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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之后，由于危机感增强，美国领导人比以往更搞不清楚事实和信仰。虽然没掌握多少事实，但在摧毁敌人的欲望驱使下，2002年白宫和国会一致投票通过“批准使用美国武装部队攻打伊拉克”。如此一来，对事实和推测的混淆导致了一个非理性的草率决定，这个决定让数千军人和平民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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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战争只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说明信仰已经如此强大，连领导人和专家都受其蛊惑以至于看不清事实证据。最近，关于美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争论主要是由华盛顿特区的政治家们发起的，他们都拥有法学或商学学位。据我所知，他们中只有一个医生。同样是这群人，他们还负责制定诸如干细胞研究、全球气候变暖、核技术和教育等复杂问题的决策。由于这方面的数据和报告都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之外，他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因而很难理解；加之这些报告和数据都十分浩繁，不可能全部通读或仔细审核，所以他们被迫依靠本能、工作人员、政治和信仰。没人指望政府官员在各个领域都是专家，但我们也不希望他们对危险问题做出肤浅的裁决，而不去咨询该领域最可信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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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不去咨询权威，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或金钱来聘请专家或整理没完没了的海量数据和知情意见，会发生什么？有没有办法预防领导人根据信仰进行决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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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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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几个人知道1951年哈里·杜鲁门总统也有过同样的担忧。所以他开始谨慎地邀请科学家去白宫，和他进行私人会面。这些科学家不收费，也不希求名声、财富或铁饭碗。杜鲁门清楚地说明，会面的目的只是总统本人想从全国最聪明的人那里直接听取纯粹的事实。这是杜鲁门平衡事实和政治议程的办法，通过这种方式，他可以避免后者对最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有任何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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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杜鲁门之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也开始邀请美国最卓越的科学家来提供咨询。二战以后，美国越来越害怕失去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所以在1953年，艾森豪威尔开始非正式地邀请科学家小组去白宫。艾森豪威尔声称，对于平衡他从美国军方和内阁成员那里得到的有关新型雷达、核能和空间技术方面的信息，这是最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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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随着前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冷战的紧张气氛达到了新高度。军方的结论是“苏联在国际弹道导弹上领先于我们，这非常危险”，其证据就是人造卫星的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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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段忧心忡忡的时期，艾森豪威尔总统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于华盛顿之外的专家。事实上，科学家的参与已经不可或缺，总统决定正式成立这个组织，将这个最初由杜鲁门发起的聚会重新命名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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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约翰·肯尼迪总统完善了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在剖析复杂科学研究方面的作用，因此也可以用来影响公共政策。肯尼迪在承诺要将一个人送上月球后，他将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关注核心从军事扩大到空间探索（组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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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查尔斯·汤斯（Charles Townes）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执政期间，经常受邀参加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据他回忆，美国最著名的15～20名科学家每个月去一次白宫，就最迫切的问题和总统展开讨论。每次根据科学家的专业知识来确定邀请哪些人。除主席外，那里没有拿固定工资的工作人员。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目标是，国家每个月能够有几天从全国最聪明的头脑那里受益。这项公民义务受到每位科学家和专家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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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到达白宫以后，先被隔离1～2天，在没有外界监督和干扰的情况下开始内部研讨。然后在最后一天和总统进行私人会谈，直言不讳、不受审查地表达他们集体思考的结果。专家与专家之间、专家与总统之间并不总能达成一致。但是只要他们提出自己的发现——不管是胜利、失败还是平局——这些临时顾问们就可以回家忙自己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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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1973年，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解散了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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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行动斩断了一个获取客观事实的重要途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终结，标志着美国正走向错误的方向，这和玛雅人停止修建水库而改用人类牺牲来安抚神灵的决定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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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是如何衰落的》（How the Mighty Have Fallen）的作者理查德·加温（Richard Garwin）指出独立专家“日益屈从于政治和意识形态考核”，这使得总统办公室很难获得客观的信息。他指出，很多人认为取消提供公正事实的机构——比如技术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和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这类机构——相当于“对着自己的大脑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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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2001年，乔治·布什总统想重建一个与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类似的组织，于是组建了总统科学和技术理事会（PCAST），该组织由总统指定的人组成。按照布什总统的预期，总统科学和技术理事会是艾森豪威尔那个组织的升级版。但是总统科学和技术理事会和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那个曾经对总统直言不讳的重要信息来源）只有一点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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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总统科学和技术理事会受到科学和技术办公室（OSTP）的严密监督。科学和技术办公室是一个由全职华盛顿雇员组成的部门，其头领是约翰·霍尔德伦（John Holdren）博士。他不仅担任总统科学和技术理事会的副主席，还担任科学和技术办公室主任，另外他还是总统的科学技术助理。这意味着所有的专家、指定人员、研究、建议等都要先经过霍尔德伦以及科学技术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审查，然后才能到达总统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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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初衷是平衡华盛顿内部的那些观点，而不去考虑政治影响或者科学家们的建议是否支持现有政府的政策。所以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所有会议都是和总统在私下里召开的，几乎没有工作人员参加，也没有媒体参加，不向公众开放。这让科学家能够畅所欲言，而不必担心政府的议程或自己是否会丢掉饭碗。而总统科学和技术理事会的会议恰恰相反：会议受到科学技术办公室和霍尔德伦的管理，而且每次活动都要向媒体开放，受到公众监督的压力，这阻碍了新观点的自由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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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最近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为例。总统指定的35人组成的专门小组聚集在一起来提出建议——其中没有一个人掌握与海上油井漏油相关的专业知识——而能够立即拿出对策来应对这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生态灾难之一的科学家却被拒之门外。总统没有到白宫外面召集高度专业化的专家队伍，却主要依赖科学技术办公室和总统科学和技术理事会的指定人员。这样过了好几天，总统才开始征询外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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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华盛顿的工作效率非常低，普通老百姓要与科学技术办公室、白宫或其他政府机构直接连线，几乎是不可能的——像演员和倡导者凯文·科斯塔纳（Kevin Costner）这样的人——几乎别无选择，只有通过部署自己的专家队伍采取私人行动，同时力劝其他群体不要坐等华盛顿实施现成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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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虽然我这样可能招致别人的指责，说我传播错误信息或宣扬对立行为，但是我还是要第一个公开表明：总统科学和技术理事会不是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两者不是一回事。曾经每个月集会一次向全国最高机关提供纯粹真理的流动专家组，已经简化为科学和技术办公室的延伸——远远不是原来那个客观强大的问题解决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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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天的公众和地球迫切需要伟大的首脑挺身而出，其迫切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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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社会接近认知门槛，国家需要立即重组总统科学和技术理事会或恢复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并鼓励每位众议员和参议员尽可能多地和华盛顿外面的专家接触。为什么不把这个树立成全世界的新榜样：一个政府通过依靠一小撮天才和远见者抵御超级文化基因的渗透，一个政府利用其智力资本走出僵局，并走上一条合理的可持续道路？如果美国认为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是引领自由世界，那么现在就必须做个带头榜样。这样一来，美国贡献给人类的真正礼物就是安全地迈过不可避免的危险的认知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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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是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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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那个古老的日本寓言吗？当农夫问僧人他到底是神、神的化身还是人时，他回答说：他只是“觉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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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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