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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近的全球经济衰退为例。在美国政府对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提供财政援助仅仅几个月之后，我们已经抱怨美国国际集团发奖金是挥霍无度。稍后我们又盯上了汽车业高层，认为他们乘坐私人飞机去华盛顿是巨大浪费。在我们的心目中，发奖金和乘私人飞机就是乱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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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浪费和失败的承受能力低到了危险的地步。如果我们能有优秀的风险投资家那样的思维方式，那么即使70%的援助资金被浪费了，只有30%达到了政府预期，我们眼睛都不眨一下。如果每10块钱中，只有3块钱阻止了美国汽车制造商陷入更深的衰退漩涡中，你会怎么想呢？我们会认为这是个巨大的失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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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一个文明面临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时，能否继续发展，取决于这个文明愿意承受多少毫无结果的努力和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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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问题越是复杂，我们的预期就越低。如果不能理解我们面临最大威胁的原因或性质，那么我们就不太可能找到准确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必须像风险投资家那样承受浪费的风险，才能保持前进。为了从少数项目中获得巨大的回报，我们必须接受在高度复杂的环境中多数解决方案会失败，只有少数才会成功的事实。这就是进步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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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中的并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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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平行渐进在风险资本中的运作原理，但它如何运用于国家政策之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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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只要是可以改善情况的解决方案，都可以同时推出，而不是等一个失败了再换另一个。换言之，我们运用能调动的所有资源来攻击最大、最危险和最持久的问题：并非坐等其是否见效，并非每次只尝试一种方法，并非经过进一步研究来确定哪个方案花钱换来的价值最大，或争论哪个是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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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会积极地开展多项公共工程来缓和未来干旱的影响，并且立即实施：建立海水淡化处理厂，兴建大规模的新水库，对修建私人地下蓄水池的人给予税收优惠，开展旨在从大气中提取水分的技术研究，修建大规模管道系统将水输送到干旱地区，资助旨在“人工降雨”的研究，等等。我们不会争论这些计划中哪个最有用最省钱。我们也不会依靠这一系列的缓和措施，因为已经意识到时间的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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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幸的是，未来最容易受干旱影响的地区却严重准备不足。和数千年来实施多种实际补救措施的玛雅人一样，现代社会也屈从于非理性的否定和方便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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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一点来说，加利福尼亚目前应对水资源严重短缺的方式，和各国政府对待其他可怕威胁的方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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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过度捕捞为例。人类消耗海洋生物的速度超过了海洋补给的速度，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由于技术提高，大型船队更加容易定位鱼群。我们严重地破坏了这个重要食物来源和整个海洋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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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统计数据千差万别，但你愿意相信哪一个都无所谓，因为结果都一样令人担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尼克·纳托尔（Nick Nuttall）宣称，粮食及农业组织报告表明，截至2004年“全世界超过70%的鱼类已经开发殆尽或枯竭”。纳托尔报告称：“在过去的10年间，北大西洋地区经济鱼类种群中的鳕鱼、黑绒鳕和比目鱼下降了95%，激起采取紧急措施的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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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捕捞的后果现在才刚刚引起人们的注意。比如，秘鲁海岸沿线由于过度捕捞凤尾鱼，导致凤尾鱼产量一年间就从10.2吨猛降到4吨。1992年加拿大纽芬兰的鳕鱼渔业彻底崩溃，导致4万人失业。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渔场也迅速步其后尘。绿色和平组织感叹说：“渔业部门非但没有寻求长期解决方案来应对这些问题，而且又将注意力转到了太平洋——但这不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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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不管我们将目光投向哪里，满眼都是短期缓解方案的泛滥成灾，比如换个地方捕鱼。只要问题不出在我们自家后院，我们在乎什么？这和增建监狱的问题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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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过度捕捞是个高度复杂的系统性问题，牵涉到很多因素。首先要考虑渔民的商业权利。很多人祖祖辈辈都在同一片水域里打渔为生。你能责怪渔民为了提高收益而利用最先进的声波定位仪和渔网吗？然后就是鱼——它们怎么能胜过技术呢？它们不太可能进化出新的工具来战胜人类不断发展的捕捞能力。再来考虑消费者。鱼类是全世界很大一部分人口的主要蛋白质来源，所以过度捕捞会严重影响很多人的生存能力。另外，我们还必须考虑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为了达到捕捞定额，渔船开始越过长期遵守的领海线。最后，当然不能漏掉生态学家、生物学家、自然主义者、学者和他们的信徒，他们担心过度捕捞使海洋生物乃至整个星球遗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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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过度捕捞牵涉到很多群体的权利。它是个高度复杂的多层面问题——仅仅通过创建“可持续鱼”餐馆和提高超市里的金枪鱼价格等缓解措施不太可能解决。情况没有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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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来看，阻止海洋过度捕捞和解决恐怖主义、监狱人满为患或世界金融危机没什么不同。需要做的努力也不亚于改善失败的公共教育体系或控制吸毒蔓延。这与我们在二战中面临的挑战也没什么不同。在每种情况下，缓解措施要想取得成功，就需要在多个阵地同时对问题发起进攻：政治、经济、法律、国际、教育、文化和生态方面。只有过度捕捞问题的方方面面——从渔民谋生的权利到宁可牺牲利润来保护地球人的权利——都获得了同等的关怀，才有可能阻止问题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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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渐进策略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迫使缓解措施应对整个的系统问题，而不是只治疗单个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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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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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问题复杂到无法理解或难以控制时，平行渐进策略是最有效的缓解措施。不过，任何缓解战略——不管是单一的还是多层面的——都只是暂时的。更长远的解决方案呢？我们能否永远弥合复杂性和认知之间的鸿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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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现代人又拥有了两个古代文明不具备的武器：恢复知识的地位和发展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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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崩溃的第一个妙药，是恢复知识和信仰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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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打破人类盛衰的历史模式的一个方法，是积极地维持一个文明既追求知识也重视信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正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在未证实的信仰和经证实的事实并存时，社会和个人都会进步。只有当复杂性导致知识的获取变得非常困难时，信仰才会取而代之。正如我们看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一些信仰成了占据统治地位的超级文化基因，从而阻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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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缘故，当一个社会崇尚对知识的追求时，它就能够抵制信仰的入侵，也就使文明免受超级文化基因的操纵。我们就会将事实和知识视为避免自己屈服于理性信仰的强大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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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有很多方法可以保护对知识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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