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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1 毛里求斯社会等级的四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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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阶级分析，库马属于工人阶级，而拉杰夫属于资产阶级。他们的生活世界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不同的，而在这个意义上说，库马与那些一起在制糖工厂工作的克利奥尔人之间的共同点比与拉杰夫的共同点还要多。但是，他们都投票给同一个政党，也就是印度人控制的劳工党（Labour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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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里求斯，有一些政治组织和政党认为，阶级差别和城乡对比比种族差异更加根本。它们中的一些在某些时期获得了一些成功：比如，1970年代，有两次克利奥尔人、印度人和穆斯林一起参加的大罢工，反对政府和当地的资本家，而没有考虑他们的种族成员身份。这说明了一个事实：族群划分的社会相关性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可以商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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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毛里求斯的例子显示了族群性是跨越阶级而分割的。不过，在许多社会中，在族群性和阶级之间有一种强烈的交互关系，以致有些族群比其他族群的等级要高。许多加勒比海地区的社会揭示了这样一个模式：皮肤的颜色常常被用来当成阶级成员的暗示。此外，在一些地方，当你改变你的阶级成员身份时，你也有可能改变你的种族成员身份。在秘鲁，对于印度人来说，变成拉地诺人是有现实可能性的，如果他们学到了拉地诺人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和外在的标志物（衣着、语言）的话（van den Berghe 1975）。在毛里求斯，即使克利奥尔人学到了在当地人看来是欧洲人的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他们还是会当自己是有色人种，而且别人也这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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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和族群性都是社会分化和等级排列的标准。和第十章中讨论过的种姓-阶级关系一样，两者都不能简化为另一方，但是它们确实相互影响。例如，特立尼达岛上的中国人，以前是贫穷的而且多少由受轻视的群体，已经逐渐成为岛上最富有的族群之一。结果，有着混杂出身的人们如今都愿意过度传达他们的身份中的“中国人”的侧面。因而，虽然一种普遍的假定认为种族身份是归属的，而阶级身份是获得的，但在某些情况下，改变个人的种族成员身份也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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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也是影响族群性意义的一种社会分化的维度。一些人类学家已经指出，性别如何能够制造出横切的忠诚纽带，特别是在妇女中，它们可以建立横跨边界的女性的社交网络，并因此使这些边界变得不那么严格（Little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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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阶级和族群性之间的关系从分析的角度难以掌握，要完全理解一方面是阶级和族群性之间的关系而另一方面是性别和族群性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太容易。显然，一位属于佛朗哥-毛里求斯上层阶级的女性在许多方面的等级都要比一位低级种姓的种植园的男性工人要高。同时，在一些可以想象的情况下，他的等级——或权力——可能比她的要高，原因在于他的性别。如果社会的公共领域——特别是政治——是男性统治的，印度的男工人就可以参与其中并展开竞争，而她将或多或少被严格地限制在“孩子、厨房和教堂”的范围里，也就是私人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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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族群性和阶级是可以比较的，因为两种现象都与权力差异和在公共空间的竞争有关。相反，跨越族群性和阶级的分割线的性别在一种简单的意义上与两者都不相关，但它在众多社会情境中都很重要。因此，并不是地位决定了在阶级、性别和族群性之间，哪个身份是最“根本的”。尽管如此，许多社会中的行动者自己认为种族和性别是归属身份，而阶级是获得身份。种族身份因而显得是一种强制的身份，比其他身份都更加有强制性。你可以通过社会流动改变你的阶级身份，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改变你的种族成员身份却困难得多（而且有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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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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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种族组织是排他的，那么它也只能是包含的，而且种族身份大部分是通过与其他种族的对照而被界定的。有人提出，在这之上，族群性不可能通过它自己而定义一个人的社会身份。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是很多群体的成员，而只有某些身份是以族群划分为基础的。例如，克里斯·肖尔（Cris Shore 1993）写到关于意大利中部的共产主义者身份的建构时，从种族身份的理论中广泛地吸收了灵感，共产主义者的身份是一种非种族的身份类型，却对相关的人来说很重要，并且在功能上与族群性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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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可以想象，行动者的社会身份就像一系列中国盒子（Chinese boxes）或是同心圆，当我们从小圈移到大圈，它会涉及越来越多的人。在努尔人（第十一章）的分支组织中，具体的情形决定了哪个群体参与其中；更确切地说，是社区本身使其获得了相关性。对于毛里求斯的许多居民来说，他们作为毛里求斯人的社会身份只有当这个岛屿开始吸引大量游客、走上工业化道路并开始参与全球范围的市场竞争的时候才具有相关性。与此同时，亲属制度和种族成员身份继续在许多情况下发挥作用，例如婚姻和政治，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已经被毛里求斯公民身份的更加包容的现象所取代。在以亲属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中，对于许多居民来说，如果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需要在诸如家户、家系或村子的低水平的整合上可以得到满足的话，那么，像宗教或国家的社会层面在大多数社会情境里与居民都是不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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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每个人都有许多补充的社会身份，而任何时候都是语境决定了它们中的哪个被激活。分支身份的模型有助于提醒我们身份不是固定的，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个体和社会情境之间的遭遇中形成的。分支模型可以使我们将人的社会身份描述为世界公民、非洲人、肯尼亚人、基库尤人、来自穆拉雅地区的人、X宗族的成员、A家系的成员，等等。但是，正如第十一章中关于分支身份的讨论所显示的那样，个体也有其他一些跨越同心圆系统的身份。例如，一个人可能是50岁左右，是一个男人、一位配偶、一个律师、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集邮者，等等。他或她是许多只有部分重叠的群体的成员。假定在一个冲突的情境中，比如当一个个体必须选择忠诚于党派还是忠诚于国家或族群时，应该采取哪种身份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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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意识形态上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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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所显示的，起源神话是使现实显得有意义，使既存的政治秩序合法化，并且提供群体身份的一种潜在的强大设施。在当代各个族群和民族中，历史也按照同样的方式被使用。虽然书面记录和档案提供了不同于口头传播的信息，它们也是暧昧不清的，并且能够被“裁剪”和改变解释的方法。在一本影响深远的标题为《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Hobsbawm and Ranger 1983）的著作中，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了：为了证明现在的某个特定的观点是正当的，历史如何能够被进行怎样的操纵。如同标题所显示的，大部分关注点在于被有意识地发明的传统：所讨论的例子包括被殖民当局发明的苏格兰高地的传统和仪式，当局是为了制造出殖民帝国是古老而“自然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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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有必要将自己限制在最近才发明出来并且隐藏了政治议程的“传统”中。可以有很多种看待历史的方式，就像邻国的任何一本可做比较的历史书所能展现的那样。显然，对于英国和法国的学童来说，拿破仑一世时期的战争不是按照同样的方式被描述的，这只是一个例子。在许多国家，都有关于对过去事件的“正确的”描绘的热烈辩论。当现在产生了变化，那么过去也变化了——至少当它被权威的历史记录所描绘的时候。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兴起的民族政治学是对过去进行再评价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在加拿大和美国对土著人口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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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概述的关于族群性的不同分析视角关注了种族边界的社会建构和维持、把历史当成神话一样使用以证明边界的合法、文化差异的传达（也许是“真实的”或者“编造的”）以及社会身份证明的情境化特征。一些读者可能会感觉，这些有关族群性的观点，尽管毫无疑问有助于分析，但在涉及通常被描述为是种族间发生的残忍斗争所导致的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时，是一组过于冷静的工具。的确，关于种族关系的人类学模型很少预示权力的不对称——虽然也不排除它，这是真实的；同样真实的是，本章中族群性的概念化大部分强调的是种族关系的形式特点，而不是讨论，例如，波斯尼亚的内战、西欧或种族歧视或危地马拉的种族屠杀。不过，关于种族关系的那些标准的人类学视角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冲突，提供分析，也可以将权力关系和暴力的维度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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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晚期政治的特征之一是种族身份被用在政治合法化上。在玻利维亚的1970年代，乡村的非政府组织（NGOs）声称它们是一个被压迫阶级的代表；同样的组织现在强调，它们代表的是“前-哥伦比亚文化”。对于贫困的村民来说，这种转变实际上没什么区别。在本章一开始就谈到的从阶级分析到种族关系的分析的转变，是世界上很多地方正在进行的政治和身份的种族化的一种症状。这将在下一章关于民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话题中进行更加深入而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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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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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us Banks: Ethnicity: Anthropological Construc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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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rik Barth: Introduction, in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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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y P. Cohen: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London: Routledge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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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 Vermeulen and Cora Govers,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Ethnicity: Beyon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Amsterdam: Het Spinhui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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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克瑙：印度北部的一座城市。——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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