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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晚期出现的激进的学生政见，对学术界的强烈冲击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早期，事实上也对各个地方的人类学产生了强烈而短暂的影响。具有更持久贡献的是，法国人脱离了由斯图尔德起始而后由沃尔夫（Eric Wolf）、明茨（Sidney Mintz）和其他人推进的农民研究路线，而是努力综合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不得不提到的还有阿尔都塞（Althusserian）结构马克思主义者和人类学相对论者，他们希望将对当地环境的关注和一种普遍主义的（最终是进化论的）社会理论相结合，特勒（Emmanuel Terray）、梅拉索克斯（Claude Meillassoux），以及可能是最重要的戈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就是其中几位。尽管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最后不流行了，学者们——尤其是那些从事应用工作的——仍然继续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汲取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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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和认知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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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厄斯的理论遗产要旨比唯物主义方法更加真实，认知和符号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十年里得到了迅猛多变的发展，最主要的理论家之一是克利福德·格尔茨，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他写出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极力宣扬诠释学（解释的方法）。他作为一个理论家的创意可能会被质疑——可能的理论家先驱包括哲学家保罗·里克尔（Paul Ricœur），格尔茨提到过他的影响，同时还有普里查德和马林诺夫斯基——但格尔茨作为一个写作者所具有的创意却不容置疑，而且他可能是当代人类学家中最出色的作家。世纪之交，和他一起成为文化相对论的首要倡议者的还有他的同时代人萨林斯，萨林斯出版了一些涉及不同话题的重要著作（从莫斯的交换理论到社会学和库克船长的死，参见第十五章），他不断强调符号王国的独立性，从而认定文化变迁不能借助于物质环境或人的生物性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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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人类学界也是如此，战后，对于意义、符号和认知的兴趣得到了较大发展，特别是1960年代以后（部分归因于对列维-斯特劳斯的较晚发现），直到这时，英国社会人类学才显现出强烈的社会学色彩。有两位学者将结构-功能主义传统与符号和意义研究进行了出色的融合，他们是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和维克托·特纳。特纳曾是格卢克曼的伙伴，他从范·盖内普那里获得提示，发展出了一套对赞比亚的德布人（Ndembu）的成人仪式的复杂分析，既显示了他们功能整合的方面、参与者意味深长的作用方面，也显示了他们更深层次的符号意义。普里查德的学生道格拉斯因其著作《洁净与危险》（Purity and Danger，1966）而出名，她分析了人们关于肮脏和不洁先入为主的观念，以此作为思考社会边界和自然/文化分类的一种非直接途径，因而可以说是将列维-斯特劳斯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结构主义进行了合并。因其多产和创新，道格拉斯也许是今天改良的结构-功能主义者中最主要的辩护人（参见Douglas 1987，以及本书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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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所有这些（和其他）关于从“文化”或“社会”的角度如何感知世界的视角不同，那些强调行为者观点的人类学家辩称道，没有两个个体是以一种同样的方式看世界的，因此将整个社会进行归纳是荒谬的。在此，女性主义的冲击是确定的。19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区分了常常具有很大差异的男人和女人的世界观，他们展示了“社会”的传统解释实际上指的只是男人的视角，因为不管是人类学家还是主要资料提供者都好像是男人（Ardener 1977）。从另一条脉络来说，早先从个体方法论的角度批判过结构-功能主义的巴思分析了新几内亚和巴厘岛的知识体系（Barth 1975，1993，参见第六章），揭示了哪怕是很小的社会其内部所具有的种种巨大变化。一个更加激进的批判来自美国，特别是影响广泛的《写文化》（Writing Culture）（Clifford and Marcus 1986）出版以后，大多数撰稿人都试图说明文化整体和整合社会的观念是人类学家的幻想，他们认为真实的世界比人类学写作中所暗示的要复杂和暧昧得多。同类的其他出版物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营造了对该学科进行批判的氛围，因为包括文化在内的一些中心概念，都被置于严重扭曲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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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符号人类学常常强调文化独特性因而捍卫了相对主义的地位，有时它隐藏的是一种更深的普遍主义。20世纪下半叶语言学最有影响的理论是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转换生成语法，强调所有语言之间的共同点。即使是最强烈的相对主义者也需要一种普遍主义的观念以便于比较，这种普遍主义最终定居在人类结构主义意识中和多种认知人类学中（参见D’Andrade 1995）。而从这种角度看，甚至可以说文化的相对性仅仅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在任何地方，意识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在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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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千年伊始，人类学成为一门多姿多彩和四处蔓延的学科，在每个大洲都有其学术根据地，尽管它的思想中心仍然是世界上说英语和法语的地方。虽然我们仍有可能区分出美国的文化人类学、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和法国的民族学（ethnologie），但是该学科比以往要更加单一化了——也许不是在其观点上，而是研究方法上。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被从事民族志田野调查的学者深入研究过，不过因为世界在不停地变化，总是有新的研究被唤起。专门化研究激增，从民族医药研究和身体到都市消费文化、广告和虚拟空间。尽管19世纪和20世纪的各种宏大理论——从单线进化论到结构主义——大体上已经被抛弃了，却有人提出各种新理论声称能提供一种关于人性的单一观点，例如，进化论和认知科学的新进展对社会生活和人类心智分别做出了野心勃勃的总体解释。考虑到诸如社会组织、知识体系、家族制度、神话和仪式等问题的性质，尽管比其前辈更加专业化的新一代人类学家在各种新的经验环境中尝试进行探索，早期人类学家面临过的困惑和难题仍然还是这个学科的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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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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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 Barnard: History and Theory in Anthrop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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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 Kuper: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sts: The Modern British School, 3rd edn. London: Routledge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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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ry D. Moore: Visions of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ical Theories and Theorists.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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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F. Vermeulen and Arturo Alvarez Roldán, eds: Fieldwork and Footnote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Anthrop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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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 第三章 田野工作及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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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资料的理论是空洞的，没有理论的资料是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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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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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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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在于其十分强调把民族志学的田野工作作为获得社会和文化新知识的最重要来源。一次田野研究可能持续几个月、一年、两年甚至更久，它的目标是对所研究的现象进行尽可能最深入的理解。为了加深理解或记录变化，许多人类学家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多次返回田野点。尽管不同的学派之间存在田野调查方法的差异，他们的一个共识是：人类学家应该在田野点待上足够长的时间，直到他或她的出现在当地居民（也就是信息提供者）看来或多或少是“自然的”事情，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他或她仍然一直是个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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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点，很多人类学家不知不觉中扮演了小丑的角色。他们可能用错误的语法说了奇怪的话，他们询问一些令人吃惊有时是不得体的问题，而且在事情应该怎么做的问题上倾向于打破一些规则。这样一个角色对于田野工作来说，可能是一个精彩的起始点，即使很少人这么干：通过发现当地人对某人自己的行为有怎样的反应，某人获得一个关于他们的思维方式的先期提示。在不熟悉的环境里，我们或多或少都会被看成是小丑；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有这么多行动规则，当你尝试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里参与社会生活时，打破一些规则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在英国，白色短袜配深色衣服被认为是没教养的；而恰巧对当地服饰礼仪不完全精通的人就是这么搭配的。在田野点，已知人类学家们犯过比这严重得多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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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点，人类学家被假定的一个不同的有时更成问题的角色，是专家。很多田野工作者被他们的主人待若上宾、用特别尊敬和礼貌的方式和他们说话，诸如此类。这样，就有可能存在一种风险：主人们耻于将社会中的某些方面展现给高层次的陌生人看，因此田野工作者可能永远也看不到那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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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在田野扮演了什么角色——至少在前期阶段，大多数民族志学者很可能既有点像专家，又有点像小丑——田野工作的要求极其苛刻，既有专业的方面，又有做人的方面。人类学家撰写的整齐有条理的而又丰富多彩的文本是来自一段长期的田野工作的终极产品，而这些田野工作更多的是以厌倦、疾病、个体贫困、失望和沮丧为特征的：很少有人类学家会坚定地声称他们的田野工作是一次持续使人激动的探索旅程、充满愉快的经历。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里，一开始，你在掌握语言和行为规则方面往往比较弱，在许多情境下也会感到无助。此外，你还会遭遇怀疑和敌意，以及在应付不习惯的气候、奇怪的食物和不同的卫生标准时身体的极端不适应。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对于具有“西方”中产阶级背景（这是大多数人类学家的情况）的人来说，去适应那些认为独处是一种可怜或病态情形的社会是一件需要付出很大努力的事情。坦白说，在很多乡村里，你不可能独处，而对于越来越多的那些在现代都市中从事田野调查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并不常见。他们的情况是，问题可能刚好相反：在那些拥有电视机和小轿车的社会里，人们的时间被认为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一个民族志学者可能很快就发现，他或她的到来在当地人中间既没有造成兴奋点也没有引起好奇心，而持久地融入当地生活是困难的。都市的田野工作比乡村的田野工作更容易中断，因而常常依赖于更加正式的方法，如结构性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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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异域情调”的田野工作也不该被不适当地浪漫化。在一些美国当地人中间，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专业的民族志学者的信息提供者，他们花费时间向来访的民族志学者讲解复杂的神话和习俗，一些文化学者因此付给他们可观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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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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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田野工作的基本要求包括尽可能努力地参与到当地生活中去，人类学家也会使用一系列专业化、正式的技术去收集资料（例如，参见Pelto and Pelto 1970；Ellen 1984）。根据其所从事的田野工作的类型，可能会不同程度地运用到结构性访谈、统计抽样和其他技术。多数人类学在田野中依靠正式的技术和非结构参与观察法的结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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