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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长的有关人类经历广泛多样性的知识，已经导致对我们人类的多功能性和可塑性的一种赞誉，并且暗示人类仍未全部展开其潜能，这也成为对“人类本性”简单化理论的矫正。文化或社会人类学(2)的目的正是通过研究人类境况的各种表现及其变化来理解这种境况。理想地说，人类学教给我们如何理解异族文化和不同社会的内在逻辑。如果真能将此课程学透，那么，其他群体中看上去不合理的、狂热幻想的、不道德的或是愚蠢透顶的行为，都可看作是合逻辑的甚至是有用的。人类学是对人类状况的一种看法，是对我们自己的生活进行展望并获得变易的方法。既然如此，它就是一门人文学科，但它也是一门社会科学，因为它力图解释不同社会组织的方式并分析社会的制度。人类学并非是一门较为精密的科学，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能思维、会感知的存在物——人类的行为是外部决定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我决定的。进而言之，即使是最简单的社会也异常复杂，事实上对之无法进行实验，所以，对社会进行科学研究路途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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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验设置一种人为条件，亦即它将要研究的对象或问题从自然领域中抽取出来，置于实验室人为封闭和限定的环境中进行研究。在实验情形下，变量数目锐减，实验者可以改变并控制这些为数不多的变量，以确定它们对其余变量的影响。伦理准则和可行性都不允许社会科学家这样去做。仅在某些社会情形下方可进行实验，而且经常是些小问题，如决策时的设计问题。即使在这些少量例子中，也很难将实验结果外推到真实的社会生活中。例如，仅根据科学的目的，便想把人们置于新的不同的家庭形式和婚姻类型中，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或毫无指望的。我们的探索还有内在的局限，因为人类学家几乎都不愿去扰乱他人的生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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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缺乏进行实验——它是检验假设最常用的手段——的手段或希望，人类学转而对数百个社会的材料进行大规模的清理。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在两个方面令人震惊不已：首先，社会领域内接受与准允的行为和信念千差万别，足堪称奇；其次，从所有这些大量的殊异中，可以发现同样的风俗习惯发生在不同社会中的明显倾向。有时这是地理上毗连的结果，因为这可使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群体学习，如犹太人和穆斯林都有男性行割礼的习俗。然而，在许多情形下，难以确定此种联系，如新几内亚土著人的割礼就是完全独立地出现的，这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独立出现于各地的习俗都是由于相似的制约条件。如果我们能用事实说明之，那么就作出了一个科学上可证实的陈述。通过揭示两个变量间必然的联系，我们可以有效地对一部分社会秩序作出解释。我们不可能研究试管中的变量X、Y和Z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我们可以考察所有具有X、Y、Z特征的社会，找出它们的共性。然后我们对有X、Y而无Z的群体进行考察，弄清差别在何处。这样，我们可以对假设施加科学的控制——即一种思想律令。这一称作比较方法的程序，是人类学的关键，并且是解释人类学家热切地搜集尽可能多的社会形态资料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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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系统阐述比较方法的人是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爵士（Sir Edward Tylor）。泰勒注意到发生于不同社会中的某些风俗与其他习俗相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特质如此紧密相连的现象被泰勒命名为“粘连”（adhesion）。泰勒以一个男子有意避开自己岳母的习俗为例，他综合考察了遵循此习俗的所有社会，发现其比例要远远高于要求夫妻婚后居住在新娘家的随机偶然关联的水平。泰勒推想居住在姻亲家庭的固有问题可以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彼此间的互动而得以消除。同时，他给我们揭示了岳母—女婿关系普遍都很微妙，绝非仅是美国幽默家的专有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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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的方法为一批20世纪初的英国社会学家所沿用，但同时期的英国人类学家却未循此道。另外，文化的统计学比较方法为耶鲁大学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采纳并加以完善，他们发展了一种文化编纂系统，可将任何文化内容归类纳入编码的特质表中。这样，如果一名学生想要调查从妻居（matrifocality，此词用来指称我们上面已提及的与新娘的家庭住在一起的习俗）演变的条件，他或她就会在文化索引中找到全部从妻居的内容并仔细加以审视，以决定它们是否由某种经济或某些反复出现的社会特征所刻画。今天，这种审视已由计算机来完成，它可以找出从妻居和其他任何文化特质间的统计相关性，因为每一文化特质都有一个编码。尽管比较方法仍在较为有限地运用，但大多数人类学家对这种统计观察持保留态度，因为它将材料从过程中割裂出来，并将我们自己的范畴加诸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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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曾用比较方法来揭示社会系统和生态环境间存在的深层关系。他指出，那些以捕猎单个非迁徙性动物——如鹿——维持生计的社会，总是倾向于强调男人们组成的亲属纽带，他们的领土所有群（territory-owning bands）通常由相互联系的男人如父亲、儿子、兄弟——各自带着来自外群的妻子——组成。另一方面，猎捕大群迁徙动物如野牛的猎手们，通常要归人所谓的“混合群”，即或者是以父系，或者是以母系相联系的较大人群集团中。可以推测，第一种组织允许一群合作和相互有关系的男人继续在他们熟悉并能产生相当可靠的生存必需品的有限区域内捕猎；第二种混合群组织，则是从广大的地域范围中组合起一个长途跋涉追捕动物群的单一群体。斯图尔德也指出，干旱地区早期文明的兴起和农业灌溉实践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按照由历史学家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首先提出的这种论证，组织建设大型供水系统的劳动及随后配给水所需的控制，不可避免地导致阶级的分化和集权化组织。而且，这种农业形式的高产将是供养专门的统治阶级和工艺阶级的依凭。我们将在第六章对此再作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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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比较方法也有隐患之处。如果人类学家发现两种制度间百分之百地相对应，而且两者总是相伴出现，则他可以确认，它们事实上均为单一的较大范围现象的一部分。在推测因果关系时当然要小心谨慎。室内铅锤测量与原子能之间兴许会找到某种联系，尽管两者纯属风马牛。人们可能会陷入实验者早就说明的经典谬误中：实验者喝了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波旁威士忌加苏打和白兰地加苏打，这三样饮料均使他酩酊大醉，于是他得出结论：苏打这一共有的变量是沉醉的原因。毕竟，比较方法的使用者难以指望社会制度间存在着一个纯粹和不变的一致性。社会生活复杂多样、变化万千，我们只能满足于趋向一致的张力。归根结底一句话，我们是在谈论用优雅的统计术语表述的或然性和赌徒的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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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初民（primitive）社会，或简单的未开化的社会的文献，是比较方法的素材，因为我们有数百个这种群体的丰富资料。对人类学家似乎心驰神往的“初民”一词理当述说一二。首先应明白，人类学家使用“初民”一词绝不隐含贬损之意。它仅指社会而非指人，仅意味着社会尚未开化，还未因阶级、种族、职业的分化而相对分离，仍处在通常是由简单技术导致的社会组织的简朴性中。然而，初民的语言或智力不见得低下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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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民为社会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多样的再生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习俗。再者，他们通常处于相当简单的社会组织中，人口极少，因而易于从整体上去研究他们。这是人类学方法的另一个标志。这种方法试图从整体上了解社会，分析和描述社会各个部分，理解各个部分间、部分与整个社会组织间的关系。工业社会的研究者，如果他或她承担起研究一个工厂、一个城市街区或一所教堂的任务，就颇值得夸耀了，但初民社会的研究者可以洞悉和把握全部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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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几乎是偶然进入研究初民社会的丰富遗产中的。或者这样说更确切：人类学是围绕着研究初民而成长起来的，因为其他学科忽略了初民。19世纪下半叶，当现代学术领域在英国和欧洲的大学中出现时，新兴的社会科学将注意力集中在欧美社会的研究上，经济学家关注市场结构中的价格动向，历史学家大多在研究美国和欧洲，社会学家开始探索工业社会和城市，唯有人类学——曾经是古物研究者、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学者、人工制品搜寻者诸如此类人的杂居处——成为其他学科拒之门外的所有剩余物的遗产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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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继承下来的远非只是对初民风俗的兴趣。早期人类学家及其先驱者遇到了不能书写也听不懂的语言，对此他们加以编目和分析，由于他们的艰辛努力，产生了词典和语法——现代人类学语言学。被研究的土著人通常在外貌上有别于欧洲人，研究者开始辛勤地描述他们的解剖学特征，量度脑部形状，观察牙齿，如此等等。从这种努力结果和对人类起源的兴趣中，产生了体质人类学研究，即人类变易与进化的科学。最后，因缺乏书面记载，原始民族的历史可以通过发掘分析其物质遗迹重现庐山真面目。陶器碎片、箭头、房屋遗址、古老的营火地点和所有古人遗弃之物都从地下发掘出来了。从这些材料中，失却的生活方式的记录重新展露。今天，史前考古学是一门正在蓬勃展开的分支学科，其规模仅次于文化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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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原始初民，使人类学家变成社会学家、语言学家、解剖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情境部分属于偶然，但这种结合的结果却产生了一门涉及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基础广泛的科学。人类学的四个主要领域——社会或文化人类学、人类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对人类境况，特别是对直接相关于社会生活的人类状况这方面作出了相当广泛的论述。人类学虽然说不上是对人类进行完全的、包罗万象的研究，但它的目标和范围是如此广博以至于只有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才堪当此任。在这门学科的早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确实有过如此博学的通才，然而，当这门学科逐渐成长时，它却变得愈益分化和专门化。尽管有此分野，人类学的前景仍然是广阔的。我们研究古代遗迹以便获知过去社会系统的信息，探索传统、语言和思想彼此相关的方式，思考人体解剖和生理学与某种社会制度间的关系。个别的人类学家可能会囿于狭窄的专业兴趣之中，但这门学科的关注面整体上已大大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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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其他社会科学只将探索限于西方文明之时，它们给人类学留下了远远超出原始初民的广阔的研究领域，因为它们把世界大部分其他高级文明拒之门外。到1930年代，人类学家已在研究印度、中国、南美和中美洲、非洲甚至欧洲的农业人口了。他们首先注意小型的土地村社，因为人类学家宁愿研究小而全的整体而不是大而散的部分。带着整体——在此情形下就是一种文明的整体——大于它各个部分之和的认识，人类学家随之把探索目光转向西方世界以外的城市，转向整个地区和整个民族。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就是人类学自身返回家园，即研究现代欧美社会。人类学研究范围的扩展已使之与其他社会科学紧密结盟，恰在此刻，其他社会科学也拓展研究领域，将非工业化世界包罗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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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绝大多数人类学家不会在初民社会中开展研究，但本门学科正是于此诞生的，而且此处仍然极富魅力。人类学把浪漫主义和启蒙精神紧紧结合起来，它从浪漫主义导出历史性及对稀奇古怪和差异事物的接受，而启蒙精神致力于在丰富多彩的人类表现中寻找秩序和内在合理性。我们学着从对我们显然是怪诞的东西中寻找有意义的和有用的东西，学着以我们的初民朋友在我们心中激起的同样的惊异和发现感来对待我们自己的尘世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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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科学的使命外，关于初民社会的知识是一种美学体验。我们面对各种不同风格的表现和叙述，每一种均有独一无二的结构，恰如一件艺术作品一样。小型社会包裹起来的经验的织锦，在天高地远、人迹罕至之处与世无涉、默默逝去，却总是使人萦绕于怀，唤起我们对久已失落不再重现的过去之物的思古幽情。没有任何社会万世不易，这对简单社会和我们自己复杂社会的机体同属当然之理。然而，初民社会比我们社会变更的步子要缓慢得多，它们留存在早已为文明社会所超越的经济状态。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源头追溯到伟大的地中海和近东文明——这是公认的文化而不是遗传学上的祖先——我们几乎已在一万五千年之前放弃了打猎和采集，在过去的六千年里，我们从锄头前进到犁耕农业。现代初民并不是一成不变地重复古代漫长岁月中的生活，但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几乎与古代社会活脱活像的写照。我们不可能在关于现代初民的知识基础上重新推演过去，但我们确实可以从中发现初民的粗陋技术对以往社会所加以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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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因如此，在初民中逗留好似大步退回到人类过去的状况中一样。时至今日，我与我妻子在1952年第一次进入紧挨巴西地理中心、亚马逊河南部支流上游的蒙德鲁库印第安人村落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这个村庄坐落在青草茵茵的山冈上，居高临下俯瞰朝东南方向延伸的森林和草原。朝那个方向大约七百英里就是巴西的边境集镇，但这两地之间或聚居着印第安人部落，或杳无人烟。这个村庄由五座树皮墙、茅草顶的房子分布成圆形，围着一个中心场地而构成。第六座建筑物是一所四十英尺长、一面敞开的披屋，这就是男子居所，所有过了青春期的男子全睡这儿。除了在某些书籍中见过外，这里不像我们从前见过的任何村落，但书本所言在未亲眼证实之前总有某种虚幻不实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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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关于该村的记忆中，似乎仍能嗅到从住处的炉火中冒出的木柴烟味，这种烟味不久即弥漫并消散在晴朗而毫无污染的万里云空中。在月光皎洁的晚上，薄雾婆娑，房屋和树木的轮廓变得模糊不清，织成了一道帷幕，蒙德鲁库男人在妇女视线之外用乐器——他们深信乐器中居住着祖先的精灵——奏出深远悠扬的曲调。生活的步调缓慢而安静，除了人们轻柔的话语外，唯一的声响就是飞过的鹦鹉和附近森林中猴群发出的响动了。在村中数月，我们听到的唯一一次马达声是一架飞机像小黑点一样出现在远方的天空中，不久即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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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我们生活在无货币、无信用卡、无支票本或身份证的情形下，这在我们有缺陷的文明社会中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也生活在没有警察或其他任何外部统治的标记的情形下，维持公共秩序的问题极为罕见，且由人们按传统方式处理。他们完全靠园圃出产、河中之鱼和森林中的猎物维持生计，他们慷慨大度地让我们共享一切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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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村庄不足百人，我们不久即开始熟识每一个人。应当记住在这种范围的群体中，每个人都是有名人物。这里的人不尚个人隐私，因而也就不让我们清静。这对个人而言可能是令人厌烦的，有时兴许很为难，但这也可以使我们几乎知晓发生的每一件事，并且与他们一样互相随便串门。这种小型规模也使我们得以描绘蒙德鲁库人社会生活的主要概貌，这个工作更由下列事实推进了一步：他们并没有因财产、信仰和种族的差异及其他现代社会的分裂因素而瓦解。我们学得了许多东西，但除了进行研究外，我们几乎遗忘了自己所属世界的实在性，且对其日感陌生，都快步入另一世界中去了。这是一个意义完全不同的新世界，它首先使我们困惑，我们的研究尺度是那些怪异的意义变成普通和常识的程度。像爱丽丝一样，通过一面镜子我们已经步入另一个陌生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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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对地球上每个种族的渗透已注定了初民文化的命运。从殖民地探险时代起，初民就为欧洲人捕捉和杀戮，或者成为新传入的疾病如天花、肺结核、麻疹和百日咳的牺牲品。那些侥幸生存下来的人也已逐渐为欧美社会同化。北美印第安人仍然存在，但他们不再是“初民”。他们驾驶汽车、参加选举、上学、进超级市场购物，做许多美国白人同样做的事。他们确实有别于美国白人，正如他们确实也有别于自己的祖辈一样。在已经独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也发生了类似的事，25年前的食人生番群体现在已经组织了咖啡生产合作社，或派他们最显赫的年轻男子去立法机关。在南美，延伸进亚马逊河流域的新公路上汇集了大批无土地者和农场工人，他们正威胁着要将印第安人从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并且即使不在肉体上也要在文化上消灭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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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到2000年，即使初民社会还存在也只会是很少量的。随着贸易的扩大和技术渗透到地球上任一僻远之地，工具、知识和工业世界方式的不断扩展，终将使人们之间很少差别、愈益相近，人类的全部活动景观会变得枯燥无味、单调沉闷。大概人类学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这种壮观景象永远消失之前所作的记载了。亚历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说过：对人类的准确研究正是研究人，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但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曾告知我们：我们也已做了其他事——我们提供了这些民族和他们垂死的文化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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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力于理解人类境况的努力中，我们将主要关注初民社会。进而，我们也将涉及西方以外的农业社会和当代美国，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人类学课题。这将是对人类“文化”或“传统”、“生活方式”、“风俗”和“社会习俗”——这些同义词我已用于前面的章节中——的一种探索。正如我们前面所言，文化是一套生存机制，但文化也给我们提供实在的定义和道德的编码。文化是我们产生的母腹，是我们每个人及其命运经受锻打的铁砧。对人类文化及其运行的研究同时也就是对社会世界的外在约束的探险，并探索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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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曾经写道：假如每件事都与表面上完全相符，那就用不着任何科学了。这个论断对自然科学很合适，但对人类的研究更贴切。学科论题的复杂性和个体对象——他们似乎从不做应做之事——的矛盾性使研究极其麻烦。由于人类学家和他们的研究对象都会从自身文化给出的意义来定义“真实世界”，因而双方都会产生不完善的知觉，于是就造成了双重困难。甚至当我们努力冲破相互误解的藩篱时，也会发现在每一自觉的动机背后还有潜在的事项（agenda），每一种社会习俗或社会制度背后都有一种隐藏的、难以觉察的根本原因，紧随着每一个伟大计划的是一系列完全出乎意料、难以预见的结果。故我们必须审视表面外观和常识经验的实在背后，以便达到蛰伏于表现之下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之流。我们的任务是描述和分析他种经验模式，但更为重要的是注视熟知的对象，从中发现从未为人所知的全新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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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比格霍恩河是美国蒙大拿州境内比格霍恩山脉旁的河流。——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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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把“社会人类学”这一术语与“文化人类学”相互通用，虽然许多人类学家在方法论立场上将两者作了区分，我也把“民族学”（ethnology）作为其同义词，它指的是研究风俗的学科，这与“民族志”（ethnography）有所不同，民族志是对风俗进行描述和编目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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