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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所显示的，起源神话是使现实显得有意义，使既存的政治秩序合法化，并且提供群体身份的一种潜在的强大设施。在当代各个族群和民族中，历史也按照同样的方式被使用。虽然书面记录和档案提供了不同于口头传播的信息，它们也是暧昧不清的，并且能够被“裁剪”和改变解释的方法。在一本影响深远的标题为《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Hobsbawm and Ranger 1983）的著作中，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了：为了证明现在的某个特定的观点是正当的，历史如何能够被进行怎样的操纵。如同标题所显示的，大部分关注点在于被有意识地发明的传统：所讨论的例子包括被殖民当局发明的苏格兰高地的传统和仪式，当局是为了制造出殖民帝国是古老而“自然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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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有必要将自己限制在最近才发明出来并且隐藏了政治议程的“传统”中。可以有很多种看待历史的方式，就像邻国的任何一本可做比较的历史书所能展现的那样。显然，对于英国和法国的学童来说，拿破仑一世时期的战争不是按照同样的方式被描述的，这只是一个例子。在许多国家，都有关于对过去事件的“正确的”描绘的热烈辩论。当现在产生了变化，那么过去也变化了——至少当它被权威的历史记录所描绘的时候。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兴起的民族政治学是对过去进行再评价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在加拿大和美国对土著人口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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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概述的关于族群性的不同分析视角关注了种族边界的社会建构和维持、把历史当成神话一样使用以证明边界的合法、文化差异的传达（也许是“真实的”或者“编造的”）以及社会身份证明的情境化特征。一些读者可能会感觉，这些有关族群性的观点，尽管毫无疑问有助于分析，但在涉及通常被描述为是种族间发生的残忍斗争所导致的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时，是一组过于冷静的工具。的确，关于种族关系的人类学模型很少预示权力的不对称——虽然也不排除它，这是真实的；同样真实的是，本章中族群性的概念化大部分强调的是种族关系的形式特点，而不是讨论，例如，波斯尼亚的内战、西欧或种族歧视或危地马拉的种族屠杀。不过，关于种族关系的那些标准的人类学视角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冲突，提供分析，也可以将权力关系和暴力的维度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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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晚期政治的特征之一是种族身份被用在政治合法化上。在玻利维亚的1970年代，乡村的非政府组织（NGOs）声称它们是一个被压迫阶级的代表；同样的组织现在强调，它们代表的是“前-哥伦比亚文化”。对于贫困的村民来说，这种转变实际上没什么区别。在本章一开始就谈到的从阶级分析到种族关系的分析的转变，是世界上很多地方正在进行的政治和身份的种族化的一种症状。这将在下一章关于民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话题中进行更加深入而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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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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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us Banks: Ethnicity: Anthropological Construc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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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rik Barth: Introduction, in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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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y P. Cohen: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London: Routledge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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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 Vermeulen and Cora Govers,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Ethnicity: Beyon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Amsterdam: Het Spinhui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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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克瑙：印度北部的一座城市。——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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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 第十八章 身份政治学：民族主义和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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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仍然发出不同的声音，但是现在他们在每个地方或多或少都说着同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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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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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民族志方法绘制1960年代以来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意识形态的人很少能够避免遭遇到对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的表达。民族主义的成长和国家的建立是与殖民主义和去殖民主义相连的全世界的变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壮观而具有高度必然性的维度。民族主义是一种几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存在的意识形态，虽然它呈现出非常不同的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国家的所有公民都了解，或因此而支持，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不过，它暗示了，自从大约1980年以来，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都将它看成是一个应该优先从分析上把握的主要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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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和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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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中，民族主义通常被定义为是一种认为文化边界应该与政治边界相对应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国家应该只包含“同一种类”的人（Gellner 1983）。所有的民族主义以这种或那种的方式都拥护以下观点：在公民的国家和公民的文化之间是全等的。当许多社会理论家以前将民族主义当成一种很久以来的“古老的残存物”，而有可能通过现代化和官僚主义被超越时（例如，Weber 1978[1919]），变得越来越清楚的是它实际上是现代性的一种产物。事实上，我们所知的民族主义大约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在法国和德国建立起来的：它具有法国启蒙时期和德国浪漫主义的双重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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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和对族群性的研究是平行的；大多数民族主义——有人可能会说是所有的，但这是定义的问题——是种族意识形态的特殊案例。因为许多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论他们民族的古老天性，很多人都以为意识形态本身的情况也是这样。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一点上，区别传统和传统主义可能是有帮助的。当民族主义倾向于显得像是一种传统主义者的意识形态而赞颂一种假想的古老的文化传统时，这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它本身是“传统的”或“古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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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代以来的挪威民族主义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那时，挪威被强迫与瑞典结合，而城市里越来越多的有文化的挪威人，受到欧洲其他地方类似运动的激励，感到他们应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然后他们就跋涉到遥远的峡谷，并找到一些似乎是挪威人所特有的大众传统，他们将这些传统带回城市进行展示，并使它们显得像是挪威人民及其“精神”的一种表达。从而，一种民族符号论逐渐得到发展，强调了似乎是独一无二的挪威乡村生活的一些维度（在邻近的瑞典和丹麦都没有发现，在对照中，挪威的民族性得以界定），而这被用来确立了挪威民族国家的思想。在同一时期，一种民族历史编纂学也被建立了起来，强调了北欧海盗盛行的维京时代（Viking age，大约公元1000年）的挪斯帝国（the Norse empire）的延续性，同时，一种民族文学、民族艺术、民族音乐和一种新的以某种乡下方言为基础的新的民族语言——因而与丹麦语显著不同——都被创造了出来。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意在造成一种印象：挪威实际上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有着独特的文化，所以应该要求政治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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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乡村文化，以一种重新解释的形式，提供了有效的政治武器，并不是因为它在统计学上是“典型的”或因为它比都市文化更加“可信”，而是因为它能够被用来表达相对于丹麦和瑞典而言的种族的独特性，也因为它体现了民族主义中的乡村-都市的团结的特征。根据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重要的区别在于遵循民族边界的群体之间，而内部差异因此是传达不足的。民族主义假定所有社会成员有着一种共同的文化，这在以前是以归属等级或封建等级制为基础的社会里，是一个根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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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民族主义而表达的传统主义因而具有深刻的现代特征。民族主义者声称维京人（Vikings）是挪威人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者也是维京人。我们现在需要更加深入地考察民族主义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这与前面对社会规模、科技和社会整合的不同形式的讨论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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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和工业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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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盖尔纳在他的关于民族主义的重要著作中（Gellner 1983），强调了民族主义的出现是对工业化和人们从家族、宗教和地方社区的“原始纽带”中脱离的一个反应。工业化带来了地理上的巨大流动性，并且使人们大规模地参与了各种社会系统，比以前所知的范围还要广得多。家族意识形态、封建主义和宗教都不再能够有效地组织起人民，也就是说，19世纪，产生了一种意识形态的需要，它要有席卷欧洲的大范围的社会凝聚力，既可以产生大规模的社会系统，也可以激发个体平等和市民权利的要求。民族主义可以满足这些要求，而盖尔纳很大程度上将它看成是对旧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原则的功能替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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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1925—1995）最初学的是哲学，他的出版著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涉及科学哲学。他投入到了人类学关于翻译和合理性的争论，以及关于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的争论。他的社会科学的哲学方面的文章包括合集《思想和变化》（Thought and Change，1964）、《洋相和窘境》（Spectacles and Predicaments，1974）和《相对论与社会科学》（Relativ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1985）。盖尔纳将自己描述为既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又是一个功能主义者，并且他的表现说明他是将人类学当成科学的一个有力的捍卫者，他批判了解释学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以及，最近出现的“后现代主义”。他在马赫格雷伯（Mahgreb）进行了田野调查，并且在这个背景下出版了《穆斯林社会》（Muslim Society，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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