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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的文本通常采用现在时态，其实，一些最有影响力的专论却是半个世纪甚至更久以前写成的。自从最初的田野调查发生至今，它们论及的社会中的每一个个案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通常，田野工作是在一个不平常的而不是“有代表性的”历史阶段进行的。例如，经典的非洲人类学是在英法殖民主义的后期得到发展的，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60年之间。后来，有人指出这个阶段是非典型的，因为这是一段政治稳定时期——在大部分非洲，这个时期以前或以后都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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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类学从未试图取代历史。人类学的分析传统上关注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社会的和文化的相互关系，直到目前，也很少强调导致现状的那些历史进程。在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传统里，目标通常是说明一个特定的社会或文化的运作方式，而不是试图解释它是如何显现的。博厄斯、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都批判先于现代人类学的文化历史学相当理论化的方式。但是，在早期的人类学作品中例示的对于不良的文化历史学的恰当反应，并不是要使历史学也同样失去权威性，而是要提高其历史准确度——正如四位“创始之父”之一的莫斯在其早期的著作中所显示的那样，他的关于礼物交换的文章汲取了大量证明齐备的来自挪威、印度和罗马社会的历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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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日前的人类学工作中历史角度变得更加重要，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大多数人类学研究仍然可以被描述为不考虑历史演进的“快照”。我们可以使用术语“民族志的现在时”去描述相关文献的时态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说，探究努尔人、特罗布里恩德岛民或斯瓦特的帕坦人像专论中描述的那样扮演了一定的文化角色或制定了社会组织的形式是“在什么时候”，这是不相关的问题。对这些人民的研究的重要性主要地并不在于他们的历史的或地理的解释力量，而是在于他们帮助我们从最广泛的意义上去理解社会生活的差异之处和共同之处，他们帮助我们了解人类生活形式的比较性知识。如柯尔斯顿·哈斯查普所说，民族志的现在时并不意味着不受时间影响是其他社会的一个特点，“但是我们确实强调民族志知识胜过经验主义的知识”（Kirsten Hastrup 1992，p．128），因为它加深了我们对于人类总体状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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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历史演进地对社会生活进行研究，这一点也有一种明显的方法论优势。人类学可以被描述为你在河水中跋涉以及河水流动时你进行探究的过程，而历史学家却被迫研究干涸的河床。你不可能对过去的事情进行参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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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许多人类学家沿着克罗伯和普里查德的指引，强调了解社会历史及其对现状的影响的重要性。这是值得的——某些人会认为这绝对是必要的——特别是在研究那些有书面历史记载的社会的时候。而且，各个社会之间的关联常常是理解每个社会的关键，这也只能通过历史的角度进行适当的研究（参见Wolf 1982）。例如，如果没有预先了解关于美国的奴隶买卖和棉花种植园的知识，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英国的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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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民族志的现状和历史的角度不该被看做是相互独立的。对传播论的批判，虽然正确地指出了把社会和文化或多或少当做一个整合系统进行研究的重要性，但也倾向于过分强调相对独立性和社会无变化的特征。在历史资源可资利用的基础上，民族志无疑对理解当前的单个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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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的写作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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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田野工作仍然是产生人类学新知最重要的方法，民族志文本的写作和阅读使专业学界的知识传播成为另一个获得新知的普遍途径。格尔茨宣称，在对以前一些杰出从业者的写作的研究来看，人类学最有特点的活动就是写作。因此，他提醒大家注意这些文本产生的方式（Geertz 1988）。远不是对风俗和文化体系进行客观中立的描写，人类学的写作因作者不同而不同：个人生平、文风和文体、进行写作的历史时期（如殖民主义时期），当然还有田野工作的特点。这些影响人类学知识产生的方面，常常被理解为或忽略为是与最终产品——人类学专著或论文——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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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尔茨的著作中所例示的民族志方法也许看起来会破坏这些著作作为有关社会和文化的知识来源的权威性，而把它们降低为仅只是单纯的文献。尽管有一些非主观的副作用，这却并不是格尔茨的初衷：他赞成更多更专业的阅读，通过他举的例子可以提供对上下文背景的理解，使读者获得鉴赏民族志文本的整体意义的能力。例如，他说明了弗思是如何建立他的民族志学权威的：在其1927年著名的关于蒂科皮亚人的专题论著，书中开头有一大段描述性文字“列举狄更斯的生机和康拉德的厄运”（Geertz 1988，p．13），将他熟悉的事物传达给社会，然后他在接下来的500页中继续用严格的社会学术语进行描述。这一观察并不意味着弗思的工作是徒劳的，而是说，不同的人类学家会写出不同的作品——换句话说，作为作家的人类学家身处田野而具有他或她自己的叙述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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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类学家（或超人类学家meta-anthropologist）近些年来追随格尔茨的指引，将文献批判的技巧应用到了民族志的写作（参见Clifford and Marcus 1986；Manganaro 1990；James et al. 1997），他们提出，如，马林诺夫斯基的风格受惠于康拉德（Joseph Conrad）、普里查德对非洲人的表述受其殖民主义背景和态度的玷污、露丝·本尼迪克特对日本的研究及其著作《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Benedict 1974[1946]）应该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中去理解而不是作为一部学术专著，等等。这种对叙述策略和暗含议程的关注的一种可能的暗示含义是：人类学的研究趋向劝诱而不是说服，它们唤起的东西多过它们描述的东西，它们受作者的个人偏见而不是所研究的社会的影响，而且，它们在读者中间造成了一种“对怀疑的中止（suspension of disbelief）”，主要不是因为所呈现的资料而是因为作者的风格和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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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最近人们对民族志文本写作的兴趣并不足以导致这么偏激的结论。格尔茨的本意并不是要把民族志打发成小说，而是说“我们应该学会用更加具有洞察力的眼睛去阅读”（Geertz 1988，p．24）。长远来看，一些对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文献技巧和个人与历史背景的重要性的了解，只会带来比单纯的阅读更加准确的理解和领悟。1980年代和1990年代，尤其在美国，这种对知识生产的社会环境的深入洞察，导致了“实验民族志”的蓬勃——它试图解决以新颖的方式去表现其他人的难题（参见Clifford and Marcus 1986；Marcus and Fischer 1986），以及“后殖民民族志”的繁盛——由前殖民地人民的成员或外国人类学家所撰写，反驳之前以殖民主义思维方式或至少是异国情调和陈词滥调式的对当地的理解（例如，参见Guha and Spivak 1988；Gupta and Ferguso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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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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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对我族中心主义的讨论中，我提到，如果打算用我们自己社会的标准和价值去评价其他社会的成就，我们将不会达成对那个社会的完满理解。因此，在用我们自己的分析概念去对待异国的社会和文化世界的时候，这成为一个主要的挑战。起因于这个方案而常常被提及的一个相关难题是翻译：我们如何将一种异域人民对世界的体验方式转化成为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式？当我们尝试用我们自己的术语描述别人的社会时，我们如何肯定我们没有误读或歪曲那个社会？以及，浸染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概念和价值观中，我们如何完全肯定，我们彻底理解了异国的社会和文化？这些相关问题对人类学来说是基本的问题，它们将在第十五章被充分论述。现在，我们只将自己限制于这个问题的某些角度的要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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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学科内部，有必要使用一些抽象的术语如亲属制度、社会组织、社会控制、宗教信仰等等。这些术语对于在学科范围内进行比较来说是必要的：比如说，如果我们没有关于亲属制度的普遍概念，要对特罗布里恩德人和雅诺马马人（Yanomamö）的亲属系统进行比较如何成为可能？不过，人类学家使用的这些抽象的、技巧上的术语，在我们研究的社会中很少存在，它们构成的是我们的部分世界，而不是他们的。那么，如果人类学的目标是从内部理解各种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我们如何能够证明，对一个外国社会来说，用确然不属于他们的术语进行解释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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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可能的方案可以解决这个表面上似是而非的观点。第一个步骤可能是区分描述和分析。人类学说明中的描述部分通常接近于当地人对世界的概念化，而一个主要的挑战在于把当地的观念转译为人类学家的工作语言。当描述一个社会和文化的生命世界时，人类学家常常诉诸对受访者的直接引用，按其从内部所显示的那样给出对世界的说明。另一方面，分析，通过人类学的比较术语的描述，力图从理论层次上把该社会与其他社会相联系，这样，也就是说，用这个社会本身不存在的概念去描述这个社会：这里的人民有哪一种“亲属制度”？他们如何解决“冲突”？“男女之间的劳动分工”是什么样的？“宗教和仪式”的作用是什么？“权力关系”是怎样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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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建议的对描述和分析的区别，虽然有帮助，却不是绝对的，尽管描述必然被人类学家所选择的事实和他们自己的解释所塑造，而且他或她永远不可能变成一个地道的当地人。此外，很显然，不可能把所有事物都包含在描述中，即使你的目标是提供一种对该社会的理解性的说明并且安排了长篇大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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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位和客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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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靠近一点观察从内部看和从外部看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民族志的描述比其分析与受访者的经验世界离得更近些，因为后者完全是以对文化和社会的一般论述为目标的。这个层次——由该社会本身的成员自己经验和描述的生活——某些时候被称为“主位”观察；与其相对，外部观察者的分析式描述或解释，叫做“客位”观察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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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位-客位的二分法是由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 1964，1979）引入人类学的，但是其最先是由语言学家肯尼思·派克（Kenneth Pike）展开（参见Headland et al. 1990），从语言学对音位的和语音的术语进行区分而来，分别指语音之间的客观关系和语音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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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的观点”是主位，而人类学家的分析视角是客位。但是，尽管人类学家的目标是用受访者的感知方式复制现实，却有三个理由可以说明这种结果不可能成为一种主位描述。首先，我们必须经常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进行翻译，而翻译与原样是有区别的。第二，我们使用书写作为复制口述段落的工具，而当它们被转化成书面文字的时候，说话方式的意义有了改变。第三，人类学家永远不可能与他或她所描写的人一模一样。因此，唯一真正可能的人类学主位描述只能是由他们本国的当地人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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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遍的假定是，主位观察是错误的，而客位观察是正确的。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建构问题的方式。问题不在于正确的是“本地人”还是“科学家”，而在于社会科学家有其专业的兴趣，而他们追求的那种洞察力常常与田野点本地人的兴趣是不一致的。有很多种同样正确的方式去描述一种社会和文化的系统：你的兴趣决定你的选择。一个关于主位-客位的区别的更深误解是，主位的观念是“具体的”而客位的观念是“抽象的”。这也许是事实，但并非天生正确。正如格尔茨（Geertz 1983）提醒我们的，许多被研究的人民使用高度抽象的或“远离经验的（experience-distant）”概念，如“上帝”、“魔法”、“抵押利息”或“因果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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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类学研究如果要从根本上有意义，一个必需的条件是，研究者知道当地人所不知道的一些本质情况，他或她必须有能力把当地的现实与具有可比性的概念化指标相联系，展现一个独特社会同时能够让其他社会的特点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来，从而使我们自己关于社会和文化变化的整体知识体系得到完善。在这点上，有“强的”计划性和“弱的”计划性：一些人类学家只是简单地把自己看成有点类似于自然科学家那样去寻找文化和社会的一般理论和法则，而另一些人类学家则更加强烈地关注于用大量细节阐明某个单一社会的多种维度，质疑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的有效性。不过，无论如何，所有人类学家的共同点是，对人类存在的形式的共同点与不同点的兴趣，以及对于人类学有能力对此有所建言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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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的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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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学或医学等大学科目不同，人类学并不导向某一个特殊职业，很多人类学家在越来越多的不同行业进行实践活动，只有少数在大学院校中从事教学或做研究。一些人类学家参与公司的发展，更多的人类学家活跃在公共管理机构，也有一些人类学家在出版业、私人公司、医院、医药等行业工作。换句话说，这个学科在许多职业活动中都是有用处的。在这里，我们关心的是在最强大的职业环境中人类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也就是写作和评论权威文本——专著和论文以及决定职位和制作阅读书目的那些地方，总之，就是该学科被界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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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起于一种特别的社会环境，本身也能够被进行人类学的研究。提供给学生的知识并不是在一个社会文化真空中发展起来的，理论的和实验的方向是通过社会合作、竞争、对个人威望和政治决议的寻求而决定的。从学生这方面来说，为了成功，他们必然要被一种特定的推理模式和写作风格所社会化（参见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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