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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对法国社会的“品位”所进行的小心翼翼的研究中，布迪厄强调了其社会起源。与认为品位多少是天生的流行观念相反，他的观察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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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需要由教育所创造：我们的研究显示，所有的文化活动（参观博物馆、参加音乐会、看展览、交谈，等等）和对文学、绘画和音乐的偏爱，都与教育水平（可以通过学术头衔或待在教育机构的年限进行测量）和社会起源密切相关（Bourdieu 1997，p．1）。品位差异因此表达了“客观的阶级差异”。例如，布迪厄展示了，经典音乐的知识与教育和阶级背景强烈地相关，并认为，上等品位的明确定义表明了确定和加强等级差异的权力，并在同时给予自身一定的声望。就像印度的不洁净的种姓可以通过出价改变其在种姓系统中的等级，从而改变其生活方式那样，现代阶级社会中的“暴发户”也试图尽可能多地盗用意味着上等品位的符号。布迪厄将这种策略称为“资本转换”。也就是说，将经济资本转换成符号资本（文化声望）是有可能的。比如，在法国，贵族头衔是可以被买到的，这明显与比斯帕拉的制酒者的地位攀升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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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生于1930年）所受的教育是哲学专业，但他后来主要成为了一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的民族志调查区域在阿尔及利亚和他的家乡法国。他最主要的著作涉及知识、文化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在《再生产》（La Réproduction，与Jean-Claude Passeron合著）中，他说明了法国人的教育系统是如何通过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展现为是“自然的”从而复制了阶级差异。在《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1977[1972]）和《实践感》（Le Sens pratique，1980）中，布迪厄建立了一种普遍理论和方法，用来研究文化中固有的、通常是看不见的绝对的权力结构。在《学术人》（Homo Academicus，1988[1984]）中，他在法国的学院生活中识别了这种权力结构，但是他主要的经验研究还是保留在《区隔》（Distinction，1984[1979]）中，这本著作广泛论述了法国社会的品位和权力：好品位和坏品位的文化概念是如何表达的，并且是如何有助于维持特定的符号权力关系的。（也可参见Jenkin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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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经济资本和符号资本之间通常有一种清晰的关联，两者却并非是全等的：一些人拥有前者多些，后者少些，反之亦然。这就是为什么转换会成为希望提高声望的行动者感兴趣的一种策略。当然，转换的主要形式遵循一个方向还是另一个方向，有赖于社会中主导的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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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化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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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形成、阶级和社会分化的研究中的一般原则，是累积的规则。这个“规则”认为，如果某人经济上富裕，他或她很可能也有一个良好的教育背景、健康的身体和可靠的职业。这种思路已经被充分地证明是正确的，尤其是在对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学研究中。作为人类学家，我们却需要意识到不同社会存在着等级标准及其对等级的感知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例如，尽管财富几乎总是能够带来高级级别，它却并非必然地比仪式洁净度更加重要；年长可能带来高级级别或低级级别；女性的性别可能是完全没有资格的或是无关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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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就像本章前面所涉及的——常常存在不同等级标准之间的冲突，这可以被解释为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或权力合法化准则之间的冲突。一个经典的例证是在许多非洲社会所盛行的年龄和教育之间的冲突。村子里的老人想要保持他们经由传统而合法化的权力，而从大学毕业返回的年轻人可能会坚持认为，他们的教育和成就资格更为出众，因此他们应该比年长者获得更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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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等级标准或分化的原则，因而并不必然是交叠的。比如，比斯帕拉的社会等级制度，就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被设想为是以不少于五个金字塔为基础的系统，这五个金字塔通过分析就可以辨别出来，并且它们不同程度地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它们是：种姓、财富、地方政府、性别和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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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化的不同准则同时发挥作用，但是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很少能被预知。有时，它们的意义是情境化的。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境下，比如宗教节日，种姓成员的身份比其他标准都更加重要。另一些情境下，经济力量可能是最重要的标准，等等。举个例子，来自一个相对不洁净的种姓的富裕女性比起一个贫穷的婆罗门女性，谁的级别更高或更低？对于这种问题是不可能做出毫不含糊的回答的，但它提示了社会分类和分化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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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和无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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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两章的内容从很大的程度上涉及权力和影响力。社会分化，不论其是否基于性别、年龄、阶级或种姓，都制造和复制了权力差异。这些权力差异常会导致无权者中间的反叛和抗议，并且有时这些反叛会导致社会的权力关系产生永久的变化。法国大革命常常被用来作为这种变化的例证：在欧洲历史上的这场大事件之后，贵族和皇室的特权最终就被平等和民主的正式原则所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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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一章所暗示的，在一个社会中可能有很多非常不同的关于公平、好和坏的观念以及从根本上看待世界的方式。换句话说，不仅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而且从文化的角度，社会都是从内部分化的。然而，某些根本的价值观通常是被广泛接受的，不论是被默许还是被明确宣布。即使那些似乎被深深压迫的人们往往也支持主流的意识形态，即使这种意识形态可能会加重他们的被压迫程度。任何试图对社会做出某种透视的意识形态都显得是“自然的”；如果它成功了，人们会认为他们自己的位置和主导的等级制度都是自然的。这就是马克思在写到社会的统治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时，他脑中所有想法的基本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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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着眼于不平等和分化时，行动者的视角和系统视角之间的区别明显是相应的，而且，通过在两种视角之间有意识的切换，种姓制度和阶级制度都能得到有益的研究。你天生地就属于一个种姓和（或）一个阶级；种姓或阶级结构是一种系统特性，但是每个行动者都以独立和无法预知的方式涉及他或她的相对有权或无权的地位。因此，有必要把握社会过程的两重性——它同时是行动的产物和行动的客观条件——在研究权力的时候。这些将在下一章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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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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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 Dumont: Homo Hierarchicus, 2nd ed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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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ine Kolenda: Caste in Modern India: Beyond Organic Solidarity. Prospect Heights, IL：Waveland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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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Ma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New York: The Modern Reader 1968[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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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ãti，梵文，意思是亚种姓。——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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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 第十一章 政治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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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寄生在其他的社会关系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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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沃茨（M．J．Swar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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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权力相连接，不论是人们之间相互施加的权力，还是社会通过对人们的行为施加制度化约束从而掌握权力的方式——约束的范围包括从财产税到刑讯和种族灭绝。不过，政治也与预防违法和风险有关，也就是说，政治关乎法律和秩序、人权的落实、冲突的解决以及社会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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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社会，都能通过分析识别出政治，但这决不是说，人类学家研究过的所有社会都拥有与其他社会领域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在现代国家社会中，似乎相当轻易地就能描绘出什么是政治，而什么不是。在这些社会中发展出来专门研究政治的政治科学，涉及正式的政治制度：什么是合法集会、地方行政、选举模式和被社会认可为是政治的其他方面。在非工业社会，从社会生活奔腾不息的河流中，把政治作为一种独特的东西挑选出来可要困难多了。在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我们把政治作为社会所具有的东西，一套专门化的制度。在没有中央集权政府的社会中，政治系统更多地被看成是被密切编织到社会存在的其他方面中的东西。非常常见，在无政府社会中，亲属制度和宗教实际上与政治是无法区分的。作为现代社会的特征的那种制度上的差异在许多其他社会中是缺乏的（例子见Godelier 1975），这意味着期待找到可以确认的例如国会那样的政治机构往往是没有结果的。所以，政治人类学家不得不寻找政治决定的形成机制——他们必须找出重要的决定是在什么地方和如何做出的、谁受到这些决定的影响、什么规则和规范控制了政治行动、霸权如何受到挑战，以及社会的统治者会安排哪些可能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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