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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喜欢在事件之间快速地建立联系，但是对于揭开人类现在必须解决的错综复杂问题的原因，它们毫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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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越是依赖关联，越是降低我们对证据的标准，非理性信仰和行为就越是肆虐横行。这一向就是所有伟大文明的历史模式，即使是21世纪的我们也不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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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益腐朽的公共教育系统为例。这么多假关联——观点和关联性研究——试图解释我们的公立学校为什么如此不堪，以至于不可能再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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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美国的公共教育几十年来一直落后于国际水平。新的标准化测验表明各个年龄群体在数学、科学和写作方面的下降幅度惊人。虽然高中辍学率从1972年的15%降低到了2008年的11%，但遗憾的是，这种进步与种族和社会经济的阶层划分是一致的。今天，只有2.7%的高收入家庭子女在高中辍学，而几乎24%的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早早辍学。更细致的调查显示，几乎1/3的西班牙裔学生辍学，14%的非洲黑人辍学，相形之下，只有9%的白人后裔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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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辍学率，高收入家庭的父母越来越强烈地逼迫孩子上重点大学，这两种力量合起来造成了一个不良后果，那就是“分数膨胀”。分数膨胀是一种趋势，指学生获得的分数高于他们的真实水平。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分数一直呈上升趋势。研究显示，在过去的10年中，涨幅从1/4分级到一整个分级段不等，而标准化测验则表明学生的学习成绩不升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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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学生打高分好处多多。可以少留家庭作业，考试更少更容易，老师可以得到更好的评价，大学入学率也会提高。这让包括学生、家长、学校、学区和州教育总长在内的所有人都欢欣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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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这种皆大欢喜的举动有一个小小的副作用，那就是没人能真正学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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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对于如何完善整个公共教育体系这个问题，社会上一直存在持续激烈的争论。奇怪的是，讨论中很少提及种族和社会经济问题，虽然证据显示辍学率与种族和经济阶层的划分是一致的。在完善整个教育体系时，应该让来自各个种族背景的每个学生都受益。至少可以这样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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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人认为老师应该更负责任，他们建议废除教师终身制，对老师进行定期考核。有些认为教师工资太低，这使得只有那些没有高薪就业机会的、能力较差的人才来当老师。还有人指责工会将不合格的老师留在教育系统里，而他们早就没什么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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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人还认为原因在于家长缺少参与。在双职工家庭中，很多家长根本不知道孩子在学校里学了什么，是否在学习上遇到了困难，甚至连孩子有没有家庭作业都不知道。其他人则指责父母对孩子太好了，让孩子不知不觉有一种特权意识，不再积极地主动学习或争取。还有人指责政府教育投入不足。他们声称学生和教师失败的根源是缺少进行教师培训的资金，缺少资金同样也导致了设施落后、教材陈旧、电脑过时、饮食不健康和教师工资低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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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只是美国公共教育失败的其中一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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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再考虑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有抑郁症，自杀或者杀人倾向，一幅更清晰、更令人不安的画面就浮现出来了。公共教育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性问题，不是单纯依靠更新教科书和提高教师待遇就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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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关联对公立学校失败的问题进行了错误诊断，扬尼尔·巴哈彦博士总结了这种误诊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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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国家教育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发表了一篇题为《国家处境危险》（A Nation at Risk）的报告，报告呼吁武装起来改善美国教育体系以便应对国际竞争。根据标准数学和科学的分数结果来看，如今的美国落后于世界上很多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结果越来越坏，而不是有所改善。如果我们将考试成绩视为未来成功的指标，这似乎是个悖论：我们分数低的状况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但是经济依然非常强劲。我们该怎么解释这一数据呢？这意味着数学和科学与经济成功无关，还是与成功逆相关？当然这似乎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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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巴哈彦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数学和科学分数下降与经济不断发展可能会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教育程度低的人生产力更高，更善于搞经济。但是想一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意味着什么。想象一下，用错误的方式将错误的统计数字联系起来对未来的公立教育会有什么影响。比如，如果随着数学和科学成绩的下降经济反而增长，为什么不彻底废除这些科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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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在混乱、复杂的条件下理解因果关系，就必须保证对科学证据采取最高标准，不管这需要多长时间。在一个热衷于相信假关联的浮躁的世界里，科学标准被降低到去适应那些简单的关联，而那些关联往往与根本原因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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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与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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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社会快速地用关联代替因果关系，那么其所制定的计划针对的只是各种症状，而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症结。短期内，症状可能有所改善，表面看来问题甚至已经解决了。但是之后等问题再次出现时，后果往往会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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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改善是一种策略——一种危险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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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节约用水的困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它说明了假关联如何导致人们产生错觉，认为节约用水就可以改善水资源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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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塞姆气候变化研究协会和帝国理工学院环境政策研究中心教授马丁·佩里（Martin Perry）博士最早指出了节约等缓解措施对于处理复杂问题的作用。在他看来，缓解只是减轻灾难，而一个社会要想生存，最终必须面对这个灾难。根据佩里的看法，不充分的缓解会引起“适应逆差”，长此以往，最终必须采取极端的手段并付出惨重的代价才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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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里认识到，虽然成功的缓解可以暂时削弱问题的严重程度，但是绝不可能解决问题。作为2008年政府间气候控制专家小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ontrol）的联合主席，佩里将自己的观察所得运用到生态运动中：“大家关注的都是如何缓解困境，但是仅靠缓解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我们现在面临两种选择——未来是一个被破坏的世界，还是一个被严重破坏的世界。”不管问题是什么——不管是经济危机、政治动乱还是社会问题——当某个问题威胁我们生存的时候，我们必须采取的措施将取决于我们之前做了哪些事情来减轻那个问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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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的关键是“减轻”问题的影响。缓解并不是为了彻底解决我们的问题。按照佩里的比喻，一块巨石正从山上朝我们滚过来，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减缓它下落的速度，以及我们能凿下来多大的石块，决定了石头滚到底部时我们将遭受多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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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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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撞上认知门槛并开始用信仰替代知识时，在用关联代替因果关系之外，还有其他方式令事实变得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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