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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F．墨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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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泽西 利奥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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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第一章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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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五百万年前，在东非大草原已经初露出人类文化进化的晨曦，那儿曾是现在已经灭绝的灵长目动物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狩猎的场所。南方古猿是相当奇特的动物，尽管它们的脑量并不大于黑猩猩，但却用后肢直立行走。大约在以后的三四百万年里，南方古猿缓慢进化，逐渐发展成脑量相当大，但仍远较人脑为小的动物。它们总是以公猿、母猿及其子女组成的小型群体活动，猎取动物和采集植物类食品。它们缺乏更强有力的食肉动物的利爪锐牙和凶猛力量，但却以高超的智慧来弥补生理上的缺陷，它们可能已经借助尖利的石块、骨头和棍棒——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武器——来帮助自己。它们虽然是类人猿，但却处在超越猿类的门槛上。我们这些人类的成员、地球的主人和空间的征服者，应当怀抱惊叹之情追溯这些原始动物，因为在它们中间就有我们的祖先在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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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显著特征是高度发达的智力，这一特质已导致我们给自己冠以智人（Homo sapiens），即“聪明的”、“有知识的”、“智慧的”——这不太谦逊。当洞悉我们的祖先于获得人类智力之前数百万年就已经发展到用双足行走，这足令三十余年前的科学界惊诧不已，回溯起来确是意义非凡的大事。直立姿势有利于头颅的扩展，因为这终于可使头颅与脊柱顶部平衡，以消除用强健的肌肉支持头部和很厚的脑壳固定肌肉的需求。同样重要的是，以后肢行走可使前肢和手用于其他目的。将食物从采集场所运到中心营地，也可将孩子从一个营地带到另一个营地，所有这些必然大大增进我们南方古猿祖先们的交往。更有甚者，前肢和手可以把食物送入口中，或用于多重目的，或许制造出了第一批木制、骨制和石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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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灵敏性的发展，必然确定无误地增进智力发达，如狩猎中依凭诱惑和狡计。较机敏的动物能存活得更久，而且将基因传给下一代的机会也更多，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自然选择过程。毫无疑问我们是从南方古猿的一支——它们有许多种类——或是极像南方古猿的动物发展而来的。同样，人类无疑最终来自更为简单的生命形式，进化是事实而不仅仅是理论。有许多涉及特定过程和形式的理论，但没有哪个恪尽职守的科学家去探询生物进化的基本前提。这是一个通过适应性选择优势特质，并保留给后代，形成无休止的基因变异，最终通过繁殖人口而传播开来的过程。因而，这个星球上所有生命都走向生物形式的区别和多样化。进化过程，生命遵循的唯一自然目的，就是用合适的原生质填充环境中每一个可用的生态位（niche），除此之外别无玄机。这对人类经历的荣光毫无贬损，因为正是通过进化过程，我们南方古猿祖先谦卑的寻觅食物行动，开始了向着智力及至如今向星球之外的大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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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人类进化的重大步骤大约发生于160万年前，此时非洲的南方古猿消失，出现了直立人（Homo erectus）。直立人脑容量约为900—1200毫升，而南方古猿为500—700毫升，现代人类则为1300—1600毫升。无声地表明这一飞跃的是，即使在直立人最早的成员中，使用和制作工具也大为发展，而南方古猿只有些极其粗陋的工具。从那个遥远的年代保存下来的人造工具和武器仅是些粗糙打磨的石斧，但很可能也有已腐烂的骨制和木制器具。不管怎样粗糙，这些工具终究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因为它们使我们的祖先通过人为地扩展身体来应付环境，恰如我们今天用计算机作为脑力的延伸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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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直立人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它们的遗迹在东半球到处可见：中国北方的北京人、德国的海德尔堡人（Heidelberg man）、印尼的爪哇人（Java man）和其他已确定为距今50万——100万年间的化石发现。人类离开自己在非洲的温床分布到寒冷荒凉的各种气候中。到50万年前或更早一些时期，在亚洲和欧洲已经发明了可控制使用的火，使煮食成为可能并可为穴居人供热，这种祖先大概可称为普罗米修斯人（Homo Prometheus）。直立人似乎更像是用皮制服装和营造掩蔽所来抵御更新世冰川时期的寒冷。人类已经与动物界相分离，不再无可奈何地仅靠缓慢变化的身体进化来适应环境，而是发明工具和创造思想用以对付环境；今天我们对待环境，是通过改变环境以适应自己的需要，不过这常常会招致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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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进化的下一个阶段始于20万年前尼安德特人（the Neandertals）代替直立人的时期。流行媒体常用尼安德特人作为粗野和无知的代名词（如“他有尼安德特人的智力”），实际上他们的脑容量与我们的不相上下，他们无疑也有了语言。大多数人类学家将他们划到人类这种随后统治地球的唯一物种的早期种类中。从此人类把握自然的进程已不再涉及完全发达的大脑的进化，而变成了文化进化的问题，文化是每个社会都具备的知识、技术和社会习俗的宝库，并且被珍视为自身独具一格的标志。当早期人类群落分布到东半球的各处——4万年前到了美洲，力图驯养动物，培植野生食用植物时，他们就与自己从前的伙伴和邻居彻底分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以适应新的周围环境，这并没有经历数百万年生物进化的漫长过程，而是通过学会应对，并将此传给后人的更为迅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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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进化已使地球上只居住着一种人类，即智人，正因为如此，世界人口的遗传基因过去是，现在也是大致相同的。然而，从干燥的沙漠到湿润的森林、从酷热的热带地区到寒冷的北极冻土带，使人类聚居于每一个环境区域的无休止的迁徙，已迫使这些远徙的人群若要想在新居中安身立命，就必须改变自己工作和相互交往的习惯方式。从这些再度调整中产生了作为人类标志的千差万别的风俗（custom）。这种价值、道德、信念和习俗等的万花筒——所有这些通过社会化使年轻人习得并承袭下来——就是人类学家磨坊中的谷物。在这种广泛的差异中寻求秩序和解释恰是文化人类学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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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历史就是奋争以控制周围环境，使自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而不是奴隶的历史。这可以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工业文明的广大范围内，也会在初民（primitive）或史前人类的简单技术中展现出来。当今社会对环境的胜利已是如此充分，以致现在我们正以毁灭性的行动威胁环境。巨大的筑路机械在亚马逊丛林中撕开了一条道路；一根管道横贯北极圈和阿拉斯加的山岳；从地下储藏的有机物化石资源或原子裂变中获取能源。但是，海洋中的鱼正被捕掠殆尽，我们呼吸的空气也成为机动车和工厂的废气排放场所，我们确知不久的将来石油将全部用光。那些坚持我们有足够石油的人常说它一直可以用到下个世纪，似乎这就永无竭时了。未来的一百年内现在活着的人都会死去，但在整个人类已延续百万年的生命历程中，一百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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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明最好不过地证明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胜利，虽然这确实招来自然界对我们后人的报复。最好记住，现代技术革命前不久才发生。假定把人类的黎明定为一百多万年之前，那么出现于一万五千年之前的农业，仅仅影响了人类历史的1.5％，亦即，过去98.5％的时期人类的经济倚赖于狩猎、捕鱼和采集野生植物之上！同样，从发明蒸汽机开始的工业化时代仅是人类历史的0.02％，既然对地球的践踏绝大部分就发生在这个时期，显而易见，我们人类很快将达到可能停止生存的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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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和随之而来的人口增长及愈益增强的社会复杂性，曾有过不寻常的发展历程。最早文明的摇篮在亚洲和非洲，但工业化产生于欧洲，19世纪扩展到北美，并在现代漫及全球。直到前不久，世界的许多地方还完全未被机器时代触及或基本上未受其影响。仅在一个多世纪前，印第安苏人（Sioux）在小比格霍恩河（Little Big Horn）(1)击败了第七骑兵队（Seventh Cavalry），这个胜利并不能阻挡欧洲异族侵入他们的领地。自此欧洲人入侵之后，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受到严重的骚扰，而整个19世纪上半叶美国西部的大部分地区都是由自主的印第安人部落居住的。欧洲人侵入非洲南撒哈拉地区也是近来之事。贩奴者的掠夺已波及遥远的内陆，但白人却很少离开海岸深入内陆一步。直到1795年和1797年芒戈·帕克（Mungo Park）的探险，我们才首次知道尼日尔河的流向。同样，亚马逊热带雨林的广袤地区一直到本世纪才标入图中并加以开发，有一些印第安人群体仍然机敏地避免与白人接触，故对他们我们一直不得其详。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区在19世纪后半叶沦为殖民地，岛民社会因而受到剧烈影响，但到1950年代，澳大利亚巡逻队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不时遇到未接触过的土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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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地区所发现的人，与欧洲探险家、商人、传教士和官员这些企图打扰和改变他们生活的人大相迥异。新发现的社会比欧洲社会远为简单。除极少量外，大多数都缺乏任何书写系统，他们的历史、宗教、法律和知识全凭口头传说留存下来。他们中大多数已有了农业，但一般极不发达，用棍棒或锄而不是用动物拉的犁来耕掘土地。生产一般仅为维持生计，尽管有些地方剩余产品亦在当地市场上交换。这些新发现地区的另一些群体依靠放牧牲畜，有时还以某些补充性的农业为生，有时则艰难地与农业村社共生。最后，有些群体，特别是半干旱地区或北极圈的群体，完全靠搜寻野生动植物生活，这里面包括捕鱼打猎的爱斯基摩人、加利福尼亚的种子采集族群、澳大利亚的土著和美国密西西比河西部大平原上捕猎野牛的印第安人、南美洲南部捕猎三趾鸵鸟和美洲驼的猎人和散布于非洲、马来群岛和印度南部的狩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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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论多么可怕的各种环境下，人类尽力谋求生存的大量精巧方式，正是他们通过习得性行为去适应严酷环境这种能力最具说服力的明证。即使只有最简陋的技术，因纽特人，或叫爱斯基摩人凭着精心制作的服装、称得上建筑学杰作的圆顶小屋，还有一系列既可有效地用于海洋捕鲸又可用于陆地猎熊的武器，他们在北极也生存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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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第一要求是食需果腹，但仅此远为不够。如果我们想使自己足以不朽并且与他人相互关联，还需满足大量的社会和心理需求。人类掌握社会环境的方式——这是本书的中心议题——远较他们的经济适应性更为复杂多变，对西方研究者而言，这些方式似乎更是稀奇古怪、异乎寻常。有些民族把死人的尸骨磨碎调成稀糊喝下。有一个新几内亚部落，年轻人对自己的叔父施行口淫作为入会仪式（initiative ceremony）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坚信肌肉的力量是通过精液传递的。世界各地都有一些群体对年轻人实行生殖器切割，包括包皮环切、割阳（切开阳具下部直到尿道）和割阴（切除阴蒂）。某些社会一个妇女同时可有几个丈夫，恰如另一些社会一个男人亦可有多个妻子一样。社会不断发展，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社会景象是行为模式杂乱的混合体，恰如五彩缤纷的服饰，又如珍肴奇食的盛宴。应当牢记，我们深感诧异的事对那些遵奉此习俗的人们来说只不过是日常的普通感觉和合理行为。而且，他们也把我们的行为看成是怪诞的，有时甚至是非人道的、粗野的并经常是幼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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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长的有关人类经历广泛多样性的知识，已经导致对我们人类的多功能性和可塑性的一种赞誉，并且暗示人类仍未全部展开其潜能，这也成为对“人类本性”简单化理论的矫正。文化或社会人类学(2)的目的正是通过研究人类境况的各种表现及其变化来理解这种境况。理想地说，人类学教给我们如何理解异族文化和不同社会的内在逻辑。如果真能将此课程学透，那么，其他群体中看上去不合理的、狂热幻想的、不道德的或是愚蠢透顶的行为，都可看作是合逻辑的甚至是有用的。人类学是对人类状况的一种看法，是对我们自己的生活进行展望并获得变易的方法。既然如此，它就是一门人文学科，但它也是一门社会科学，因为它力图解释不同社会组织的方式并分析社会的制度。人类学并非是一门较为精密的科学，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能思维、会感知的存在物——人类的行为是外部决定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我决定的。进而言之，即使是最简单的社会也异常复杂，事实上对之无法进行实验，所以，对社会进行科学研究路途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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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验设置一种人为条件，亦即它将要研究的对象或问题从自然领域中抽取出来，置于实验室人为封闭和限定的环境中进行研究。在实验情形下，变量数目锐减，实验者可以改变并控制这些为数不多的变量，以确定它们对其余变量的影响。伦理准则和可行性都不允许社会科学家这样去做。仅在某些社会情形下方可进行实验，而且经常是些小问题，如决策时的设计问题。即使在这些少量例子中，也很难将实验结果外推到真实的社会生活中。例如，仅根据科学的目的，便想把人们置于新的不同的家庭形式和婚姻类型中，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或毫无指望的。我们的探索还有内在的局限，因为人类学家几乎都不愿去扰乱他人的生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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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缺乏进行实验——它是检验假设最常用的手段——的手段或希望，人类学转而对数百个社会的材料进行大规模的清理。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在两个方面令人震惊不已：首先，社会领域内接受与准允的行为和信念千差万别，足堪称奇；其次，从所有这些大量的殊异中，可以发现同样的风俗习惯发生在不同社会中的明显倾向。有时这是地理上毗连的结果，因为这可使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群体学习，如犹太人和穆斯林都有男性行割礼的习俗。然而，在许多情形下，难以确定此种联系，如新几内亚土著人的割礼就是完全独立地出现的，这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独立出现于各地的习俗都是由于相似的制约条件。如果我们能用事实说明之，那么就作出了一个科学上可证实的陈述。通过揭示两个变量间必然的联系，我们可以有效地对一部分社会秩序作出解释。我们不可能研究试管中的变量X、Y和Z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我们可以考察所有具有X、Y、Z特征的社会，找出它们的共性。然后我们对有X、Y而无Z的群体进行考察，弄清差别在何处。这样，我们可以对假设施加科学的控制——即一种思想律令。这一称作比较方法的程序，是人类学的关键，并且是解释人类学家热切地搜集尽可能多的社会形态资料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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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系统阐述比较方法的人是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爵士（Sir Edward Tylor）。泰勒注意到发生于不同社会中的某些风俗与其他习俗相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特质如此紧密相连的现象被泰勒命名为“粘连”（adhesion）。泰勒以一个男子有意避开自己岳母的习俗为例，他综合考察了遵循此习俗的所有社会，发现其比例要远远高于要求夫妻婚后居住在新娘家的随机偶然关联的水平。泰勒推想居住在姻亲家庭的固有问题可以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彼此间的互动而得以消除。同时，他给我们揭示了岳母—女婿关系普遍都很微妙，绝非仅是美国幽默家的专有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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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的方法为一批20世纪初的英国社会学家所沿用，但同时期的英国人类学家却未循此道。另外，文化的统计学比较方法为耶鲁大学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采纳并加以完善，他们发展了一种文化编纂系统，可将任何文化内容归类纳入编码的特质表中。这样，如果一名学生想要调查从妻居（matrifocality，此词用来指称我们上面已提及的与新娘的家庭住在一起的习俗）演变的条件，他或她就会在文化索引中找到全部从妻居的内容并仔细加以审视，以决定它们是否由某种经济或某些反复出现的社会特征所刻画。今天，这种审视已由计算机来完成，它可以找出从妻居和其他任何文化特质间的统计相关性，因为每一文化特质都有一个编码。尽管比较方法仍在较为有限地运用，但大多数人类学家对这种统计观察持保留态度，因为它将材料从过程中割裂出来，并将我们自己的范畴加诸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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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曾用比较方法来揭示社会系统和生态环境间存在的深层关系。他指出，那些以捕猎单个非迁徙性动物——如鹿——维持生计的社会，总是倾向于强调男人们组成的亲属纽带，他们的领土所有群（territory-owning bands）通常由相互联系的男人如父亲、儿子、兄弟——各自带着来自外群的妻子——组成。另一方面，猎捕大群迁徙动物如野牛的猎手们，通常要归人所谓的“混合群”，即或者是以父系，或者是以母系相联系的较大人群集团中。可以推测，第一种组织允许一群合作和相互有关系的男人继续在他们熟悉并能产生相当可靠的生存必需品的有限区域内捕猎；第二种混合群组织，则是从广大的地域范围中组合起一个长途跋涉追捕动物群的单一群体。斯图尔德也指出，干旱地区早期文明的兴起和农业灌溉实践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按照由历史学家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首先提出的这种论证，组织建设大型供水系统的劳动及随后配给水所需的控制，不可避免地导致阶级的分化和集权化组织。而且，这种农业形式的高产将是供养专门的统治阶级和工艺阶级的依凭。我们将在第六章对此再作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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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比较方法也有隐患之处。如果人类学家发现两种制度间百分之百地相对应，而且两者总是相伴出现，则他可以确认，它们事实上均为单一的较大范围现象的一部分。在推测因果关系时当然要小心谨慎。室内铅锤测量与原子能之间兴许会找到某种联系，尽管两者纯属风马牛。人们可能会陷入实验者早就说明的经典谬误中：实验者喝了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波旁威士忌加苏打和白兰地加苏打，这三样饮料均使他酩酊大醉，于是他得出结论：苏打这一共有的变量是沉醉的原因。毕竟，比较方法的使用者难以指望社会制度间存在着一个纯粹和不变的一致性。社会生活复杂多样、变化万千，我们只能满足于趋向一致的张力。归根结底一句话，我们是在谈论用优雅的统计术语表述的或然性和赌徒的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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