客控制，飞机在底特律一着陆，他就立刻被移交给当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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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人来说，这起事件激起了人们对“9·11”事件的沉痛记忆。但是对我而言，这是个可怕的信号，它让我知道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仍然在打着进步的旗号继续着非理性的信仰和人类牺牲。我们只是表达得更为隐晦了。我们不再像玛雅祭司那样在高高的金字塔顶上用婴儿献供，我们改用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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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美国总统立即下令调查安全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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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在这起事件发生之后的记者发布会上，奥巴马总统将这起事件形容为“一个国家安全机构的系统性失败”。调查显示美国政府部门曾事先收到外国情报来源机构提供的信息，说一个尼日利亚人准备发起袭击。但机构之间沟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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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机场安全部门并没有得到这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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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提出，发生的事件是一个系统性失败，这个评价是个充满希望的信号。政府似乎准备应对一个高度复杂、牵涉到多方面的难题。这个错综复杂的危险问题，集合了政府协议、仇视性犯罪、技术、外交、经济、通信技术、生物本能、宗教信仰、人权和公民权利诸多因素。一旦总统将这个问题定性为系统性的，我像其他美国人一样，都猜测政府紧接着将施行对系统的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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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恰恰相反，奥巴马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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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寻找个别的责任人来做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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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报道，“他说他已经下令让政府机构提交一份初步报告，说明周四发生的事件经过并且会‘坚持逐级问责制’。”记者越是咄咄逼人地发问，总统越是坚定地表示，引起这种失败的相关责任人会为他们的错误付出代价。当他将解决问题的重点转移到个别人身上时，找出这次失败的文化、行政、技术和领土原因的困难工作就被搁置到了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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