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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厄斯最出色的伙伴之一、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和他的学生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共同系统论述了所谓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他们提出：假定语言决定了认知，而世界上的各种语言差别极大（参见第十五章）；与基本的文化相对论一致，该假说暗示，比如说，霍皮印第安人（Hopi Indians）看见和感受世界的方式与西方人的方式基本上是不同的，因为他们各自的语言结构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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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博厄斯的影响，从摩根开始的唯物论传统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隐至幕后，而在后来以文化生态学和新进化论的面目重现江湖，摩根的理论遗产也被许多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所认可。但是现在，摩根的进化主义被牢牢地转移到了次要地位，这可能是受到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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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英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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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美国人类学已经成形，一方面是受博厄斯和他的相对论关注点的驱动，另一方面是感知到在本土文化不幸消失之前进行记录的需要。与此同时，在主要的殖民强国大不列颠的情况却非常不同。殖民机构和在殖民地工作的人类学家之间存在多大程度的共谋，一直是个引起争论的问题（Goody 1995）。但是帝国主义的事实对于英国人类学家来说，即使是含蓄的，也是一个无可逃避的前提，至少在去殖民地化之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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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拥戴为现代英国社会人类学奠基人的是波兰移民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1914－1918年间，他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Trobriand Islands）花了两年时间进行的田野调查为民族志资料的收集建立了一个标准，至今基本上仍然没有受到挑战。马林诺夫斯基强调，为了“从内部”了解其类别、理解各种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之间常常是微妙的相互联系，我们需要适当地学习当地语言和深入详查社会的日常生活。马林诺夫斯基尤其强调行动的个体，他将社会结构看做是行动的框架而不是行动的决定因素。他的写作涉及面很广，从园艺巫术、经济学、技术、性，到令人困惑的库拉（Kula）交易（参见第十二章），他常常介绍新的论点。尽管他涉及了许多一般关注点的话题，但他几乎总是以他的特罗布里恩德民族志为起始点，用其非常琐碎的地方性知识，展示一种与前人非常不同的概括方法。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一个社会所有的机构都是从内部紧密相连的，因而强调研究每个社会或文化现象都应该置之于整个环境。他还认为，人类天生的需求是社会制度发展的驱动力，因此他的功能主义标志常常被描述为“生物心理学的功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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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另一盏明灯是拉德克利夫-布朗（1881－1955），他在短时期之内比他的对手具有更强的影响力，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影响却迅速地衰弱。作为涂尔干社会学的仰慕者，拉德克利夫-布朗自己相对来说，较少参与田野调查，而是以发展一种“社会的自然科学”作为目标——用百科全书编撰者的精神；在那里，社会整合的普遍法则是可以被系统格式化的。他的理论，如我们所知的是结构-功能主义，在理论上不重视行动个体，而是强调社会制度（包括宗族系统、规范、政治，等等）。根据这种观点，大多数社会和文化现象都可以被认为是具有功能的，因为它们为维持整个社会结构做出了贡献。他的一些最重要的论文被收集在《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1952）一书中，在书中，他根据自己的观点展示了社会是如何整合的，以及社会制度是如何相互增强和维持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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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科学理想来自自然科学，他希望发展出精密，度可与物理学和化学相媲美的“社会的普遍法则”。这种方案已经被大多数人类学家所摒弃——似乎结构-功能主义徒有其表——但是，尤其在欧洲，当代人类学家提出的许多问题，最初却是被拉德克利夫-布朗所框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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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强调的重点不同，但两个英国学派都具有社会学的视角（这一点，他们和大多数美国人类学家不同），都倾向于将社会制度看做是具有功能的，都和传播论及进化论的大肆宣扬保持距离，在后一代的学者看来，两个创始之父的影响可说是相融合的（Kuper 1996），尽管结构的不同解释和以行动者为中心的不同说明之间的张力，即使在今天的人类学看来，仍然非常强劲而多产（参见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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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包括一些重要的名字，如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奥德丽·理查兹（Audrey Richards）、艾萨克·沙佩拉（Isaac Schapera），而拉德克利夫-布朗，除了有学生普里查德和迈耶·福特斯（Meyer Fortes）——这两人可能是英国1950年代最有权威的人类学家——之外，他还在海外广泛地讲学，将他的社会人类学品牌介绍给了一些殖民地大学（特别是悉尼和开普敦），还有芝加哥。英国人类学，经过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之后第一代继承人的类型化，其特色定位于亲属制度、政治学和经济学，其代表作是也许比同时期的任何其他专著都要出色的普里查德的巨作《努尔人》（The Nuer，1940），这本著作展示了一门结合了详细的民族志、比较法和雅致模型的学科所具有的学术力量（后来，他的模型受到批评，因为它太雅致了而不符合实际——一种非常马林诺夫斯基化的反对观点，参见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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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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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类学和民族学在德语地区仍然是重要的主题，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们却严重滞后。在法国，却是另一番景象，整个20世纪，法国与英国和美国都是人类学思想和研究的主要中心。1903年，涂尔干就已经和他的侄子莫斯（Marcel Mauss，1872－1950）一起出版了关于知识体系的重要论著《原始分类》（Primitive Classification）（Durkheim and Mauss 1963）。1909年，阿诺德·范·盖内普（Arnold van Gennep）出版了《过渡仪式》（Les Rites de passage），对启蒙仪式进行了原创分析（这个话题后来成为该学科的主要产品之一，参见第十四章），而哲学家利维-布留尔（Lucien Levy-Bruhl）呈现了一个理论，他称之为“前逻辑”，后来遭到普里查德、莫斯和其他研究“原始思维”的人的反驳。一支由年轻的民族史学者马塞尔·格里奥勒（Marcel Griaule）率领的从达喀尔到吉布地的大探险队（1922－1923）和“传教士转型为民族史学者”的莫里斯·里汉德（Maurice Leenhardt）对新苏格兰本地人的意义深远的描写，为法国人增添了大量新鲜的经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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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正在形成的英国传统少一些方法论纯粹主义，比美国人多一些哲学冒险精神，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国人类学在莫斯的领导下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内陆风格，这一点可以由涂尔干所创立的知名学术期刊《社会学年鉴》（L’Année Sociologique）所见证。从未亲自做过田野调查的莫斯，凭借他广阔的语言学、文化历史和民族志研究的知识，写出了一系列渊博、简洁的原创文章，从礼物交换谈到民族、身体和个人构想。从那以后，他的主要杰出著作在英语世界总是得到不时重温和适时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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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的理论地位很复杂。他非常推崇系统比较，相信所有时间和所有地点的社会生活存在周期性再现的模式。但是，他又经常在推断不同社会之间的异同点时，做出相对主义者的注解。如同拉德克利夫-布朗，莫斯也受到了涂尔干的激发，却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他不是要发展一种具有完全“法则”的“社会的自然科学”，他的目标在于对差异极大的社会进行描述和分类，以便找到类似的结构。通过这种方法，他希望能够建立一种大范围社会生活的理解。莫斯实际上从未以自己的名字出版过著作，他的著作《礼物》（The Gift，1954[1923－1924]）最早出现在《社会学年鉴》一刊中，在涂尔干1917年去世以后，莫斯自己接管了这本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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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也从来没有做过民族志田野调查，但是他广博的语言学知识和文化历史知识使他对当时的现象如献祭、赠礼、人格和民族等做出了一些非常尖锐的分析。不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的大量精力都花在了补充和出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去的同事们留下的未完成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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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在20世纪的人类学界被看做是最重要的单篇文本，莫斯短暂的研究生涯也一直都有人解读和仰慕。讽刺的是，杜蒙（Dumont）回忆道，从未亲自做过田野调查的莫斯竟花了好几个每周专题研讨会详细讲授观察中的各种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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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从进化论者的理论和宏大分析转向具体的、翔实的和以经验为基础的工作，这一趋势以不同的方式在英国、美国和法国发生，总体看来，不亚于知识界的一场革命。短短几年间，泰勒、摩根甚至弗雷泽的著作已经被归类于历史的尘埃，这门学科在事实上被一小群学者所接管，他们把深入的田野调查、文化相对论、单个小范围社会的研究和严密的比较看做是新的学科规范的精髓。今天的学术机构、会议和学术期刊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观点之上，那就是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与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以及莫斯是分不开的。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其他国家的人类学传统也是如此（参见Vermeulen and Roldán 1995），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墨西哥、阿根廷、荷兰、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以及部分的德语世界。苏联/俄罗斯和东欧的人类学遵循的是不同的路线，与德国较早期的人民学（Volkskunde）传统还保持关系，该传统更注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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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简单地总结一下，可以说，人类学后来的发展，显示出既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已经奠定好的基础的一个延续，同时也是一个批判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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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下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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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专门从事这个专业的教学和研究的人类学家和人类学机构在数量上获得了迅速增长。这门学科也产生了多种变化，“人口压力”是部分原因。学科出现了新的专业分支，如心理人类学、政治人类学以及仪式的人类学等；地理性的关注焦点得以增多：1920年代的太平洋地区是培育新理论的最肥沃土壤，非洲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扮演了同样的角色，美国人则抢占了研究北美印第安人的先机并贯彻始终，1950年代拉美地区的“杂交”（或西班牙或葡萄牙人与北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社会与印度和东南亚的人类学都引起了很大兴趣，到了1960年代，新几内亚高地也变得同等重要。这些地理性关注点的变化也许是理论发展的后果，因为每个地区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特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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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以后，殖民主义的尾声也影响到了人类学，从普通意义上说，在第三世界国家获得做研究的许可变得更加困难，更进一步说，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有些成问题，因为传统意义上“被观察的”人们自己的知识分子和代言人越来越多，他们常常反对西方人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做出解释。人类学不仅在规模上得到发展，在知识和学术方面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增强。但是当时的局势本身也提出了特殊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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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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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第一个重要理论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作为莫斯的仰慕者，列维-斯特劳斯（1908－）也像他一样，不是一个以田野调查为主的学者，而是基于结构语言学、莫斯的交换理论和利维-布留尔的原始心智理论（这是列维-斯特劳斯反对的理论）所带来的灵感，发展出了一个关于人类心智的原创理论。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亲属制度的基本结构》（Les 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 parenté，1969[1949]）介绍了一种关于亲属制度的符合语法的、形式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关于婚姻体系（在不同群体之间交换妇女）。列维-斯特劳斯后来扩展了他的理论，涉足图腾制、神话和艺术。并非无可置疑的结构主义对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产生了远远超出人类学界限的巨大影响，而且法国人类学界的一些当代领头羊都曾是列维-斯特劳斯的学生。英语世界对于结构主义的接受要迟缓一些，因为列维-斯特劳斯的主要作品直到1960年代才被翻译出来。但是它们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大量的追随者和毁损者。结构主义被指责为不可验证，设置了某些人类心智中不可被证实或证伪的特质（最著名的是它的对比或二元对立的倾向），但是不少人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永远面向人类的普遍性，在研究语言和神话等符号系统的时候是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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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结构主义的不同分支，在很长的时间里影响力较小，是由莫斯的另一个学生路易斯·杜蒙（Louis Dumont，1911－1999）所创立的。他是一个精通梵语的印度通，在北雅利安和南德拉威做过田野调查。杜蒙比列维-斯特劳斯更接近涂尔干的社会内聚力的教导，在他关于印度等级制度的主要作品《阶序人》（Homo Hierarchicus，1980[1969]）中，他赞成用一种整体的视角（作为对个体视角的反对），他认为印度人（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一些非现代的人）没有将他们自己看做是“自由的个体”，而是像无法回头的演员陷入一张由许多义务和社会关系织成的网中；在印度，这张网无疑是分等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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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后来的几代主要人类学家，大多数都与列维-斯特劳斯、杜蒙或巴朗迪耶（Balandier）有关，巴朗迪耶是非洲文化研究者，他的政治人类学著作在法国和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同时也激发了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将人类学应用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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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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