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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性情境化的方面已经被许多人类学家研究过。在一项对挪威北部海岸亚北极区的种族关系所做的研究中，哈兰德·艾迪海姆（Harald Eidheim 1971）说明了挪威人和萨米人之间的族群划分是如何以多种方式、在不同的情境下相应地做出的。在此，他引入了对分化（dichotomisation）和互补化（complementarisation）的概念来描述基本的族群划分过程。对分化指通过相互商议而确定种族关系：萨米人将自己直接定义为非萨米人（通常是挪威人）的对照组。而互补化是在一种共同语言的内部的种族关系的表达，其中，两个群体从文化上是不同的而从结构上是相同的。对分化通过把另一群体视为是劣等的（“萨米人是肮脏的”，等等）刻板印象而进行表达，而互补化通过学校系统得以表达，其中挪威人和萨米人的历史都得到了传授。在互补化过程中，一个群体的成员会将他们自己直接与另一个群体做比较，例如，可以声明：我们有我们的历史、宗教、民间音乐和艺术；而他们呢，也有他们的历史、宗教、民间音乐和艺术。这样，族群划分有利于使文化差异变得可以比较。艾迪海姆也显示了广泛流行的关于萨米人的刻板印象的实质错误。与很多挪威人的观点不同，他们不是“肮脏的”、“醉酒的”或“异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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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早期，沿海的萨米人在文化上属于劣等群体，也就是说他们被优势的挪威人所看不起。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在公共背景下会掩饰他们的种族身份，如在商店里、本地的轮船上，等等。然后他们假装自己是挪威人，并过度传达他们眼中的挪威人的文化以逃避耻辱。但是，在私下的“后台的”情境里，他们总是使用萨米语言并且表达他们的共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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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族群性研究的理论要点在于，族群划分是有亲属关系的和有过程的：它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种社会过程的一个侧面。这并不意味着将个人与族群相维系的感情和文化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真实”的（A．P．Cohen 1994; Jenkins 1996），而是说，它们只有在与其他人发生关系的时候才会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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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身份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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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是群体的历史延续性的观念。被共同的传统和历史的观念所吸引，这些意识形态使人形成一个印象：族群是“天生的”而且在一段很长的时期里享受了文化延续性。这样，每一个种族意识形态都提供了一种文化归属感和安全感。很自然，这样的意识形态也就有了一种政治维度。种族的特有身份（群体的识别身份）和种族组织（政治）都是族群性重要而互补的表达方式。我们感（we-feeling）有多么强烈，可能的种族组织或团体会给它的成员提供什么，都有很大的差异。不过，一个社会中的族群划分的事实并不能告诉我们在该社会的日常生活或政治中，它的相对重要性。种族身份既可以有情境化的变动也可以有绝对含义上的变化——假如你的种族成员的身份只在少到可以忽略的语境中才具有社会相关性，并且在种族因素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帮助形成你的自我理解。例如，除了土著人口以外的所有北美人，都是最近从另一块大陆上过来的人的后裔，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出身几乎没有社会相关性。对于明尼苏达州的瑞典裔-美国人来说，每年大约只有两到三次，他们的种族身份会通过公共仪式被看见；在一年的其余时间里，他们是不带连字符号的平常的美国人。形成对比的是，危地马拉高原村庄的日常生活中，拉地诺人（Ladinos，有混杂的出身，说西班牙语）和玛雅印第安人之间的对分法是非常强大的，几乎个体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从穿衣到吃饭到说话到工作到身体语言——都能轻易地被其他村民读成是他或她的一种种族成员身份的表达（Nash 1988），地方社区好像浸透在族群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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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家中间，关于种族身份和种族组织谁更加根本的问题，还没有形成共识。一些人假定是身份，因为“我们感”是族群性最基本的部分，而以种族为基础的政治需要将这种集体的情感依恋转移到一个新的领域。阿伯纳·科恩（Abner Cohen）曾经研究了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和伦敦的族群性（Cohen 1969，1981，1993），代表了不同的位置。根据他的观点，种族组织——对群体利益的追求——正是种族身份的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他认为，如果没有组织的焦点身份就会消失，而且种族内聚力和我们感实际上是通过社会和政治过程被创造出来的，特别是在为稀缺资源而展开的竞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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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性的研究显示了这里有很多种不同情况，尽管科恩认为族群性实质上是政治现象的观点当然在现代社会中的族群划分的研究中是有价值的。族群划分，如同它所执行的那样，很明显是两种维度的结合——符号的、社会或政治的。显然，种族意识形态依赖于一种文化“原材料”作为起始点，虽然这种“原材料”可能是经过操纵的，但是，族群划分的身份基础的一些方面却无法被操纵。显而易见，如果毛里求斯的印度政客决心在寻求官职的时候利用族群性，而如果这些选举人将自己定义为穆斯林的话，他将不能说服他们任何一个相信他们是印度教徒。另一方面，他也许可以说服印度人根据种族路线投他一票，而可能因此有助于形成一种共同的印度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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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认为，种族身份对于它们的载体来说可能一直都很重要，即使它们不能“赢利”。毛里求斯的克利奥尔人可以提供一个例子：他们在政治上的组织性很差，并且对自己的定义与虚假的文化特质相关，这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和政治上与别的群体很难展开竞争（Eriksen 1988）。科恩和其他把族群性当成一种政治组织来研究的人有一个重要见解，他们认为，当族群性被表达为是对于所有群体都认定是珍贵的稀缺资源而展开的经济和政治竞争时，族群性就获得了它全部的最显著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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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族群性有着程度上的不同。堂·汉德尔曼（Don Handelman 1977）建立了一种不同程度的种族结合的类型学，其中，他区分出了四种水平；换句话说，他将种族内部的语境归为四种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和文化重要性的类型。他的结合程度分类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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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族类别（ethnic category）中，作为身份的族群性通过起源神话和族内婚在代际之间被复制。它在家户和亲属制度的组织水平之外的社会相关性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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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社会关系网络（ethnic network）是一种遵循种族路线的人际互动系统，它伴随着价值观的流动。例如，家族关系水平之上的种族关系网络也许可以帮助找工作、找房子和找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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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水平是种族联盟（ethnic association），它的成员在某些方面被组织为社团形式。它由一个有意图的组织构成，该组织追求被认为是代表了整个种族群体的共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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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汉德尔曼说到了种族社区（ethnic community）。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着清晰的领土基础的族群。在此，最高层次的族群团体、群体成员在他们的种族身份、他们的种族社会关系网络、他们的种族联盟和他们共同的领土状态上有着共同的利益。显然，在所有稀缺资源实际上被各个族群这样掌握着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种族化”——族群性在政治和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更加普遍深入的维度——比起政治和劳动分工都没有被强烈地与种族区分相联系的那些社会相比。因此，在关于族群性的相对重要性的程度上，有着重要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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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身份和种族组织之间明显的二元论——“个人的实现”对抗于“对我来说它其中有什么”——是可以被克服的，或者通过简单地承认它们是同一硬币的两边，或者将族群性概念化为某种类似于整体的社会现象的东西。借鉴了韦纳（Weiner）关于不可剥夺的财产的概念（参见第十二章），西蒙·哈里森（Simon Harrison 2000）采取了后一种做法。他将种族身份的符号和标志物作为自我人格的核心元素加以讨论，而自我是不能被交换或交易的。当一个群体试图盗用其他群体的符号时，通过“侵权”或商品化（例如，在原始艺术的个案中），或是社会流动的过程中（例如，使一切梵语化的例子，参见第十章），最初的群体会试图保护它的种族不动产，它们由符号、知识和塑造他们的身份的人工制品组成。在这样的情况下，身份和政治就合并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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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性和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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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民族社会和其他社会中，有许多可行的标准用来对人进行分类，而种族身份从来都不足以构成描述一个人在社会分类系统中的地位的信息。不同类别的种族或族群根据性别、年龄和（往往还有）阶级在内部被分化，而且也还有一些其他独立的分类标准与族群性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可以用毛里求斯的例子阐明这一点，那是印度洋西南方向的一个多民族的岛国（Eriksen 1988，1992，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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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杰夫（Rajiv）和库马（Kumar）都是大约30岁的印度教徒。他们各自在毛里求斯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不同的，你几乎可以说，除了性别和年龄之外，他们所有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的种族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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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杰夫属于巴波吉（Babojee）种姓，这使他成为一名婆罗门；也就是说，他是最高级的种姓之一的成员。他的父亲是瓦扣斯（Vacoas）的一个有钱的商人，指望着他最终在他现在工作的地方能接替父亲的事业。拉杰夫也期望在未来几年里能去印度旅游，寻找一位和他属于同一种姓的妻子。他从勒克瑙(*)（Lucknow）的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除克利奥尔语（他的本国语言）之外，他还说英语和法语并且在印度的夜校学习。他拥有一辆轿车。拉杰夫的许多朋友和熟人都属于其他种姓，有一些甚至还属于其他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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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马属于拉乌威德（Ravi Ved）种姓，这是毛里求斯最低级的种姓之一。和他的父亲一样，他是弗拉克（Flacq）的一个制糖庄园的农业工人，他们一家住在庄园里一个租来的小屋里。库马几乎没有什么读写能力，只能听懂比哈尔方言（Bhojpuri，一种北印度的乡下方言）和克利奥尔语言，这两种语言在毛里求斯是地位低下的语言。他和一位村子里的女人结了婚并且有了两个孩子。库马的个人社交网络大部分由同族亲戚、邻居和工作同事构成，他们都和他一样属于印度的低级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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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1 毛里求斯社会等级的四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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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阶级分析，库马属于工人阶级，而拉杰夫属于资产阶级。他们的生活世界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不同的，而在这个意义上说，库马与那些一起在制糖工厂工作的克利奥尔人之间的共同点比与拉杰夫的共同点还要多。但是，他们都投票给同一个政党，也就是印度人控制的劳工党（Labour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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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里求斯，有一些政治组织和政党认为，阶级差别和城乡对比比种族差异更加根本。它们中的一些在某些时期获得了一些成功：比如，1970年代，有两次克利奥尔人、印度人和穆斯林一起参加的大罢工，反对政府和当地的资本家，而没有考虑他们的种族成员身份。这说明了一个事实：族群划分的社会相关性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可以商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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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毛里求斯的例子显示了族群性是跨越阶级而分割的。不过，在许多社会中，在族群性和阶级之间有一种强烈的交互关系，以致有些族群比其他族群的等级要高。许多加勒比海地区的社会揭示了这样一个模式：皮肤的颜色常常被用来当成阶级成员的暗示。此外，在一些地方，当你改变你的阶级成员身份时，你也有可能改变你的种族成员身份。在秘鲁，对于印度人来说，变成拉地诺人是有现实可能性的，如果他们学到了拉地诺人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和外在的标志物（衣着、语言）的话（van den Berghe 1975）。在毛里求斯，即使克利奥尔人学到了在当地人看来是欧洲人的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他们还是会当自己是有色人种，而且别人也这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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