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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别具有和不具有抽象的时间概念的社会里，过去和将来呈现出不同的含义。显然，没有日期和日历的民族不会和我们一样提前预约事件。布迪厄更是提到，当卡拜尔人了解到法国人谈及未来的方式时有多么震惊（Bourdieu 1963）。“法国人以为自己和上帝一样伟大，”他们说，“因为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控制未来。但未来是属于上帝的。”此外，在许多民族的将来时态里，动词形式没有变化。一个在哲学上合理的解释方式认为，世界上的事件创造了时间，而因为未来还没有事件已经发生，未来就不能形成时间（Tempels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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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的、量化的、抽象的时间没有脱离于社会组织，但它也不是机械地起因于对“社会的需要”的反应。如同文字一样，政治控制和科学进步的工具总是首先为了仪式的目的而建立，第一个使用时钟的欧洲人是僧侣，他们需要时钟调整他们的祈祷。不过，抽象的时间在当代社会的社会组织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曾经写道，现代社会所建立的最残暴和最独裁的设施既不是轿车也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哲学家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曾致力于拯救时间的主观经验，时间，他认为，在技术统治论者的唯理性的时代，量化的机械的时间威胁到对时间的主观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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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好像成为了时钟的奴隶，而其他那些人在没有时钟的情况下却能够应付得非常好？答案必须在社会组织中去寻找。比如说，如果我想从奥斯陆旅行到布拉格，去机场等上一两天，一直等到飞往布拉格的有足够乘客的飞机来到机场是非常不方便的。看起来更加合理的是：定期航线声明，起飞时间是上午11点，而所有乘客都认同上午11点的含义，并几乎同时出现在机场。也就是说，比起在没有共同的量化时间观念的社会里，抽象时间的概念和无所不在的时钟可以协调的人的数目要大得多。因而，文本和抽象的时间都可以使大范围的社会整合成为可能。前面的章节提到过的金钱，也大致可以对交换和财富发生同样的作用，就像时钟对于时间、温度计对于温度、文字对于语言：是标准化的，并且，增加的刻度因此创造了一个依靠各种更加抽象的关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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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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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文思-普里查德曾经写道，他相信他对阿赞德巫术的研究可能有助于理解俄国的共产主义（Evans-Pritchard 1951）。他的意思是，理解一个社会的知识体系的意识形态基础可以对其他地方的类似结构给出提示。毫无疑问，知识体系创造了世界的一种特定秩序，而这并不仅仅涉及我们在其他章节讨论到的性别意识形态、种姓、阶级或族群性，而且也包括了经验的特定构成过程。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 1984[1949]）在他著名的小说《1984》中描述了一个社会，那里的语言有意识地被权力精英改变了，目的是防止市民进行批判的思考。因此，在“新语言”中，“自由（freedom）”这个词语失去了它的“个体自由”的含义，而只能用在比如“狗的身上没有虱子”（the dog is free from lice）这样的句子中。虽然语言中的这种有意识的操作可能是罕见的，但是由沃尔夫提出的那种洞见无疑有益于研究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在我们这种社会，从“chairman”到“chairperson”（或只是简单的“chair”）的转换，以及诸如此类在语言使用中的变化，说明了人们对于语言和概念的意识形态特征有着越来越浓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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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不同的关于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分析途径在对所谓的隐秘团体的研究中得到例证。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很常见的是，进入这些社团的开端往往伴随着获得高度有价值的秘传知识，比如在中国王朝，文字被看成是一种秘传的知识而与大众保持着距离。在《学术人》中，布迪厄（Bourdieu 1988[1984]）将学术知识描述成一种类似的政治资源，他将那些包围了法国学院生活的由知识分子、华而不实的仪式和习俗所使用的难以接近的语言——声称是“科学发展”的必需品——当做是符号权力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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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许多方式来进行阐释。举个例子，假定厨房技艺的分化——特别是关于“高级烹饪术（haute cuisine）”的发展——与社会分化和等级制度相关就是很常见的观点。其实，每个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都有一个社会起源，例如图腾的分类、对于自由民主政治的福祉的教条式的信仰、信仰上帝，或是相信你必须用刀和叉进食，都是如此。19世纪中期，卡尔·马克思在写作的时候深刻地意识到了这种关系，他认为，即使我们五官感觉的机能也是迄今为止的历史整体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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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应该谨防完全根据经验对这种或那种民族的知识做出概括，知识总是被社会性地分配的。调查显示，英国和美国只有少于一半的成年人知道DNA是什么，而引用了彼得·沃斯利（Peter Worsley 1997，p．6）的一个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成年大不列颠人相信太阳是围绕着地球转的。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对知识体系做出有价值的判断并非首要的是人类学家的事情。一些对知识的优秀研究——从埃文思-普里查德经由拉托尔（Latour）和沃尔戈（Woolgar）对科学知识的社会产物的研究（Evans-Pritchard 1979），再到沃斯利最近的《知识》（Worsley 1997）——首要目的是试图根据本地人的观点了解世界的意义，不论这个本地人是核物理专家还是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这种视角并不完全等同于“后现代相对主义”；为了理解和传达对于人类所创造和维持的多姿多彩的生活世界来说，它只是仅存的可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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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讨论了许多常常被人类学家援引的简单对照（特别是在过去）：巫术的解释和科学的解释之间、杂务工和工程师之间、文字和口传之间、抽象的线性时间和具体的时间之间，以及最终在大规模的“现代”社会和小规模的“传统”社会之间。这些二分法，从来没有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对世界的经验描绘，却持续了好几代，至少部分地是因为它们有助于对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分类——如果不是对整个社会。在剩下的章节里，这种二分模型会面临严格的详细审查，而且它的力量和它的局限性都会得到更加清晰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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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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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Evans-Pritchard: Witchcraft, Oracles and Magic among the Azande, abridged ed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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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 Goody: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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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mund Leach: Lévi-strauss. Glasgow: Fontana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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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er Worsley: Knowledges: What Different Peoples Make of the World. London: Profile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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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 第十六章 多重传统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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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波利尼西亚群岛已经被水泥覆盖并且变成了停靠在太平洋中的航空母舰，当整个亚洲开始变得像是一个受污染的郊区，当纸板棚屋和金属片的城市遍及了整个非洲，当民用飞机和军用飞机甚至在取走美洲和美拉尼西亚森林的童贞之前就亵渎了它们无与伦比的清白——除了面临我们自己的历史中最为不幸的那些侧面，什么是所谓的通过旅行而实现的逃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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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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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章节，我们思考了政治组织、世界观、经济的生产与分配体系的不同形式。我们已经多次反复提到，当人类学家谈论不同的社会时，习惯上会使用民族志的现在时态，不过现在时态后来已经逐渐变成了过去时态（Davis 1992a）。在澳大利亚，18世纪晚期曾有250种语言存在，到了20世纪末，大约只剩下了30种，而且它们似乎很少能够在以英语为母语的澳大利亚继续存在又一个世代。实际上，世界上的所有居民都生活在将他们定义为公民的国家中（参见第十八章），而且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多数人口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要依靠普遍用途的货币。至少在名义上，世界上有超过一半的成人是有读写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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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人类学：变化和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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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和文化变化中最可见的一个方面是都市化。1900年只有不到5％的非洲人口生活在城市里，而到了1990年，已经有大约50％的人生活在城市里，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数字也与此相近。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世界的大多数人口都是城市人口的情况。与都市化相关的有一些原因，农村地区的人口增长和从维生的农业到生产商品作物的转变导致了普遍的土地短缺和更大的弱点；同时，在城市中及其周边地区的为工资工作的新机会也越来越多。但是，非工业社会中的大多数都市居民通常被归类为穷人，尽管，如果他们待在农村，命运并不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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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格卢克曼（Max Gluckman，1911—1975），出生于南非，曾经与埃文思-普里查德一起做研究，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去了罗得西亚，在那里，他在所谓的罗得-利文斯敦学派（Rhodes-Livingstone School）（后来的曼彻斯特学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格卢克曼早期的研究忠实于他的老师对无头领社会中的分支家系和政治整合的研究，而且他研究了祖鲁人（Zulu）、洛兹人（Lozi）和南部非洲的其他民族的政治。通过说明冲突和“仪式化反叛”如何具有整合效果，他为结构功能主义增加了一个动力学的维度而没有离开其核心原则（《非洲的习俗和冲突》[Customt and Conflictin Africa]，1956；《非洲部落的秩序和反叛》[Order and Rebellionin Tribal Africa]，1963）。格卢克曼也关注传统的法律和司法过程，并写出了影响深远的《部落社会的政治、法律和仪式》（Politics，Law and Ritual in Tribal Society，1965）。他对后来所谓的族群性研究的影响也相当深厚。虽然格卢克曼本人在这个话题上出版的著作不多，他却是激发了很多学者的灵感的一个重要来源，那些学者在南部非洲建立了都市人类学和社会网络分析，包括约翰·巴恩斯（John Barnes）、克莱德·米切尔（J．Clyde Michell）和爱泼斯坦（A．L．Ep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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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进行的一系列早期的都市化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1930年代晚期到1960年代，在以戈弗雷·威尔逊（Godfrey Wilson）和后来的格卢克曼的领导下，这个以曼彻斯特学派而知名的集体的研究团队对南部非洲的都市化进行了模糊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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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早期的几十年以来，罗得西亚北部（今天的赞比亚）的铜工业的发展，导致了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该工业集中在东北地区的“地带”，即铜带省(*)，矿工们往往要旅行很远才能获得一份工作，在采矿的小镇上，他们住在并非意在家庭生活的临时性的木板房里。和许多非洲西部城市不同，例如伊巴丹(**)（Ibadan）或廷巴克图(***)（Timbuktu），也不像非洲东部古老的沿海城市如蒙巴萨(****)和桑给巴尔地区(*****)的小镇，许多城镇在非洲大陆的这个地区上非常迅速地建立起来并且住满了人，它们没有“传统的部分”，也没有历史上的祖先。因此，在城镇和边远农村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种鲜明的社会和文化的延续性。矿主设想在他们不需要劳动力的时期，可以将矿工们送回他们的村子，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劳动力意图周期性地移居，导致农村部分地区人口减少，并且最终整个家庭会或多或少永久性地居住在采矿小镇上。以前是农民而现在成为永久无产阶级的人口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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