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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体育运动和认知之间关系的新研究导致的结果是，瑞迪成为体育教育的坚持不懈的倡导者，并主张将体育运动深入到公立学校、养老院和办公室。他大力倡导学校食堂要出售更健康的、高营养低能量的饭菜，并立即将快餐店清除出校园。他经常去首都华盛顿，并与微软、谷歌等产业巨头协商，为将运动环节重新安排进日常工作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瑞迪的研究显示，使用“站桌”——一种高度及胸的特制办公桌，可以让人们一边在跑步机上慢走一边办公——的员工不仅身体更健康，还能做出更好的决定，记住更多的东西并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效率；在学校里，坐在专为运动设计的大球上的孩子相比坐在椅子上的孩子，其体内也能形成有利于认知的蛋白质；活动多的老人产生出新的脑细胞，能预防很多精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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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好处是投入少见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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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一项实验中，纽约的一群老年人被要求每天参加不到1小时的锻炼，而仅仅过了3个月，这个实验就取得了惊人的结果。海马区——大脑负责储存和协调记忆的区域——仅仅在90天内就增加了将近30%。所以，除了改善血液循环、提高灵活性、强健骨骼、降低抑郁症、多动症以及一系列心理疾病等健康益处外，体育活动对于大脑的记忆力、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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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发现了肥胖和认知之间的重要联系，瑞迪声名鹊起。但是像他这样致力于推动巨大的系统性变化，而不是将肥胖的责任推给个人的专家并不多。他也相信自强，即个人自我提升的力量，但是在承认个人责任的同时，他并不否认社会中存在与健康生活方式相悖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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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它是个系统性问题，需要系统方法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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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个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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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金纳在1971年出版《超越自由与尊严》时，没人会料到它会导致将现代弊病归咎于个人这种结果。然而，个人问责成了行为心理学兴起的一个意外后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全世界都知道了这样一个观点：所有人类行为都可以用一系列正强化和负强化来解释。这也意味着，所有的人类行为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的奖惩制度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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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权威人物都欢欣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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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间，社会拥有了一个可以预见结果的简单公式，来重建人类行为习惯和倾向。食物、金钱、赞扬和升职等奖励可以用来对可取的行为进行强化；而批评、电击、隔离和收回特权等惩罚则可以用来消除各种不良倾向。通过有意识地施行一套“胡萝卜加大棒”方法，能够很快重塑一个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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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教师们开始在表现优秀的学生名字旁边画金星，中层经理忙着分发“优异奖证书”，足球队里的每个球员都因为独特的贡献受到单独表彰并获得奖品。强化，强化，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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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恶疗法的诊所也遍地开花。如果你想戒烟、减肥、不再强奸或杀人，只需在每次想到这种不良行为后接受一次小小的电击。点一根烟，接受一次电击。再点一根，再接受一次电击。如此反反复复直到大脑最终将香烟和电击的痛苦联系起来，这个人就不再想吸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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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方法，我们就可以抵制自然诱惑，打破坏习惯，同时也学习了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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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不良行为和正/负强化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纠正不良行为就成了每个人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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霎时间，重新设计自己成了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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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厌恶疗法的长期结果令人失望（慢慢地人们又开始吸烟，强奸犯又开始强奸，等等），我们开始直面习惯、自由意志、理性、德行以及天生的遗传倾向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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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并不像行为科学所引导我们认为的那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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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并没有阻止我们将个体的境遇归咎于他们自身。我们并不承认人类行为复杂的系统性本质，而是用自助书籍、药品和日间脱口秀节目来替代厌恶疗法，并且开始越来越热烈地大声疾呼自强不息，以至于淹没了少数几个说“不要这么快”的反对者——少数几个心理学家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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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个人责任和个人问责的呼声越来越大，我们抨击社会受害者、单个企业领导人、专家和世界领导人，声称他们没有尽职尽责。我们也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因为我们也没有尽心尽力。然而，虽然我们担负着这么多责任，肥胖、失业、非法入境、污染、过度捕捞、团伙暴力、吸毒和其他顽固问题仍不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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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行为心理学运动也许开启了个人责任的时代，但事实上，指责和自强根本无法与我们现在必须解决的、危及生存的、根深蒂固的系统问题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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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为“知识管理推动者”的商业顾问戴维·格廷（David Gurteen）总结了解决复杂问题所需的理解力和我们的指责倾向之间的关系，他说：“只要有理解力，就没有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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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当不能获得理解时，指责自然就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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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快速发展的复杂性让获取知识更加困难，并导致我们的全球环境恶化，“指责个人”毫无疑问会进一步加剧，让我们无法将注意力集中于击败我们最危险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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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关于未来的预测听起来有些不祥，但请不要指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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