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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方法，我们就可以抵制自然诱惑，打破坏习惯，同时也学习了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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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不良行为和正/负强化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纠正不良行为就成了每个人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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霎时间，重新设计自己成了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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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厌恶疗法的长期结果令人失望（慢慢地人们又开始吸烟，强奸犯又开始强奸，等等），我们开始直面习惯、自由意志、理性、德行以及天生的遗传倾向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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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并不像行为科学所引导我们认为的那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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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并没有阻止我们将个体的境遇归咎于他们自身。我们并不承认人类行为复杂的系统性本质，而是用自助书籍、药品和日间脱口秀节目来替代厌恶疗法，并且开始越来越热烈地大声疾呼自强不息，以至于淹没了少数几个说“不要这么快”的反对者——少数几个心理学家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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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个人责任和个人问责的呼声越来越大，我们抨击社会受害者、单个企业领导人、专家和世界领导人，声称他们没有尽职尽责。我们也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因为我们也没有尽心尽力。然而，虽然我们担负着这么多责任，肥胖、失业、非法入境、污染、过度捕捞、团伙暴力、吸毒和其他顽固问题仍不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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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行为心理学运动也许开启了个人责任的时代，但事实上，指责和自强根本无法与我们现在必须解决的、危及生存的、根深蒂固的系统问题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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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为“知识管理推动者”的商业顾问戴维·格廷（David Gurteen）总结了解决复杂问题所需的理解力和我们的指责倾向之间的关系，他说：“只要有理解力，就没有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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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当不能获得理解时，指责自然就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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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快速发展的复杂性让获取知识更加困难，并导致我们的全球环境恶化，“指责个人”毫无疑问会进一步加剧，让我们无法将注意力集中于击败我们最危险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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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关于未来的预测听起来有些不祥，但请不要指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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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崩溃的文明：我们的绝境与出路 有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名医生决心向同事彻底解释清楚引起心脏病的真正原因。他带着一丝苦笑，平静地说出了下面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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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摄入的脂肪很少，患心脏病的概率低于英国人或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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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摄入的脂肪很多，患心脏病的概率也低于英国人或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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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很少喝红酒，患心脏病的人数比英国或美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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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人喝红酒过量，患心脏病的人数也低于英国或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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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喝很多啤酒，吃很多香肠和脂肪类食物，患心脏病的人数也比英国或美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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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爱吃什么就吃什么，爱喝什么就喝什么。显而易见，是说英语要了你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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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超级文化基因兼进步障碍是“假关联”，我有时也称之为“克拉文主义”（Clavinism），这个名字是据流行电视节目《欢乐酒店》（Cheers）中自称无所不知的邮递员克利夫·克拉文（Cliff Clavin）得来。众所周知，克拉文以经常援引他误以为是可靠研究的离奇发现而著称。他表明观点时总是以这句话开头：“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