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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崩溃的文明：我们的绝境与出路 5月一个凉爽的下午，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可持续商业发展运动的倡导者保罗·霍肯（Paul Hawken）站在2009届毕业班前。几个月前，他受邀发表一年一度的毕业演说。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决心要做一场“直截了当、简洁紧凑，诚实热情、激动人心、惊人且绝妙”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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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肯耗费大量心血与现代超级文化基因斗争，所以对于事实和信仰在今日人类进步中的不同作用，他很有发言权。他在演讲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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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别人问我对未来是持悲观态度还是乐观态度，我的回答总是一样的：如果你看到地球上天天都在进步的科学而不感到悲观，那你并不理解这些数据。但是如果你遇到为恢复地球原貌而奋斗的人和为穷人的生活而奔波的人，并且不感到乐观，那你也错了。我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普通人为了恢复这个世界的优雅、公正和美丽而愿意对抗绝望、权力和无法估量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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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肯对我们的境况心知肚明。威胁人类进步的破坏性信仰是人为的，所以不是永远存在的。所以“普通人”可以克服根深蒂固的超级文化基因，再次恢复知识和信仰之间至关重要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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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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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个体克服一切困难战胜超级文化基因的例子有很多。但是进步往往以巨大的个人牺牲为代价。1635年，伽利略由于发现地球围绕太阳转动而被天主教会以异端邪说之名判处监禁。虽然由于同事们的请求，当局对他重罪轻罚，审判结果改为软禁，但他后半生的行动一直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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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达尔文在16年中都不愿意发表《物种起源》，是因为惧怕自己的家庭可能会遭到拘泥于字义的宗教教徒的攻击。他的担心没错。教会和很多他的同事、朋友和亲戚都排斥他，认为他的理论纯属异端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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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事例是对马丁·弗莱施曼（Martin Fleischmann）和斯坦利·庞斯（Stanley Pons）两位物理学家进行公开羞辱、指控他们无能并对其进行迫害，迫使这两位声称发现了冷聚变的科学家躲到英国和法国乡间避难。然而，从1989年他们的发现被公开以后，他们的实验结果现在已被全世界众多独立实验室证实，麻省理工学院的科普作家尤金·马洛夫（Eugene Mallove）博士声称：冷聚变的证据非常令人信服，现在已经是确定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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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超级文化基因需要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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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欣慰的是，非理性反对、指责个人、假关联、筒仓式思维和极端经济学等超级文化基因无法与解决问题的洞见抗衡。迪安·卡门，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吉姆·沃森和E·O·威尔逊不太可能被非理性的信仰和常见的习俗所阻挠。事实上，随着对重要发现的抗拒不断升级，这些不屈不挠的斗士们变得更有活力，更加坚定地要为更大的利益进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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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2006年6月，身家420亿美元的金融巨头巴菲特宣布将捐出自己财产的85%，首先捐款15亿美元给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用于抗击疟疾、艾滋病和肺结核；另一部分将用于改善全世界的教育状况。然后在2010年，比尔·盖茨又拿出100亿美元用于为贫困国家开发和发放免费疫苗。而2005年，E·O·威尔逊和尼尔·帕特森（Neil Patterson）和其他前瞻思想家组建了E·O·威尔逊生物多样性基金会（E.O.Wilson Biodiversity Foundation），该基金会正在开发第一套全面且免费的在线生物学教科书。他们的目标是让地球上的每个男女老幼都能了解关于地球生命的所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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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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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迄今为止，成功战胜现代超级文化基因的一个最典型的先驱是孟加拉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他开创了“小额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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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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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穆罕默德·尤努斯由于完善和推广小额信贷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这个奖项他已经期待已久。对于不熟悉尤努斯的人来说，他似乎是一夜成名。但是根据尤努斯的讲述，这是一个30年的艰辛历程，一路上经历了无数非理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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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尤努斯开始试验将钱借给贫困人口的想法，当时正值孟加拉国面临严重的饥荒。他开始做得很小。他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856塔卡，相当于当时的27美元，借给了乔布拉小镇上42个勤劳能干的编筐妇女。妇女们用这些钱购买原材料，在附近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她们希望能挣足够的钱来养家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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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很短的时间内，42个妇女都做起了自给自足的小生意，并且全额偿还了贷款和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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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困扰着尤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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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和放贷者收取高昂的利息，按照这些有经验的人的观点，把钱借给穷人很危险。因为他们没有资产，所以很可能把钱挥霍一空然后不还贷款。所以当妇女们很快把钱还给他而且向他表达感谢时，尤努斯开始质疑这个长期以来的看法（文化基因）——不能把钱借给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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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看法对吗？人们不还贷款的唯一理由就是害怕失去资产吗？一个群体渴望成功，渴望自给自足的欲望有没有可能也是强大的还贷动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