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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本性与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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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菲和他的女友代表了所谓“本性对教养”或者说“遗传对环境”的争论，我并不想让读者卷入这个问题中，因为就现有知识而论，它还难以解决。首先，既然所有人在母腹中就开始受到环境的影响，那就无法将遗传因子单独分解出来。其次，有关人类遗传的知识，特别是有关行为特征遗传的知识，我们知之甚浅且众说不一。对于生物学决定论者雄心勃勃的断言，缺乏可靠的遗传学证据来支持他们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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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的探讨并不囿于本性—教养的争执，在遗传学出现之前很久，人们就大大发展了对人之本性的观点。亚里士多德相信，就人们之间明白无误、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而言，人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对此刻画几乎无人持有异议。启蒙时代的社会契约论哲学家，将自己的社会理论立足于人类本性本质上不可通约的解释之上。他们坚信，可以通过观察人类摆脱有组织的文明社会的影响，亦即独处——所谓的自然状态——时的情形，来触及人性的坚硬内核。17世纪的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描画了那个时代人类的原始状况，并推知彼时的生活无比荒蛮，社会处在每一个人都反对一切人的无政府状态之中。这种状态再加上维持社会秩序的设施发展成为人们之间的一种契约，根据契约，大家放弃原有的自由以获得保护。这种理论同时也就是霍布斯赋予国家合法性，并且为国家运用强制和压迫手段进行辩护的方式。人类顽劣邪恶，社会良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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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相反立场的是18世纪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他通过对由探险家从巴西带回的一群图皮南巴（Tupinamba）印第安人的了解，推出关于人类原始状态的见解。卢梭认为，人们处于自然状态时，人性当然是纯朴的，这实际上同样是对原始初民最基本的误解，这种误解在目前我们好心的理想主义者中，乃至在一些无知的社会科学家中继续滥觞。卢梭对印第安人的了解使他确信他们具有本质的善和合理性，我们可以把“高尚的野蛮人”这一称呼归功于卢梭。卢梭的结论是：正是社会，特别是现在民族国家形式的社会，彻底毁灭了人性，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设计一种符合人类品格和理性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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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霍布斯和卢梭的例子中显而易见，任何关于人类本性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属于政治说教。霍布斯用他的观点为现存秩序辩护，而卢梭却藉此抨击他的社会。关于人类本性的当代理论也同属此列。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某一社会环境中习得的结果，这种观念实际上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我们改造社会，我们就能改变人性。这似乎是一个乐观的观点，因为它为有可能产生更加正义的社会、更为正直的民众，扫除贪婪、偏见和侵犯提供了某种指望。但人类可塑性的概念，也包含着规定某物为人们的条件这种观念的萌芽。人类如能变得更加高雅，当然也会变得愈加残忍；如能学会无偿共享，当然也可学得自私自利。假如人类不是以特有的方式构成的，则可以任意重构。在人类过分社会化的图景中，潜藏着人们难以有效地与社会作斗争的前提。但事实上人们是能的，而且正在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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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有多少欠缺，强调人类可塑性的观点包含着某种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在那些强调天生和遗传的理论中付诸阙如。正如已提及的，这些理论涉及范围宽广，且得到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的尊重。在这种陷阱的底部是这样一些理论：把文化上的差异归结为生物种族遗传的不同。著名的人类学家默顿·弗里德曾说过这样的话：“你不可能根除一个坏的观念”，这一论断在种族主义身上不幸而言中。种族主义思想告诉我们：意大利人生来好色，犹太人天性贪婪，黑人癖爱节律运动，德国人天生优于任何人。这些痴人说梦大多数已湮没无闻，但它们却像拉撒路那样有死后复活的趋势(1)。“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对拉撒路的评论也正可用于种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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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种族间存在着天生的心智差别的观念，最近的复活来自教育心理学家阿瑟·詹森（Arthur Jensen）的著作，他引用了智力测验的结果来证明黑人的抽象思维能力生来即比白人低下。詹森的著作为那些反对以专门的教育方案和其他主动措施来改善大多数美国黑人命运的人，提供了表面上站得住脚的基础。人们早就知悉美国黑人的平均智力测验分数比白人要低，但凭此设定天生的低劣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仔细注意智商测验结果，就可看出某些北方城区的黑人，平均分数远远高于南方乡村的白人，而且，下层阶级的白人智商也低于中产阶级白人。进而言之，从说英语的加勒比地区移居来的黑人，其智商值也高于土生土长的黑人，即使在白人圈中也相当不错。简言之，关键的变量本来不是种族这一微不足道的生物学差异，而是地区位置、社会经济阶层、种族歧视和文化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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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罗伊·丹德拉德（Roy D’Andrade）发现，尼日利亚北部的豪萨族（Hausa）儿童在做为其设计测量抽象概念能力的一部分测验时显得苦恼不堪，这可以作为上述命题的一个有力证据。但丹德拉德认识到美国白人儿童实际上——即使不是有目的的——通过玩具而在这方面得到了强化训练，于是，他就这次测验题几何构思的概念化对豪萨族儿童进行了不到两小时的训练。结果，再次测验的分数足足超出原来的两倍多。显而易见，天生的能力与群体分数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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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商测验揭示天生智力才能这种诱人的简单信念因许多缘由而破绽百出。首先，它假定天生的智力是只以一个数字加以量度的单元（unitary）因素，但事实上我们对此几近无知就表明了它是多元发生的、多剖面的和异常复杂的东西。其次，测验的语言和内容表明它们是由并且为美国中产阶级白人构造的。再次，很显然智商测验衡量的更多属于已学过的东西而不是学习的潜能。这些测验有文化上的境域。美国黑人智商分数的低下，是贫穷、缺乏教育和绝望的量度。对此讨论的一个绝妙脚注就是，英国已故的著名心理学家西里尔·伯特爵士（Sir Cyril Burt）——他曾经是世界上遗传性“种族智力”的主要支持者——从子虚乌有中捏造出绝大部分关键资料，并且引证根本不存在的权威这一丑闻于1976年披露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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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如果确有智力方面的种族差异，这将是遗传学上不可思议的奇迹。人类是统一的物种，现存的全部人口均属于它。地球上某些地区的人们之间确实存在生理差异，但同一地区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或许更大。地球上最高的种族瓦图西人（Watutsi）与最矮的种族俾格米人（Pygmies），相距不过数百英里。两个民族都是黑皮肤，对那些认为“种族”概念意义非凡的人来说，黑皮肤也许就是种族的绝对必要的条件了。正如惯常的定义所言，种族间可观察和可证明的解剖学差异很少，且在解剖学上也无关宏旨。这就是皮肤和头发颜色的差别——这主要随身体表面的黑色素数量而变化——以及头发形状、鼻子形状和头颅宽度等差异。但种族内部也绝不是完全一致的，种族特质也不可能严格地限于被认为具有这些先赋特质的族群。毗邻群体的生理特征趋向于相互削弱，贸易、旅行和战争已把染色体传播到远远超出心目中的家园之外。结果，要划出一个种族的界限实属万难，同样也不可能排列出任何种族特质纯粹一致的目录。科学地说，我们一般的种族分类其意义相当于我们对黑毛狗、白毛狗和褐毛狗的分类，许多人类学家认为我们应当连根带叶彻底刨去种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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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并无明显的证据说明先天的智力或情感特质与种族的表面特征有何关联。事实上，浅色皮肤人种比深色皮肤人种更富智慧的论调，与生物学和历史学知识正相反对。智力上的进化变迁已进行了万千年，然而北方的欧洲人只是从公元16世纪起才跃居世界首位。当欧洲还在中世纪黑暗年代里挣扎时，阿拉伯人已在北非和近东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当巴黎还只是乡村小镇，欧洲僧侣正埋头用羊皮纸抄写《圣经》之时，非洲南撒哈拉地区已兴起了大都市和帝国。在文明的标志从罗马移向北方之前很久，中国、印度、伊拉克和埃及就已形成了极为复杂的社会。历史潮流的全部时域是如此短促，不足以受到智力进化变迁的影响。进而言之，发生于全世界各民族中的巨大的社会变革证明一个民族可以在令人惊诧的短时间内从一种文化转变为另一种文化。生物遗传与特定的生活方式之间似乎并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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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的心理特性具有种族或群体的象征意义，这种信念不管多么吸引那些发现它富有政治便利的人产生种种幻想，却绝无事实根据。然而，对于人类本性还有另一条研究途径，即重点强调人类行为的基因遗传而无需设定令人生厌的种族差异。这条途径是从人类是心理一元体——个体之间存在智力与行为的遗传性差别，但种群间却不存在——的立场出发的，亦即每种人口中都包含着聪明、呆笨和中等状态的人，且比例大致差不多。以上所述就是那些把人类的先定倾向归结于学习——墨菲女友那一派人的态度。然而它又区别于下列主张：确乎存在着由某些肯定的品性组成的一种人类本性，如果我们要理解人类和人类社会，必须对此加以考虑，当然，类似的理论浩如烟海，因为每一个追随者似乎都各有一个泛人类本性的特质目录。有些人特别强调人类本性的性特征而另一些人则将原欲性（libidity）降到次要的位置。有些人相信人类天性自私，亦有人认为人类本质上是利他主义。有主张天生的侵略主义的理论家，亦有主张天生的和平主义的理论家。所有的人几乎都撰有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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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遗传性和泛人类心理品性的观念还有许多问题。许多年以前，有一位心理学家利用报业辛迪加开辟的专栏给那些写信求教的人登出一些免费的心理学建议。大多数写信人都是婚姻方面的问题，经常涉及配偶的不贞。当丈夫写信谈起不忠诚的妻子时，这位心理学家的愤怒常常溢于言表，但在妻子诉说变心的丈夫时，他就会劝慰说：男人的天性就是要求占有多个女人，男人们是天生的一夫多妻论者。目前，见异思迁的丈夫为数之多确实使这种论断大有市场，但这位心理学家关于女人生来只能委身于一个男人的信念，在同样触目惊心的水性杨花式妻子的数字面前，发生了剧烈的动摇。再有，绝大多数男人似乎一次找一个女人或者已心满意足，或者已力竭难支。人们可能会引证允许一夫多妻风俗的常见性，但事实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一夫一妻制。简言之，我们这位报纸治疗家犯了一个纯属科学常识性的基本错误。他用特殊解释一般。把发生在少数人身上的现象归结为假定的泛人类特质。对这种推理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按所谓的本性活动？我们如何解释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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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选择了一个相当明显的例子来揭示“还原论”（reductionism）的缺陷，社会科学中的还原论通常具有以遗传性生物原因解释文化和社会事实的形式。现在有许多还原论的理论，但绝大多数都是把在动物中，特别是在高等灵长类动物中发现的本能性的行为特质先赋予人。这个学派的许多追随者——通常将之归于“社会生物学”门下——从动物行为的科学进而发展出他们关于人类本性的理论。《社会生物学》和《论人类本性》的作者威尔逊（E. O. Wilson）是一位昆虫学家；廷伯根（N. Tinbergen）由鸟类学，特别是关于海鸥行为的研究转入社会生物学领域。一位研究动物行为的学者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写道：人类从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了一种对侵犯的本能癖好，这种癖好可以清楚地见之于从普通的吵闹到现代战争等各种形式的强暴行为中。假设——不是先定命题——人类具有侵犯能力，那么这种理论一开始就难以解释不同社会中强暴程度的巨大差异，或者是某些军事力量膨胀的集团与另一些主张和平主义的集团相比较而显出的巨大差异。例如，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被看作是嗜血好杀的军国主义者，但今天他们列入了绝大多数热爱和平的人民之中，他们完全接受了1945年强加于他们的和平主义。洛伦兹又如何解释如下的事实：目前在日本（还有许多其他国家）杀人犯的比例只有美国此比例的一小部分。显然这是社会环境和历史进程的结果，而不是遗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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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和冲突的变迁中，可以抓住也可以利用人类的热情，但这却绝不能解释前者的发生。由我们的生物性驱使而产生暴力的观念已证明颇具吸引力，洛伦兹的著作拥有广大的读者即可说明这一点。首先，此种理论告诉我们该隐的灾祸(2)是天生不可避免的，人们对此几乎无能为力。其次，它为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简易的、单因素的解释。实际上，这种单一的原因，即天生的侵犯倾向，完全是假定性的，因为我们并不通晓这类行为的遗传学。只要我们用未知来解释人类行为，那就无异于说上帝使其然，当然，确有成千上万的人就是这样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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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伦兹的观点富有政治折光的色彩，在洛伦兹的拥护者、剧作家兼通俗人类学作家罗伯特·阿德雷（Robert Ardrey）的作品中，这种色彩就更加清晰可见了。他添加了这样的观念：人的侵犯性这种特有本质是我们的祖先，即在东非大草原上狩猎的南方古猿适应性的一部分。阿德雷不满意制造战争和杀人白痴的说法，他运用动物学家和专事研究灵长类动物的人类学家的工作成果，说明我们具有本能的驱动力去占领和保卫领土。许多种动物，包括鸟类，都监管着领土，这已久为人知。既然在狒狒中发现了类似的领土要求，只要稍加想象即可推知部落疆域和民族国家，只是动物对领土的一般性趋向的产物。这种推论毛病在于领土要求绝不是人类，甚至也不是狒狒的普遍特性。领土要求不是严丝合缝的单元现象，人类制度与动物行为之间的相似性常常仅限于类推的层次上，行为学家犯了用人类术语解释动物习性的常识性错误。其实，什么是领土要求？人与动物保卫自己的食物来源和巢穴时算不算领土要求？抑或这只不过是所有有机生命的生存力的表现？人们曾对动物行为的研究寄予厚望，可归根结底它给出的知识绝大多数是关于动物的，涉及人的知识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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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声称某些习惯性行为具有天生律令的人性理论家们深孚众望是不难理解的；这种理论十分简单，甚至过于简单，不懂任何遗传学亦可轻而易举地悟透其理。虽然它基于遗传学之上，但谈及的基因总是假定性的。我们从洛伦兹那里知道战争早就安排在我们之中了，阿德雷告诉我们说私人财产和民族地位同属本然之事。这种理论允许我们绕开人类学和历史中的所有难题，甚至简化思维本身。他们以这样的保证劝慰我们：事情看上去糟糕透顶，但至少是正常的，且符合我们的本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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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性格归因于遗传在欧洲文化中源远流长，我们美国人完全吸取了这种信念。英国人特别笃信天性愚蠢、贵族的高贵品格的遗传，以及殖民地民族永远低卑等观念。在美国，人们仍惯于用毫无意义的种族生物学为种族主义辩护，关于性特征的遗传性观念本质上形成了一种神话。人类本性来自生物性的概念，可为世界的既成现状辩护，加固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并赋予我们自己的行为无懈可击的正当理由。如果你问一个南美印第安人为什么要遵循某种特定的习俗，他大概会说：“因为我们的祖辈就这样”，这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文化解释。如果你去问一个美国人，他通常会告诉你说：“哦，这样做是人的天性。”男人支配女人是人之天性，正如觊觎邻居的财富或妻子也是人之天性一样。在流行的想象中，人的天性成了最初罪孽的货栈，但自相矛盾的是，它同时也被同一些人用来赋予他们自认为善的东西以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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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物学来解释社会所接受并确切地表现出来的行为，至少也应受到怀疑。同时，所有人类经历和形成物都由文化决定的观念也有自身的缺陷。它告诉我们全人类存在着共同的人性，但这种人性是什么它又无法言说。认为人性完全来自特定文化的条件作用，这也令人大生疑窦，因为事实上文化间的彼此殊异远远大于文化承受者们在人性、希望、抱负和恐惧方面的差别。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曾生活于与我们的文化大相径庭的群体中，然而，一旦我能克服语言和表达的障碍，我就会从他们身上看到我最熟悉的那种人。随着他们的价值观和前景，我会产生移情（empathize），分享他们的情感，理解他们的难处。当然，毕竟我是异族人，由于彼此鸿沟太深，我无法完全彻底地理解他们。但是，无人能够完全理解别人，甚至也绝不会有人完全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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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确具有四海之内皆兄弟这种公认而积极的人性，但对它的研究，却因流行的错误做法而常常导致理论家将人的品格或归之遗传，或归之环境而变得困难重重。各个派别的人类学家都有一种共同的信念：凡属普遍的或较为普遍的人类行为特征，都有生物学的起因。但完全为人忽略的是，在本性和教养之间还有一个中间地带，即认为普遍的社会特征完全来自共同的人类经历、来自在同一类人中的生活。尤其是文化上的差异所导致的偏见使我们忘却了人们经历的相似性。我们用文字说明了哺乳和断奶的方式，强调抱孩子、计划喂食、断奶并换用别的食品这些文化上的标准方式。我们忽略了或想当然的事实是：各个社会都把抚育孩子的重负置于妇女身上，孩子发展了与母亲的原初的本然的关系，而事实上这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对影响成熟人格的该种关系至关重要。文化的差异对婴儿并非构成天壤之别，影响孩子的最初环境是母亲的怀抱。显然，妇女生育并乳养孩子是生物学上的事实，男人无法履此职责，而妇女却可以。除此实际的常识外，生物学对母子联结就再无别话了。人们可能会重弹那陈腐的老调，即“母亲的天性”，但他或她接下来便难以解释1970年代和1980年代在美国和欧洲这种强烈欲望的急剧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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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我会争辩说，人类特性的许多普遍性正是来自人类境况的普遍性。如果生物学因素进入这种境况中，它们就不是本能或者特定行为的遗传性支配的问题，而是人体就其全部能力和局限而言作为一种工具的问题。人类的人格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在某种环境中的经历、学习和社会化的产物，但各种环境也有相似之处，藉此即可说明人类的统一性。一名纳瓦霍人（Navaho）、一名爱斯基摩人或一名法国人各有个性，但他们又具有人类之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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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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