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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为研究而研究已经渐渐成为过去,极端经济学是这个转变的背后推动力。随便找个大学的人类学、生态学或人文学科问问就能知道。这些学科眼看着物理学、生物学和工程学研究得到几百万的企业注资,而自己的研究经费却不断被削减。简言之,每所大学的研究预算都与商业投资密不可分。就像美国工程教育学会的文章所指出的:“很多公司现在主要使用内部实验室来开发产品和探索先进技术;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找研究型大学作为应用研究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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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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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教育、政府和企业之间一直存在着合作关系,但没达到这种地步:没有到商业利益决定哪个学科院系和什么研究得到资金投入的程度;没有到“投资收益”成为决定性因素的程度;没有到那些有益于人类但却没有商业价值的发现被忽视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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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说只有大学听命于极端经济压力,那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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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非营利组织的董事会也遭到了商业原则的深刻影响。如果亲眼看到非营利组织的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现在花费太多时间用来集资,或挖空心思地想少花钱而提供相同水平的服务,你肯定会沮丧。必须妥善地对捐款进行投资和管理,必须拉拢捐赠者,非盈利组织必须变成市场营销专家才能在竞争中成功拉来捐款。竞争残酷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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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盈亏的重视也扩及到教会领袖那里,他们完成的任务越多越重要,就越能获得更高的评价和更大的奖励,而任务完成的情况是根据他们募集的捐款数量决定的。政治家们也一样,根据为各自党派募集到的竞选资金获得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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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把眼光投向哪里,都能看到经济学在现行的机构运行中的统治地位。我们越是用美元和美分而非理智来衡量人类进步,我们就越缺乏远见。由于对当今世界最复杂最危险威胁的补救措施只限于盈利性的投资项目,人类机体的才能将永远得不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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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公司的公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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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人类进步之间的冲突,最极端的表现大概要属正在进行的关于医疗保健的辩论。对于人的生命和利润孰轻孰重,我们的社会明显具有两种心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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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多数医疗机构和制药公司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它们多数是上市公司。数百万人的理财组合中有医疗保健和药物股票,他们依靠这些股票增加收入或准备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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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作为投资者只希望制药公司提供财政稳健的回报。我们希望他们扩大销售,降低成本,增加利润,这样我们的股价就会上升。要不,干嘛买他们的股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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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制药公司、医疗机构和生物技术公司还没令股民们失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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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PhRMA)的统计,2002年,财富500强企业的药物利润是所有工厂平均值的5.5倍。2007年9月的《美国医学新闻》(Med Ad News)报告称,美国最大的20家制药公司的净利润加起来约有1 100亿美元。说得更明白点,这个数额相当于比政府提供给美国国际集团贷款的一半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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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用不了两年,单凭制药业自身的利润就能还清美国国际集团所有的债务。这种事当然不会发生,但这倒能让我们客观看待那些曾令我们震惊一时的美国国际集团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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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制药公司和医疗保健机构为其股东获利的信托责任也有着令人不安的一面——一个难于应对的道德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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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性公司对救人性命的唯一药品收多少钱才算合理呢?从严格的经济角度看,答案是:价格越高,想买的人就越多。这只是个简单的供求问题,对救命药品的需求总是很高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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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生死问题,我们总觉得这是不对的。面对身染重病的儿童,即使是我们中间心肠最硬的人都愿意尽最大努力减轻他们的痛苦——几乎不惜任何代价。所以如果必须决定一个人是死是活还是受罪,盈利性公司该怎么做?一方面,公司无论按照法律还是道义,都有责任尽可能为股东创造最大利润;而另一方面,公司同样也有救死扶伤的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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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和人,对投资者的责任和对人类的责任,孰轻孰重?一个公司如何才能做到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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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反应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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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货币、利润和史前本能对现代人类行为的影响。但是极端经济学超级文化基因还有第四个副产品,其力量也同样强大:在商业原则盛行时,巨大的压力迫使个体快速高效地解决复杂问题。相对于速度较慢的深思熟虑和有条不紊的检查,人们更崇尚快速果断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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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段时间,五年战略计划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今天认真对待五年计划的公司和国家越来越少,或许他们已经完全取消了这个程序。投机取巧、灵活、迅速应对变化的市场环境成了21世纪游戏规则的代名词。当你思考世界是如何在这么短时间内变得如此复杂和瞬息万变时,你还能责怪我们吗?如果全球环境瞬息万变,制定长期战略简直就是白费工夫。这一分钟通用电气还在进军蓬勃发展的计算机产业,火速收购一个又一个公司,下一分钟他们就退出了。今天微软和谷歌还即将联手,明天他们就表现得好像竞争对手一样。这个星期一家公司骄傲地宣布他们的盈利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测,下一星期他们的股票就暴跌了。复杂性不断升级,而环境还迫使你迅速做出反应,这不仅导致公共政策摇摆不定,而且连一度坚稳的财富500强企业也对解决方案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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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快意味着有能力,而慢则意味着无能;快意味着善于把握机会,而慢则意味着我们落后了;快意味着机智灵活,而慢则意味着因循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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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我们的社会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们的董事会会议室和白宫需要的是雷厉风行的果断领导人。我们要的是坚强、有商业头脑、理性的实干家,他们能够迅速对情况作出评价并付诸行动。我们从不关心现在面临的问题比以往问题要复杂得多,从不关心这些领导人的生物构造和我们没什么不同,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会被复杂问题搅得晕头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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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中,迅速行动的压力迫使我们将华尔街股市行情同孟加拉的黄油产量作比较,限制家家户户的马桶数量,指责萨达姆·侯赛因一手导致了“9·11”事件。这种压力让整个社会匆匆忙忙地陷入战争,匆匆忙忙地起草新法案,匆匆忙忙地投资于下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到处都是匆匆忙忙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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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现代文明面临的每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性问题,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迅速解决的。也不能既少花钱又省力地补救,或者通过一连串缓解措施来减轻一个个症状。如果长期投资和计划还是得不到重视,如果我们只实施短期就能见效的解决方案,那就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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