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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现代人又拥有了两个古代文明不具备的武器：恢复知识的地位和发展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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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崩溃的第一个妙药，是恢复知识和信仰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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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打破人类盛衰的历史模式的一个方法，是积极地维持一个文明既追求知识也重视信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正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在未证实的信仰和经证实的事实并存时，社会和个人都会进步。只有当复杂性导致知识的获取变得非常困难时，信仰才会取而代之。正如我们看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一些信仰成了占据统治地位的超级文化基因，从而阻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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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缘故，当一个社会崇尚对知识的追求时，它就能够抵制信仰的入侵，也就使文明免受超级文化基因的操纵。我们就会将事实和知识视为避免自己屈服于理性信仰的强大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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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有很多方法可以保护对知识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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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办法是保持教育机构的完整健全，使其免受超级文化基因的影响。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大学和学院为了得到资金，日益听命于大型企业的资金支持。其结果是，有商业价值的研究比旨在获取知识的研究更容易得到资金支持，这极大影响了大学的首要任务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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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重要的学习机构代表了知识和信仰间的不平衡所达到的程度。超级文化基因（比如盈利能力、生产力、投资回报和其他经济原则）对高等教育机构日程的推动作用越大，大学就越不可能从事短期内产生不了商业效益的研究。很多高校管理人员承认为此感到气馁，但是为了避免大学破产，他们又不得不这么做。他们一方面尽力迎合经济原则，同时又尽力保持对追求知识和人类进步的尊重，因而陷入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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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主动设定一个限制，规定大学捐款中有多少可以来自企业，今天大学的情况会好一些。大学不能谁的钱都要，而是要明智地抵制诱惑，免得沦为商业企业的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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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学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知识在很多其他领域也同样失去了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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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调查性新闻报道所需的预算和时间也迅速成了过去时。现在几乎没有报纸或新闻节目会动用所需的资源来进行深入长期的调查研究。没人想花这份钱了。不获取第二方第三方资料就匆匆忙忙地赶出一篇稿子，其结果无异于道听途说：新闻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他错报了布什总统的服兵役记录；《纽约时报》作家杰森·布莱尔（Jayson Blair），他被指控在1999～2003年间在其新闻故事中剽窃和捏造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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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个人的私生活中，我们都没时间研究事实。复杂性不仅让我们难于分辨事实，而且互联网和快捷通信也造就了庞大的信息流。这么多信息以如此快的速度不断涌现，我们根本难辨真伪。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几乎没什么选择，只能依赖专家、名人和脱口秀主持人替我们浏览相关的“事实”，并代表我们下结论。所以，虽然我们忍不住要对大学、媒体和其他机构指指点点，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自己也负有一定责任，因为我们不情愿投入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分清事实和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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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方法可以提高理性思维、改善研究现状，得到更可靠的科学证据，以防范破坏性的信仰——要么在新闻室里增加几个事实核查员，要么就投入必要的时间和资源撰写真实深入的新闻故事；还可以呼吁政府补贴报业，让每个人都能得到免费报纸；也可以要求社会将教师作为薪酬最高的职位之一，以便吸引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进入教育领域——他们会让大一学生对学习充满兴趣，激励年轻人清楚地区分哪些事情只是他们以为是正确的，哪些才是可以被证实为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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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好的社会中，提升知识的地位，会引起朋友们和邻里间举行每周一次的“讨论组”，其目的是了解一些令人困惑的话题的基本信息，比如医疗、金融、全球气候变暖和恐怖主义。也许这些讨论组会像曾经席卷美国的每周读书俱乐部那样盛行，那个俱乐部得益于奥普拉的倡导。也许人们会坚持不限于一种视角的阅读和倾听。福克斯新闻的忠实观众每周会看一两次微软全国广播电台的节目，反之亦然。我有个好朋友每天早晨读两份报纸，一份国内一份国外，就是为了尽可能获得客观的观点。她承认这不仅琐碎，而且要多花钱，但是她认为只有这样自己才能避免文化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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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对知识的追求提升到和追求金钱与便利同等重要的地位，文明会重新找到繁荣所依赖的平衡。这意味着知识必须变得像名人一样重要，像成功一样有价值，像看法一样普遍，像传统一样受人尊重。只有那时，信仰和知识才能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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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那时，宗教和进化之间古老的辩论才会适可而止。由于我们承认人类既需要知识，也需要信仰，我们就有了一个新武器，去抵御那些只赞同二选一的极端主义分子。我们也许并不确切地知道进化论怎样与宗教教义调和，但那并不意味着其中一个是错误的，因而对于人类进步就不是必须的。它只是说明我们现在还不具备调和这两者的认知能力——就好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牛顿的引力说，我们至今还想不出这两种规律怎么能并存。但这又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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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继续坚持一个观点是对的而另一个是错的，知识和信仰之间的平衡就仍然不稳固。不管是坚称宗教信仰对人类有害无益的科学家兼无神论者理查德·道金斯，还是经常阻碍理性思维的牧师，他们对文明的进步都有危害，因为他们忽视了一个历史事实：我们这个物种自起源之日就不仅追求数据，而且追求神性。各执一词的专家无异于让我们在两个同样宠爱的孩子中选择一个：我们求知的需要和寻找信仰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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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监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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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最需要知识和事实的人就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层。随着危险的全球问题日益复杂，迅速有效地解决问题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政府领导人往往发现自己的决定是基于混乱的逻辑和未证实的信仰，而不是理性的事实。由于分不清楚哪些是正确的科学数据，哪些只是理论、相关性和猜测，结果导致最高层领导人草率地得出危险的结论，这会让整个国家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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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承认几乎没什么确凿证据能证明，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这就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理由。科林·鲍威尔把一些模糊的卫星照片摆在联合国的地板上，其中有些连地面情报机关都无法确定。这就是美国掌握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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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之后，由于危机感增强，美国领导人比以往更搞不清楚事实和信仰。虽然没掌握多少事实，但在摧毁敌人的欲望驱使下，2002年白宫和国会一致投票通过“批准使用美国武装部队攻打伊拉克”。如此一来，对事实和推测的混淆导致了一个非理性的草率决定，这个决定让数千军人和平民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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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战争只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说明信仰已经如此强大，连领导人和专家都受其蛊惑以至于看不清事实证据。最近，关于美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争论主要是由华盛顿特区的政治家们发起的，他们都拥有法学或商学学位。据我所知，他们中只有一个医生。同样是这群人，他们还负责制定诸如干细胞研究、全球气候变暖、核技术和教育等复杂问题的决策。由于这方面的数据和报告都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之外，他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因而很难理解；加之这些报告和数据都十分浩繁，不可能全部通读或仔细审核，所以他们被迫依靠本能、工作人员、政治和信仰。没人指望政府官员在各个领域都是专家，但我们也不希望他们对危险问题做出肤浅的裁决，而不去咨询该领域最可信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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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不去咨询权威，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或金钱来聘请专家或整理没完没了的海量数据和知情意见，会发生什么？有没有办法预防领导人根据信仰进行决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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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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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几个人知道1951年哈里·杜鲁门总统也有过同样的担忧。所以他开始谨慎地邀请科学家去白宫，和他进行私人会面。这些科学家不收费，也不希求名声、财富或铁饭碗。杜鲁门清楚地说明，会面的目的只是总统本人想从全国最聪明的人那里直接听取纯粹的事实。这是杜鲁门平衡事实和政治议程的办法，通过这种方式，他可以避免后者对最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有任何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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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杜鲁门之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也开始邀请美国最卓越的科学家来提供咨询。二战以后，美国越来越害怕失去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所以在1953年，艾森豪威尔开始非正式地邀请科学家小组去白宫。艾森豪威尔声称，对于平衡他从美国军方和内阁成员那里得到的有关新型雷达、核能和空间技术方面的信息，这是最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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