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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第三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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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的写作是用于对本科生教授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导引性教程的一部教科书，也考虑此书可为一般感兴趣的读者提供该领域的总体概述。1978年本书初版时名为《社会人类学引论》，经过三次出版，书名的变更反映此书增加了文化概念方面的内容重点。尽管书名变化，但该著作总体的轮廓和目的初衷依旧：提供一本具备可读性和在智力上具有激发作用的不同于标准教科书的另一种读本，一本涵盖本学科领域所有精要但又不失其内在魅力的人类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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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章节总目反映了大部分导论性人类学课程的分支，但是本书陈述的风格却与传统教科书大相径庭。我试图避免对主题的狭隘区分，以及一般教科书以一连串的例子来阐述某些定义的僵硬形式，这种做法只会鼓励死记硬背，无益于真正的理解。本书代之以出现的像是关于本学科的一篇长长的散文，既可为一般的公众理解，又可被学术讲堂中的大学生所接受。为此，我尽力避免专业术语，刻意保持连贯性，让每一部分均逻辑地来自前一部分。为了保持此书的广度和深度，我尽力在西方思想史的语境中，尤其是在社会和精神分析理论的语境中来展示文化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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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也被设计成需要与其他著作一起阅读，此书的篇幅因考虑了这一要求而受到限制。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不采取那种只依赖于一本厚厚的教科书的做法，而是不断补充民族志专著和论文集的阅读书目。过去的35年我一直以这样的方式来教授文化人类学，这可以有机会让学生阅读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民众中的科学家对社会的描述和分析。同时，关于人类学文选的指定也使学生从教科书的有限视野中解放出来，而得以鸟瞰曾经丰富过我们这个学科的多种多样的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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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由于我对本书长度加以了限制，但经过三次出版还是有所扩展。第一版集中于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这一倾向在第二版中得以延续，但第二版更多地关注于引导社会活动之符号的意义和价值。符号维度是文化的领地，因而第二版书名的变化反映了重点的变动。第二版也增加了有关田野工作的新章节，这是人类学方法论的核心内容。第三版继续将文化作为重点，包括对文化概念进行了新的、更加深入的讨论，并且增加了关于语言和文化的新的章节，以及对“人类本性”这一主题进行的扩展的叙述。在婚姻和家庭这一章增加了新材料并进行了修订。我深信这些补充和修改的结果将成为更富成效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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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初被吸引到人类学研究中，是因为人类生活方式的千般风情和绚丽多姿使我产生了无比的惊讶和难抑的好奇，在各类广泛的习俗中我明白了人类仍然具有未被开发的潜能，在意义和规则的柔韧（malleability）和无常（transiency）中发现了我们自己生活方式的任意性。人类学扩展了我对世界的认知，并且将我自己从本文化加诸心灵的某种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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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图传播这种知识发现和经历的感受，但我也努力将当代美国文化作为讨论和分析的主题。这是与我们用于自我理解的科学价值保持一致，因为它举着一面镜子，于其中看到的自我，就反映在他人的生活之中。在一个专业化日益增强、视野越来越狭隘的时代，人类学是唯一提出这种问题的科学：“人类是什么类别的创造物？”在研究了人类表达的所有重要的情境后，人类学也不过成为对我们自身的一种拷问，我们到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去旅行只不过是为了面对我们自己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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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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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作为这一分支学科整体而涵盖面如此广泛的著作中，有必要对作者的学术前辈们说点什么。《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是35年来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对本科学生讲授文化人类学的产物。在轮廓、要义和精神方面，这本书就是我讲授导论性课程的路径。必须补充的是，这种讲授也是一种对话，一种双向通道，我从我的学生那里学到了许多，对此我永远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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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研究人类学凡40年，如果要一一列举，则可说从无数的前辈那里汲取了思想和观点。在此如果不提及一位伟大的导师查尔斯·瓦格莱（Charles Wagley）的恩惠，则我难辞其咎。多年前在他指导下我研修导论性的人类学，此后他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我的人类学同行也认可我的学术渊源可归及已故的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他是我的另一位早期导师，与其的联系可以在第六章和第九章中见得特别清晰。使我蒙受恩惠但不事张扬的是我在正式训练结束之后帮助我形成自己学术视野的两位学者：戴维·施奈德（David Schneider）和已故的默顿·弗里德（Morton Fried），他们的著作位于理论领域的相反两端，但我感谢尤多的不是他们著作中的内容，而是他们个人的品质。我是学院式的老派人物，坚持教师应该为学生建立一种完整而杰出的风格榜样，在我面前，他们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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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许多人对这本书的完成有着不少直接的贡献，我的同事乔尔·沃尔曼（Joel Wallman）对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内容和形式都提出了价值卓著的建议，这两版也受益于布赖恩·伯克哈特（Brian Burkhalter）、默顿·弗里德和戴维·施奈德的评论。来自勃伦特·柏林（Brent Berlin）、托马斯·曾国天（Thomas de Zengotita）、肯尼斯·肯辛格（Kenneth Kensinger）和凯瑟琳·纽曼（Katherine Newman）的建议和垂询对第三版贡献良多，对他们的洞见和劳作我表示由衷的感谢。第三版还得益于斯蒂芬·鲁宾斯坦（Steven Rubenstein）的研究帮助。哥伦比亚大学有一种鼓励富有活力学者的宽容的研究氛围，大学为我整个这三个版本，自始至终提供了宽宏的研究帮助，我希望对大学中所有帮助过此书的人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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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的妻子约兰达，是我的研究生同学、研究伙伴，也是我著作的合著人，更是我人类学研究生涯的终身合作者。她首先鼓励我写作此书，并作为一个职业人类学家和教师，对每一版都提出了良好的建议，为此，也为其他的许许多多我对她充满了衷心的敬意和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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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F．墨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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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泽西 利奥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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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第一章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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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五百万年前，在东非大草原已经初露出人类文化进化的晨曦，那儿曾是现在已经灭绝的灵长目动物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狩猎的场所。南方古猿是相当奇特的动物，尽管它们的脑量并不大于黑猩猩，但却用后肢直立行走。大约在以后的三四百万年里，南方古猿缓慢进化，逐渐发展成脑量相当大，但仍远较人脑为小的动物。它们总是以公猿、母猿及其子女组成的小型群体活动，猎取动物和采集植物类食品。它们缺乏更强有力的食肉动物的利爪锐牙和凶猛力量，但却以高超的智慧来弥补生理上的缺陷，它们可能已经借助尖利的石块、骨头和棍棒——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武器——来帮助自己。它们虽然是类人猿，但却处在超越猿类的门槛上。我们这些人类的成员、地球的主人和空间的征服者，应当怀抱惊叹之情追溯这些原始动物，因为在它们中间就有我们的祖先在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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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显著特征是高度发达的智力，这一特质已导致我们给自己冠以智人（Homo sapiens），即“聪明的”、“有知识的”、“智慧的”——这不太谦逊。当洞悉我们的祖先于获得人类智力之前数百万年就已经发展到用双足行走，这足令三十余年前的科学界惊诧不已，回溯起来确是意义非凡的大事。直立姿势有利于头颅的扩展，因为这终于可使头颅与脊柱顶部平衡，以消除用强健的肌肉支持头部和很厚的脑壳固定肌肉的需求。同样重要的是，以后肢行走可使前肢和手用于其他目的。将食物从采集场所运到中心营地，也可将孩子从一个营地带到另一个营地，所有这些必然大大增进我们南方古猿祖先们的交往。更有甚者，前肢和手可以把食物送入口中，或用于多重目的，或许制造出了第一批木制、骨制和石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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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灵敏性的发展，必然确定无误地增进智力发达，如狩猎中依凭诱惑和狡计。较机敏的动物能存活得更久，而且将基因传给下一代的机会也更多，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自然选择过程。毫无疑问我们是从南方古猿的一支——它们有许多种类——或是极像南方古猿的动物发展而来的。同样，人类无疑最终来自更为简单的生命形式，进化是事实而不仅仅是理论。有许多涉及特定过程和形式的理论，但没有哪个恪尽职守的科学家去探询生物进化的基本前提。这是一个通过适应性选择优势特质，并保留给后代，形成无休止的基因变异，最终通过繁殖人口而传播开来的过程。因而，这个星球上所有生命都走向生物形式的区别和多样化。进化过程，生命遵循的唯一自然目的，就是用合适的原生质填充环境中每一个可用的生态位（niche），除此之外别无玄机。这对人类经历的荣光毫无贬损，因为正是通过进化过程，我们南方古猿祖先谦卑的寻觅食物行动，开始了向着智力及至如今向星球之外的大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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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人类进化的重大步骤大约发生于160万年前，此时非洲的南方古猿消失，出现了直立人（Homo erectus）。直立人脑容量约为900—1200毫升，而南方古猿为500—700毫升，现代人类则为1300—1600毫升。无声地表明这一飞跃的是，即使在直立人最早的成员中，使用和制作工具也大为发展，而南方古猿只有些极其粗陋的工具。从那个遥远的年代保存下来的人造工具和武器仅是些粗糙打磨的石斧，但很可能也有已腐烂的骨制和木制器具。不管怎样粗糙，这些工具终究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因为它们使我们的祖先通过人为地扩展身体来应付环境，恰如我们今天用计算机作为脑力的延伸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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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直立人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它们的遗迹在东半球到处可见：中国北方的北京人、德国的海德尔堡人（Heidelberg man）、印尼的爪哇人（Java man）和其他已确定为距今50万——100万年间的化石发现。人类离开自己在非洲的温床分布到寒冷荒凉的各种气候中。到50万年前或更早一些时期，在亚洲和欧洲已经发明了可控制使用的火，使煮食成为可能并可为穴居人供热，这种祖先大概可称为普罗米修斯人（Homo Prometheus）。直立人似乎更像是用皮制服装和营造掩蔽所来抵御更新世冰川时期的寒冷。人类已经与动物界相分离，不再无可奈何地仅靠缓慢变化的身体进化来适应环境，而是发明工具和创造思想用以对付环境；今天我们对待环境，是通过改变环境以适应自己的需要，不过这常常会招致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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