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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证明不能轻易得到这笔横财，国会关于大麻的讨论戛然而止。不过阿米艾诺等少数倡导者还是坚持不懈地主张会有“可观的”经济效益。这个故事有什么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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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经济需求很容易决定公共政策，以及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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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方面，我们对大麻的态度和我们对课后音乐、体育节目、绿色能源、监狱改造以及非法入境的态度差不多。如果一个解决方案能带来经济利益，我们就会支持它。但是一旦证明这个解决方案效率低、成本高或没有任何实质的经济利益，我们很快就放弃它了。不妨这么考虑：如果我们不能证明它有经济效益，那么它可能不是个好主意。相反，如果它能带来更多收入，那么它就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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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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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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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经济学不仅影响公共政策，也感染了重要的社会组织。不管是婚姻、家族企业还是高等教育，一切都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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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敢说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大学和学院仍然是学者、自由思想家、发明家和反偶像崇拜者最后的避风港。对社会最有意义的很多发现都是天才学者在高等教育的庇护下，利用高等教育资源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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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为了保护纯粹的知识探索活动，大部分高等学习机构采用了终身制等政策。终身制是指专家在他们的院系享有永久职位，不会因为他们的观点和研究遭到惩罚而停职。由于大部分学习机构认识到，中立自由的环境对于追求更高水平的知识具有重要作用，所以他们采取多种防范措施来保证独立研究不受外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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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过去30年中，这种观点发生了剧变。今天，大学比过去更重视集资、扩大招生和建立特权，终身教职等政策现在遭到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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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多大学的资金还是来自政府拨款和私人捐助，但大部分学校现在被迫搞盈利性项目。如今大部分大学更愿意花钱建设豪华的体育馆，而不是给教师涨工资，因为体育是个摇钱树。此外，大学还快速有效地利用上了互联网，来提供快捷方便的“在线”课程和学位。他们举行豪华的音乐会、节日庆典和名人巡回演说，小心地利用数百个享受校园特权的盈利项目，其复杂程度不亚于所有全国性的零售连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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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迄今为止，大部分资金来自于与大企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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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时任惠普和大学全球性合作项目（Hewlett-Packard University Relations Worldwide）常务董事的韦恩·C·约翰逊（Wayne C.Johnson）评论说“大学和企业之间的合作需求日益迫切”，他说的一点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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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需要更多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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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企业的合作为什么突然“迫切”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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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就是极端经济学：合作意味着这两个机构能够获得更多的影响力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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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全世界的学习机构出售首创研究已是司空见惯——经常变成公司商业研究与开发部门的延伸。这种合作非常成功，因为它一方面为大学提供了资金，同时又使得企业将难度大、耗时长的艰深研究转包给了高等教育机构。表面看来，这堪称天作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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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大学对资金的渴望越来越强烈，这个看似完美的结合出现了一个副作用：有商业前景的研究得到大力支持，没有商业前景的研究则受到压制。我所谓的“支持”就是“投资赞助”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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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半导体、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的消费市场的迅速发展，看看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和工程部门发生的情况。再看看生物技术公司与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德克萨斯大学微生物系当前的合作关系。在以上两种情况可见，一旦这些大学院系的研究被证明有商业价值，大量金钱就会涌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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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如果我们想预见大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只要看着股市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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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工程教育学会（ASEE）在一篇题为《知识产权：大学、企业和双方一致之处》（Intellectual Property：Universities，Corporations and Finding Common Ground）的文章中，总结了学术研究中的危险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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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退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联邦在物理科学与工程方面的投入占GNP的2%。但到70年代投入就没有这么大了，同时对健康和生物科学的研究投入迅速增加。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数据显示，联邦对于工程技术方面的投入从1970年到2000年一直保持在50亿美元～70亿美元之间；而对于物理学研究的投入则浮动剧烈，从30亿美元到50亿美元不等。不过与此同时，对生命科学的研究投入从大约50亿美元猛增到200亿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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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为研究而研究已经渐渐成为过去，极端经济学是这个转变的背后推动力。随便找个大学的人类学、生态学或人文学科问问就能知道。这些学科眼看着物理学、生物学和工程学研究得到几百万的企业注资，而自己的研究经费却不断被削减。简言之，每所大学的研究预算都与商业投资密不可分。就像美国工程教育学会的文章所指出的：“很多公司现在主要使用内部实验室来开发产品和探索先进技术；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找研究型大学作为应用研究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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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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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教育、政府和企业之间一直存在着合作关系，但没达到这种地步：没有到商业利益决定哪个学科院系和什么研究得到资金投入的程度；没有到“投资收益”成为决定性因素的程度；没有到那些有益于人类但却没有商业价值的发现被忽视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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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说只有大学听命于极端经济压力，那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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