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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是农业种植者中的一个特例。可能今天世界上的多数人口都是农民，一个最为多数人所公认的定义（Wolf 1966）将他们描述为是部分被整合入世界经济的农业种植者。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为他们所耕作的土地付租金：在农民的社会，土地成为一种商品（能够被用来买卖），这一点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情况。他们不仅为了生存而生产食物，而且还要依靠在普遍用途货币市场上的出售和购买活动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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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社会，其特征包括非常复杂的劳动分工、专门化的知识、独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复杂的机械化科技以及大规模的社会整合。在个体劳动契约的基础上组织生产，没有人首先为了生存而去自己生产食物（即使是农民也倾向于专门化生产并在商店里购买食物）。在任何行动者的经济生活中，匿名的商品市场都是一个核心的机构。工业社会有中央集权制的政府、匿名的劳动力市场、书面的法律和社会控制系统，其中社会控制系统在亲属制度以外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整合了极大数量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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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学有意义吗？它们当然过于简单化，而且今天已经很少有任何“纯粹的”形式被留下了。但是，这样一种细目分类却有助于提供一份理想模型的清单，可以揭示生产科技、生存模式、社会和文化的其他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后面的几章将讨论口头和书写宗教之间、机械的和“具体的”时间之间，以及不同的思维模式之间的关系。如果大家一致同意人类学出现在工业社会而不是放牧者之类的其他社会中不完全是一种偶然的话，我们就需要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之间做出明确区分，从而理解人类的多样性是如何通过各种不同但并非毫无关联的方式进行自我表达的。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同样重要的是，记住这些区分只存在于为了方便进行比较的模型的水平上，而外面的世界永远比我们的模型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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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不足会导致战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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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长期的争论涉及亚马孙各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原因。根据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的观点，主要的原因在于缺乏蛋白质；他认为，各个群体被迫扩展他们的领地，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食物。与之对照的是，拿破仑·沙尼翁认为对于女性的需求更为重要。在沙尼翁动身去雅诺马马人中进行田野调查的前一天，哈里斯和他在哈佛的一个公共会议上讨论了这个话题。哈里斯辩论道，雅诺马马人每天所吃的很可能比一个麦当劳迷每天的等量食物的蛋白质（也就是30克）更少，而假如沙尼翁敢于查明真相，证明他是错的，他说，他就会吃掉自己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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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最终证明了蛋白质不足和战争之间没有关联。雅诺马马人营养状况很好，并且，事实上，战争发生最频繁的地方却是蛋白质特别充足的地区。面对哈里斯的观点，雅诺马马人自己承认，他们喜欢肉食，但是接着补充道，他们对女人的兴趣要强烈得多（Chagnon 1983，pp．85—86）。沙尼翁没有告诉读者哈里斯有没有真的吃掉自己的帽子，但这场辩论却沿着一条不同的行动方针而继续进行着，因为研究雅诺马马人的其他学者对沙尼翁认为他们特别好战的观点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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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生产体系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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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整个20世纪，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速进行，世界上的所有民族都成了一种全球化世界经济的参与者。虽然全球化体系当然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存在（Friedman 1994），当代的世界体系却具有一种主要被资本主义所复制的形式的同一性，现代的政府和史无前例的实时通讯科技。我在写这些的时候所穿的衬衫是在印度生产的，我的裤子是西班牙生产的，我工作所用的电脑是在台湾装配的，我正在喝的咖啡是肯尼亚产的，还有我喜欢的卷烟是法国的。生产、消费和交换体系实际上是全球化的，世界上很少有完全不受其影响的民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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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种影响深远的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理论（Wallerstein 1974—1979），今天的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主导的生产模式，而且也为其他生产模式设定了限制和约束，不论它们是“前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按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观点，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正在不断地扩展，沃勒斯坦认为它彻底支配了我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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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勒斯坦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再分为三个不同的领域：核心的、半外围的、外围的。在外围，经济发展依靠投资和核心区域的需要，这些地区的经济面临着市场价格不可预测的波动、低工资和低投资率。也有人指出，外围区域——尤其是非洲、拉丁美洲和大部分亚洲地区——大部分为世界市场提供原材料，其价格由富裕国家的需求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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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理论，被叫做依靠理论，因为它强调了外围的贫困国家对富裕国家的根本依靠，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剥削。虽然它可以揭示很多问题，但总体上它是抽象的而且并不总是符合版图（Worsley 1984，1990）。通常，不同国家中的贫困和阶级区别有时被集体地和过于简化地称为“第三世界”，实际上却可以通过思考地方权力分化而得到解释，就像刚果的例子一样（第十一章）。在今天，也有一些以前的原材料生产国成为了工业国家的例子。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在“北半球”和“南半球”之间有着非常重大的权力分化。如果工资劳动是以全球为基础实行统一酬劳的话，哥伦比亚种植园的工人将会挣到与美国的苹果采摘者同样多的钱，而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却连一台电视机都买不起。开放于1990年代中期的加尔各答的地下铁大部分是用手挖掘出来的。这告诉我们外围国家有关劳动力价格的某些事情，而这种分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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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沃勒斯坦和其他人的关于世界的宏大模型中所体现的这种理论，在其普遍化上却过于广泛了，所以不能立即应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去。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当他们进行地方性表述，将地方生活作为我们研究的起点时，有必要研究变化的过程。这意味着对于地方特性的强调，而这通常在世界体系理论中是被忽视的——它们从不同的层面讨论各种社会事实。在经济活动的例子中，这将会包含对于“非正式经济”的兴趣，这是由基思·哈特（Keith Hart 1973）生造的一个术语，指的是经济当中那些不能被轻易地鉴别、测量和控制的方面——从互利到物品交换和半合法的活动。一般理论可以补充和提供信息给民族志学的研究，但不能取代它。所以，让我们转向几个经验主义的例子，它们揭示了整合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不同的地方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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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民到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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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会同时存在两种生产模式。马克思和其他人都假定，一种模式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并最终取代“更早的”（通常是“前资本主义”）模式。但是在许多社会，并不是这样。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对于资本主义来说，使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继续运转是有好处的。如果一个从肯尼亚西部的罗兰（Luoland）移居到内罗毕（Nairobi）的劳动力要为自己的生存挣到足够多的钱，他的薪水就应该达到至少每个星期500先令。但是，如果他有一个“香巴（shamba）”（一块耕地），一位妻子和一些孩子在他的部落地区劳动，那么付给他400先令也就够了，因为周末的时候他可以回家，带食物回到城里。事实上，这种做法在南半球的工薪族中大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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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可以这么说，资本主义寄生在其他生产模式中，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资本主义和维生农业就是以上述方式结合起来的。虽然许多人都成了为工资工作的人，他们仍然还要依靠生产食物维持生活。在另一些情况下，变化可能是更加根本的，或多或少根除了维持生存的部分。下面的例子显示了一些变化，包括从农民的生产模式转变到资本主义的为工资工作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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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纳搭巴姆巴（Ganadabamba）传统上是秘鲁的一个典型的地方社区（S．Miller 1965），1000位居民中的大部分是印第安农民和合同工人，少量的欧洲居民和混血儿在当地庄园中从事管理工作。一般地，农民控制着从庄园租借来的土地，也就是说，家户的男性头领控制着它，他对土地的控制是他在当地建立声望的基础，并且尽管他们要为土地付租金，土地权利是可以从父亲传递给儿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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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拔较低些的地方（海拔2500米以下）种植着玉米，在较高的地方，土豆是主要的农作物。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交换，而这作为一种互惠形式发挥了在不同群体之间创造友谊和相互义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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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公共盛会（fiestas）的组织与过渡仪式、宗教节日和丰收有关，整个村子都会参加，盛会作为一种公共仪式的功能，表现在他们提供了一种对于团结和当地等级制度的栩栩如生的戏剧化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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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开端以来，人口压力和土地稀缺使得一些村民跋涉到沿海地区成为种植园的工人。在开始的几年里，他们在收割季节会定期回到噶纳搭巴姆巴，他们认为在沿海地区的挣工资的工作只是一个暂时的解决方案。和高地由季节调配工作总量的情况不同，种植园的工作一直都很繁重。并且，种植园的社会生活是不稳定和令人不满意的，没有为合同工人而开设的俱乐部或聚会场所，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道德社区。每个个体都在孤军奋战：不可能将自己的家庭也带到沿海地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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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沿海地区的印第安人定居点越来越固定，而且家庭结构也得到重建，大部分是因为与女性一起移居过来的缘故。无产阶级印第安人的社会状况却与他们以前作为农民时的状况有很大不同，他们现在有更多的社会流动的机会，他们可以换工作，继续为提高工资而罢工，并且以工会的形式组织起来，他们的孩子也可以上学了。同时，他们也比以前脆弱得多，当人们被资方解雇的时候，他们就没有了经济的安全网络。其他的后果可能更加意义深远，并且与农民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各自的逻辑之间的根本差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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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资本主义和小农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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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分裂的：个体工人只执行生产过程中的一小部分，它建立在正式的等级制度和个体劳动合同的基础之上，各种不同地位的职责被取代。生产受到金钱的调节，而劳动的价值按照金钱和标准的劳动时间计算。生产的目的是累积利润，而且因为竞争，技术革新成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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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生产是整体的：个体参与到生产过程的所有阶段。劳动以亲属制度、地方习俗和当地的等级制度为基础组织起来，生产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家户的需要，农民只在市场上出售产品的时候才与其他农民产生竞争，而这并非主要的活动。在小农经济中，劳动时间并非稀缺资源，并且无法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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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劳动者参与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全球化体系：而农民大部分在当地被整合起来。工资劳动者更进一步会成为市民，而农民却不行。如同秘鲁人的例子所示，他们可以被全国范围的工会组织起来，有选举出来的领导者和数以千计互不相干的成员，除非从抽象的角度来说，否则他们相互都不认识。工会对通常以书面形式对政府和雇主提出要求，农民（以及其他“传统的人们”）除了对自己的亲戚和地方当权者，没有对其他人提出要求的类似手段，他们通常除了口语，没有掌握其他的信息技术。而工资劳动者却具有更多的个体影响力：个体而不是家户成为经济的单元。工资劳动者可以被替换，也可以换工作，而农民则被维系在他们的小块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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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劳动者被整合到一些有助于塑造他们的生活的匿名结构中，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花费他们的薪水，为任何人购买任何东西。他们获得的读写能力（通常）使他们能够在一个极大的范围内进行交往，至少在原则上可以如此。他们纳税给政府，有义务遵循国家的成文法律，并且可以对国家提出某些要求。测量他们的劳动力价值的抽象的时间，是另一个匿名的结构：它不仅对你和我有效，而是对任何遵循它的人都有效，并且，它以一种匿名的方式用来使极其大量的人步调一致。简单地比较一下在多贡人、雅诺马马人或是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岛民中盛行的社会整合机制，就会发现资本主义和工资劳动者赋予的不仅是“经济的”变化，而且也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变化。没有简单的决定论或一对一的关系，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体系，一旦成为当地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不可避免地创造出新的社会关系种类，因为它可以决定远非生产领域的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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