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503782
1702503783
最后，关于作为一种社会进程的人类学知识生产有必要再说几句。虽然田野工作被强调为是新知识的主要来源，理解人类学知识的过程主要还是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发生。人类学家之间的知识交换发生在国际会议、专业杂志、博士论文和书籍中。由于一些人类学家在其研究环境中对威望和权力展开角逐，所以在国际人类学界的部分地方可以观察到一种疯狂的出版热，美国格言“出版或毁灭！”在人类学家中和其他学科中同样有效。也就是说，有的时候，科学出版物所标榜的“热爱知识”并不一定是出版的主要动机。
1702503784
1702503785
当然，人类学这门学科是关于理解社会体系和文化变迁的，而不是关于个体人类学家的职业生涯的。尽管如此，我们应该记住这种知识并不是在只有单纯的职业精神的象牙塔中产生的，而是有血有肉、容易犯错的人负责推进分析；而我们号称普遍适用的分析模式，应该在应用于“其他人”的同时，也偶尔应用于我们自己身上。
1702503786
1702503787
1960年代以后发生在人类学家中间的人口爆炸，也许在人类学出版物中尤为明显，使得单个人要跟进学科内部的每一个发展变得很困难。每年出版的专业杂志和专著的数量是巨大的，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学科内日益增长的专业化。通过越来越多的亚学科的发展，例如地区专业化研究、医学人类学、符号人类学和发展人类学，这门学科看起来有分裂的危险。在1940年代，获得该学科的全面见解相对来说较为容易；大约只有30或40本被提及的经典著作。今天，相关研究的数目是巨大的，专业细化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一个共享的概念核心和一些文化社会体系的共同知识比以往更加重要，如果该学科还想成为一门整体学科的话。本书的目标是呈现——以及批判地交战——这个共同基础的主体，这使得各地人类学家的见多识广的专业交流成为可能，即使他们的专业方向截然不同。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种共同的专业语言，我们将不会拥有一门共同的学科，我们也不能跨越许多专业障碍和正在浮现的各种亚学科交流思想和经验。
1702503788
1702503789
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1702503790
1702503791
Gerald Berreman: Behind Many Marks: Ethnography and Impression Management in a Himalayan Village, Monograph no. 4. Indianapolis, IN: 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 1962.
1702503792
1702503793
Kirsten Hastrup: A Passage to Anthropology: Between Experience and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95.
1702503794
1702503795
Don Kulick and Margaret Wilson, eds: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London: Routledge 1995.
1702503796
1702503797
C. W. Watson, ed.: Being There: Fieldwork in Anthropology. London: Pluto Press 1999.
1702503798
1702503799
1702503800
1702503801
1702503802
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 [:1702503202]
1702503803
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 第四章 社会的人
1702503804
1702503805
自我是一种会成长的东西；它不是一出生就有的，而是在社会经历和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也就是说，某个个体与作为整体的社会过程发生联系，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与他人之间发生联系，其结果是自我在某个个体中成长。
1702503806
1702503807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1702503808
1702503809
人类的社会属性
1702503810
1702503811
媒体有时会报道一些“丛林孩子”的故事，也就是那些声称在森林或其他类似的野外环境中与世隔绝地生活多年而后被发现的孩子。根据这些故事——基普林关于毛克利（Mowgli）的小说《森林小王子》（The Jungle Book）是最著名的一个（也是少数没有声明真实性的故事之一）——这些孩子被野兽往往是猴子抚养，因而他们不能与人类交流。通常，“丛林孩子”被认为是揭示了一种类似于动物行为的模式：他们咆哮、害怕人类、不懂人类语言、缺乏餐桌礼仪及其他使人们具有文化规范性的能力。很可能，这种故事是虚构的，但它们是一种人类学的重要洞察力的有用例证，即证明了人类是社会产物的事实，如卡里瑟斯所说，“从幼年开始，人类就把其他人的存在当做是他们环境中的重要特征”（Carrithers 1992，p．57）。
1702503812
1702503813
我们所认为的人性其实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通过学习获得的。像人类学家所观察到的那样，真实的人性起初是通过人类与社会文化世界的斗争而被创造出来的，既不是个体专有的，也不是天赋的。所有的行为都具有社会起源：我们怎么穿（就此而言，起码的事实是我们穿了衣服），我们如何通过语言、手势和脸部表情而交流，我们吃什么以及怎么吃……，所有这些能力如此不证自明以至于我们都认为它们是天生就有的，尽管事实上它们都是后天习得的。当然，人也是生物，毫无疑问有其自然需要（如营养和睡眠），但是要通过社会创造的方式，这些需要才能得到满足。人需要食物才能生长和生存，这是一个生物事实；另一方面，食物的准备和享用总是采用某种文化所决定的方式，且饮食习惯是多种多样的。在我看来很自然的烹饪、调味和成分搭配的方式可能会引起你的反感；食物禁忌几乎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每个社会都有不同——这是一个引起人类学家极大兴趣的话题；高等级的印度教徒从未想过吃肉，循规蹈矩的犹太人和穆斯林不吃猪肉，一些欧洲人拒绝吃马肉，等等。另一个生物事实是头发长在脑袋上，但是我们对待这个事实的方式是被社会和文化所影响的。我们是否让头发长着、剪去、剃掉、染色、弄卷、拉直、清洗、梳理，取决于我们社会中约定俗成的习惯。
1702503814
1702503815
为了人类整体的存在，人们依靠一些共同的社会习俗或行动的潜规则。比如，英国的普遍共识有：人们说英语而不是日语，上公共汽车之前先买票，不能赤身裸体地逛商场，进邻居家之前先按门铃，等等。这类社会习惯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常被当成是天然存在的。这样，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其他社会而了解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最好是研究那些约定俗成的习惯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社会。这些研究会提醒我们：大量关于我们的事实或多或少被我们想当然为天生的，其实却是由社会创造的。
1702503816
1702503817
自然与社会
1702503818
1702503819
图4.1描述了人类存在的一些重要维度。左下格代表了人是一个生物物种，透过这个镜头，通过发现他们共同的生物特点，智慧人（homo sapiens sapiens）的典型特征可能是其消化系统、平均身高和体重、生殖器官和大脑容量。所有人类共同的天生自然倾向，比如语言学习的能力，也属于这一部分。人类学家和其他深受生物学特别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的影响的人认为，人类天生的特质和潜能的目录远比这长得多（Tooby and Cosmides 1992），持相同看法的还有结构主义者。20世纪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大趋向却突出“教养的”多过“天生的”，强调的是，在不同的环境下，通过我们共同的天生器官所创造的千变万化。
1702503820
1702503821
1702503822
1702503823
1702503824
图4.1 人类存在的4个维度
1702503825
1702503826
右下格描述的是可从生物性角度进行区分的人种之间的差异。直到1930年代或1940年代，人们才普遍认识到在不同人群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基因差别，即“人种差别”，这可以用来解释某些文化变化。但是，有资料表明，世界上的基因差异只有很微小的比例与我们习惯上认为的人种差别有关（Cavalli-Sforza et al. 1994）。首先，所有人大约有99.8％的基因是相同的，剩下的0.2％中，有85％可以在任何同种同文化的族群内部找到，而“人种的”差别只占这0.2％中的9％，也就是说，在基因物质中还有0.012％的差别。最后，这个“人种的”差别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与物理性质是无关的。比如，许多人类群体在成年以后缺乏乳糖酶，这是消化牛奶所必需的一种酶。根据这个标准，北欧人应该和阿拉伯人以及一些西非人归为一类，比如富拉尼人；而南欧人属于大多数非洲人和东亚人那一边。按照物理性质，将人类区分为不同种族是武断的，从科学上说也是无趣的，因而对人种的研究属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而不是文化差异的范围。需要补充的是，许多具有生物学倾向的人类学家现在打着“进化心理学”的旗号（Barkow et al. 1992），他们更容易被人类群体之间的共同点而不是不同点所打动。换句话说，达尔文的社会科学并不等价于种族主义者的社会科学。
1702503827
1702503828
图4.1的左上格指的是人类被教化的共同的社会维度，也就是，通过人类在社会中的生活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共同特征。同时，右上格代表的是文化变化。放到一起，这两个维度就构成了人类学研究的核心。通过展示由不同社会创造的人类品质之间的差别，人类学家常常力图说明：人类存在中有很大的部分是不能完全用生物学解释的，因为不同人群中天生的基因差别是不能解释世界上巨大的文化差异的（Harris 1979）——另一方面，必须谨记的是后一种差异可能会在一个很深的层次上保持隐蔽的统一性（Brown 1991）。关于人类的潜能有明显的生物学的限度：比如，可能没有社会教育其成员如何飞翔或长生不老，可能也没有社会已经免除了吃喝的需要。此外，人类潜能也有生态学的限度。人类学一般不把解释这些限度看做自己的任务，而是更加关注社会和文化的维度，努力阐明人类生活的分散形式中的一致之处和差异之处。尽管如此，人类学和生物学对人类的不同解释之间的关系却是展开辩论的好主题。一些生物学家兼人类学家、那些社会生物学家，认为人类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从根本上总是有其基因的起源的。另一些人，包括大部分人类学家，宁愿相信：人类存在的一些看上去天生就有的维度，比如性别差异，甚至侵略性和其他被普遍认为是基因决定的情绪情感，都应该被理解为是社会和文化的产物。这方面的证据通常包括对那些似乎缺少攻击性的人民的有力解释（如Howell 1989），或者，更加普遍些，是对那些情感表现与人类学家自己的社会从根本上不同的人民进行令人心悦诚服的解释（Rosaldo 1984）。
1702503829
1702503830
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1904－1980），他的父亲是英国的一位著名的遗传学者，因此他本来是想成为一名生物学家的，但后来却成了一名人类学家（当他在一辆从伦敦开往剑桥的火车上与艾尔弗雷德·哈登会面以后），不过他一生中都保持着对生物学的兴趣。贝特森的第一部人类学专论《纳文》（Naven，1958[1936]）是一本非正统著作，谈到关于新几内亚的艾特玛男人通过角色扮演，假装自己是同性恋的一种仪式。后来，贝特森主要写一些短篇论文，涉及各种话题，但是他写的任何东西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力求去理解各种想法和背景之间的过程、交流和关系。通过精神分裂症的“双重束缚理论”，贝特森对当代心理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研究了海豚和精神医院的同住者的交流，他还是控制论的创立者之一。他对人类学在理论和认识论（知识的理论）层次上的影响也相当大。他在认识论方面的主要著作《心智与自然》（Mind and Nature，1979），是对综合人文思想和自然科学的综合思考的高独创性的尝试。贝特森的许多重要论文被收录在《走近精神生态学》（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1972），许多短文也被收录于他死后出版的《神圣的团结》（A sacred Unity，1991）一书中。
1702503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