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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性格归因于遗传在欧洲文化中源远流长，我们美国人完全吸取了这种信念。英国人特别笃信天性愚蠢、贵族的高贵品格的遗传，以及殖民地民族永远低卑等观念。在美国，人们仍惯于用毫无意义的种族生物学为种族主义辩护，关于性特征的遗传性观念本质上形成了一种神话。人类本性来自生物性的概念，可为世界的既成现状辩护，加固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并赋予我们自己的行为无懈可击的正当理由。如果你问一个南美印第安人为什么要遵循某种特定的习俗，他大概会说：“因为我们的祖辈就这样”，这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文化解释。如果你去问一个美国人，他通常会告诉你说：“哦，这样做是人的天性。”男人支配女人是人之天性，正如觊觎邻居的财富或妻子也是人之天性一样。在流行的想象中，人的天性成了最初罪孽的货栈，但自相矛盾的是，它同时也被同一些人用来赋予他们自认为善的东西以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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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物学来解释社会所接受并确切地表现出来的行为，至少也应受到怀疑。同时，所有人类经历和形成物都由文化决定的观念也有自身的缺陷。它告诉我们全人类存在着共同的人性，但这种人性是什么它又无法言说。认为人性完全来自特定文化的条件作用，这也令人大生疑窦，因为事实上文化间的彼此殊异远远大于文化承受者们在人性、希望、抱负和恐惧方面的差别。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曾生活于与我们的文化大相径庭的群体中，然而，一旦我能克服语言和表达的障碍，我就会从他们身上看到我最熟悉的那种人。随着他们的价值观和前景，我会产生移情（empathize），分享他们的情感，理解他们的难处。当然，毕竟我是异族人，由于彼此鸿沟太深，我无法完全彻底地理解他们。但是，无人能够完全理解别人，甚至也绝不会有人完全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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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确具有四海之内皆兄弟这种公认而积极的人性，但对它的研究，却因流行的错误做法而常常导致理论家将人的品格或归之遗传，或归之环境而变得困难重重。各个派别的人类学家都有一种共同的信念：凡属普遍的或较为普遍的人类行为特征，都有生物学的起因。但完全为人忽略的是，在本性和教养之间还有一个中间地带，即认为普遍的社会特征完全来自共同的人类经历、来自在同一类人中的生活。尤其是文化上的差异所导致的偏见使我们忘却了人们经历的相似性。我们用文字说明了哺乳和断奶的方式，强调抱孩子、计划喂食、断奶并换用别的食品这些文化上的标准方式。我们忽略了或想当然的事实是：各个社会都把抚育孩子的重负置于妇女身上，孩子发展了与母亲的原初的本然的关系，而事实上这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对影响成熟人格的该种关系至关重要。文化的差异对婴儿并非构成天壤之别，影响孩子的最初环境是母亲的怀抱。显然，妇女生育并乳养孩子是生物学上的事实，男人无法履此职责，而妇女却可以。除此实际的常识外，生物学对母子联结就再无别话了。人们可能会重弹那陈腐的老调，即“母亲的天性”，但他或她接下来便难以解释1970年代和1980年代在美国和欧洲这种强烈欲望的急剧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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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我会争辩说，人类特性的许多普遍性正是来自人类境况的普遍性。如果生物学因素进入这种境况中，它们就不是本能或者特定行为的遗传性支配的问题，而是人体就其全部能力和局限而言作为一种工具的问题。人类的人格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在某种环境中的经历、学习和社会化的产物，但各种环境也有相似之处，藉此即可说明人类的统一性。一名纳瓦霍人（Navaho）、一名爱斯基摩人或一名法国人各有个性，但他们又具有人类之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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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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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最为重要且唯一的体质特征就是容量很大且异常复杂的大脑，这是我们高度发达的智力的源泉，有了大脑，我们就具备了巨大的学习和记忆能力，并将学习到的东西通过语言传递给他人。大脑也是人类文化能力的源泉。人脑还具有将事物按其范围进行精细区分或差别化的惊人能力，及将这些感觉印象置于已有的相似范畴中的同样令人惊诧的能力，这就是概括。心灵在不停地排序和分类，例如，用一种范畴“狗”将一类对象与另一种对象“猫”相区分。人们无需在每一代将世界进行重新分类，因为这类区别和概括是由现成的语言传递给我们的。依次而言，人类语言能力建立在符号化、抽象思维和运用文化的能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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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所写到的，文化是由一个符号系统组成。一个符号就是附着有一般或抽象意义的任何信号，因而一个信号就是某些视觉或声觉刺激，通常即是标示某物特定性的声音或视觉形象。红色交通灯仅表示停下，别无他意，这是一个简单信号。一个符号则是具有更广泛含义的信号。依循我们的例证，红色也被符号化地用来标示危险（比如军舰上挂红旗表示正在装载燃料或弹药），年富力强（如沙文主义的表达“有血性的美国人”），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如左派人士被统称为“赤色分子”），以及放纵（如红灯区或现在已经废止的称呼：用“猩红女子”来指代妓女）。所有这些用法似乎都有极端化的共同主题，一种狂野或未驯服的含义（如谈及达尔文主义的生存斗争时所用的“牙与爪天然发红”这类句子）。以此方式符号用于对世界进行分类。单词“桌子”意指一种家具，可以有许多形状和尺寸，单词“灵长目动物”意指一类哺乳动物（后者的符号意义可能比前者更高），人类和巨猿均属于此类动物。因此符号是客体和现象的分类，符号化的能力就是由我们区别和概括的思维能力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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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符号系统，尤其是词汇，是名副其实的经验分类。它们将感觉接受到的现象中具有共同特性的部分归成一类并与其余的相分离，用这种方法我们能够感知世界并发现其意义，但在这过程之中我们的心灵受到符号系统的影响，因为它们组织和限定我们对世界，亦即对实在的意义的真正把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体质人类学家阿西雷·蒙塔古写道：如果“种族”一词从我们的词汇中消除的话，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因为此词没有任何生物学的参考意义和价值，仅会以虚假和使人不快的区分来蒙蔽人类的心灵，它使某种错误和巨大的不公正永恒化。正是心中怀有这样的想法，妇女们一直在寻求在我们的语言中将某些降低她们地位的用法删去，她们从删除诸如“小姐”和“夫人”开始，这些词汇都是用来标示妇女的婚姻地位的，而这些区别在指称男子的词汇中却没有。许多妇女宁愿用中性的词汇如“女士”，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听到中性的词如“主席”（chairperson）和“警官”（police offi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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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的对象和用以指称的语词或形象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的考虑中通常是任意的，因此造成符号及文化对人类体验实在的方式的影响呈现出更大的分离，亦即不存在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少量的符号确实重现在不同的文化之中，但显然它们与性心理符号学相关。于是，细长的物体通常含蓄地指代阳具——它们是“生殖器崇拜符号”——而圆形的指代女性性器官。除了这类弗洛伊德式的符号簇外，人们可以注意到死亡虽不总是，但经常与黑色、泥土甚至乱伦相关联。不过在绝大多数文化中，难以发现这种清晰的跨文化的关联。不仅在每一种语言中指称狗的词汇都不同，甚至不同文化的人们连模仿狗吠声的方式都迥然不同，当然人们都可以从远处听到过狗的叫声类似“卜-沃”。为使我们的对象更加复杂，不同的文化用不同的方法来雕琢实在。文化并不植根于绝对之中，它们是人类行动和思想的产物，亦即人造物。文化及其符号既不是上帝所赐也不是自然给予，它们是人工的、人为设计的、可变化的。然而，对依它们而生活的人来说是有价值的和持久的，它们与其创造者一样都是会灭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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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所能给予我们的远不止于自然界和社会界的地图及找到穿越它们的道路的向导，它们也可以组织和清晰表达很深的感情。确实，那些符号具备特别广博的含义。为说明这一点，可以考虑基督教十字架的意义。十字军东征进到地中海东部地区在神的土地上到处插上十字架，墨西哥的阿兹台克帝国和秘鲁的印加帝国在它的名义下被消灭。再可说“民主”一词，它被用来使许多国家，包括许多不同的候选人声称，存在着一种民有、民治和民享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将合法性和道德权利赋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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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正是通过文化的符号化，我们人类适应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并对新的变化了的环境形成了必要的适应方略，同时将这些知识作为社会传承递送给了年轻的一代。人类学家以不同的方式来定义文化，此书中我也已经阐述了一些文化定义，每一个定义都包含着这个术语的不同方面。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将其概括在一个定义之内：文化是意义、价值和行为标准的整合系统，社会的人们据此生活并通过社会化将其在代际传递。这个定义涵盖了许多方面，由于文化是统一人类学全部分支的集中主题，就需要对这个定义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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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于文化定义的关键部分就是，它意指行为的规则和确定形式，而不是指行为本身，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曾将文化称为“一个期望系统”（a system of expectations），他强调这样的事实，即文化在其持有者的眼中比行动本身具有更多的语义，在构成社会生活的精细的予-取过程中，我们总是通过所期待的其他人或相关人的反应来修正和形成自己的行为。这种精确的行为战略的计算，是一件精细不过的事，就像在下棋过程中，每一个棋手的招数都需要另一方在数秒钟内的谋略回应。格奥尔格·齐美尔曾经写道：所有的社会遭遇都有逼近的灾难之虞，文化不仅告诉我们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中如何行动，也告诉我们期望别人如何行动，从而将这种危险降至最小程度。这种方针一般总是广义确定，因为不会有完全精确一致的两种情境，而且活动者也总是处在变化之中。所有的规则和标准必须具备可变性来应用于社会境遇中时间、空间和人物的差别。因而文化为行动提供广泛的导引，给予个体实际行为广泛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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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所给予的适合性在程度上总是变化着的，人们只要将美国1950年僵硬的性、政治和时尚标准与1975年非常松弛的状况相比即可明白，同一个国家才刚刚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就如此不同。我们也不要认为，就像在电影或电视中所描写的，所有的初民都因习俗或专制酋长而暴虐无比，事实上许多简单社会对表现的个性化比我们更加宽容。在蒙德罗库人中生活的一年间，我几乎没有听到成人之间所发出的直接的命令，即使是初学走路孩子的愿望也受到尊重。至于个别古怪的情况，人们会耸耸肩蔑视地说，“这是他（她）的事。”柯林·藤布尔描写了他发现在扎伊尔森林中的俾格米猎人之间的完全平等性。因此必须牢记，这些是没有为时钟、机器、老板和报纸所制度化的社会；对于外部的观察者来说，那时似乎每一个人都在做他（她）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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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行为的行进之流太过短暂，变化太快，以至于人们做的任何事情都难以置入习惯性用法的僵硬臼中。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允许选择的幅度范围，而且也准允对社会行动和行为过程的各种可选模式进行选择。图阿雷格人是坚定的穆斯林，尽管伊斯兰教法律规定孩子绝对属于父亲，但在离婚家庭中，他们的儿童通常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当问及这种异常现象时，图阿雷格男子用上他们全部的庄严说：我们是伊马加伦（贵族），我们不会将孩子从他们母亲的胸中拉开。宗教可能会规定这样，但尊严却驱使他们那样。在某些情况下，偏离标准可能经常出现，由此可见人们并不像依靠身边或周围的人那样来依靠规范生活。这些规范提供了秩序和稳定的幻影，但人们总是在做他或她自己的事。确实可将人类的特征定义为规范所调节的社会生活，但敲打这些规范也是人性最古老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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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可变性和结构的松散性对于新的一代文化和旧方式的修正也是最根本的东西。接下来的这一章将论述文化符号首先是在每日行为的予-取中创造出来的，亦即我们在马克思称之为“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所从事的并不崇高的日常行为中发生的。文化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的导引和对这个世界经验的符号表达，但经验先于并产生了由之表达经验的规范。正是在文化准允行为的宽泛制约内，人们找到了机便和创新的余地。也正是在文化符号和社会行为的相互影响中，人类学找到了它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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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规范性和调节性的作用——其作为道德系统的功能——并不是它的全部内容，因为文化也是所有知识、信念和生存技能的百科全书，这些东西或是通过它自己成员的革新或是通过仿效邻近民族而由社会世代累结起来。文化包括治病的方法，从先知和信念疗法到激光手术均在其中；文化包含利用能量的手段，从弓箭到原子能皆属此列；文化也包括所有艺术表现的形式，从米开朗琪罗的“圣母怜子图”到安迪·沃霍尔的“汤罐”，从巴赫到爱尔维斯·普雷斯利（猫王）。广义的经典形而上学哲学体系和现代物理学及天文学的宇宙学探测都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样还有许多原始民族看待那些我们认作是自然的事物和事件所包含的生命、意图、思想和意志的信念也都是文化。所有这些都是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的人们用于构造关于宇宙和居住于其中的人类相一致观点的手段。正是通过这样的解释性构架，不同文化的人们将意义和目的附着于自己的生命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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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意识思维和我们基本无以知晓的认知王国之外也塑造非常世俗的行为。不同文化的人在行走、坐立、手势、站立方面均有不同的方式。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在其著作《沉默的语言》中，分析了这样的情形：在谈话时人们相互之间应该站离多远，美国人在谈话时站的距离比巴西人之间的距离要远，而英国人站得就更远一些。任何认为坐在椅子上是一件自然之事的人，都会看到第一次坐椅子的人脸上出现的不适和忧惧的表情。如果人们仍然不信，可以试试蹲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一个小时。不管那些人的身体差异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微不足道，这都标志着某人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成员和它的文化的承荷者。它们帮助符号化我们究属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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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不同习惯方式，以及某些特定的物质制品或艺术风格，可以使文化具备典型特征，并被自豪地用于宣告其整体性和价值，其实文化是组合起来的。绝大多数文化90％的内容是通过借用和模仿，从另外的社会中获得的。这种情形发生的过程将在后续的第九章进行讨论，但这里应该强调文化是来自外部，经常是很遥远地方的各种碎片构成的镶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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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在1937年写了一篇文章“百分之百的美国人”，文章中记载了他跟随一位典型的美国人从其起床到出门工作的过程。当这个男人洗漱、穿衣到早餐时，林顿描述了他所用的物具和所穿的东西并追寻了它们的文化起源。黎明时发现这位百分之百的美国人睡在中东图案的床上，穿着东印度来的睡衣。他看看自己的钟，这是中世纪发明的设备，然后去浴室，那里应该基本是美国化的了。可是他在那里发现了罗马样式的浴缸和马桶，照照镜子（是古埃及的），用肥皂（这是古代高卢人发明的）洗洗脸，用土耳其毛巾擦干脸，然后穿上合适的外套，这件外套林顿一直追溯到早期亚洲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蹬上古希腊风格的鞋子。到了厨房后，倒上一杯咖啡，这种豆子是阿拉伯人在埃塞俄比亚的高原上发现的，点上一支雪茄，这种习惯是新大陆的印第安人的礼物（或报复）。林顿描述的细节非常清晰，但信息明明白白，没有哪种文化是百分之一百（甚至百分之二十）与外部影响无关。人类的进步是过去和现在所有社会的创造，所有文化均是混血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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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所有文化具有各不相同的起源，我们的文化定义规定它是意义、价值和标准的整合的系统，这需要解释一下。所谓整合，指的是文化的各个部分并不是毫不相关的特质混合的大杂烩，而是形成一个系统。这意味着文化的不同部分相互适应，彼此表达意义，一起形成一个生活的内洽和连续的设计，这为人们提供了关于生命及在事物的秩序中人类位置的一致观点。这也意味着从外部进入的新的东西必须重新阐释，给予意义并与受体文化的意义相一致。外部的影响经常加速文化的主要变化，但它们对此文化严重的摧毁潜能，却由于它们被调适的吸收过程并将之改造成适从于已经形成的行为方式而大大减弱了。这种文化整合是一种前进的过程，它从未完成过，并在其痕迹中留下很大区域的冲突和矛盾。而且，常常见到某些区域中出现的中断、冲突和不一致，如对男人和女人不同的期望与标准等等。在这样的情形下，可以说对立面在于结构。一般来说，越复杂的社会其符号整合功能越松散，但即使在这种多样和混乱的情形下，一种文化，例如像美国的文化，也存在着一致的和再生的符号和主旨，使美国人团结成为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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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整合由许多方式完成。首先，作为道德系统，文化禁止某些社会关系中的行为规范。这样，规则就必须一致以便于不同的期望可以相互补充。如果不是这样，事情就难以进行，社会情景也会处在不断的混乱之中。拿美国为例，那些声称生命神圣、天赋个人自由及“人生而平等”的价值观有着非常清晰的一致性，这些不仅是基本的道德概念，也是美国法律体系的基石。它们都赞美个人的完善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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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适宜性并不像其表面上那样光鲜。人们可以当即见到国父将妇女和奴隶排除在平等概念之外，这些失误在1863年的《解放宣言》及1865年和1870年分别颁布的宪法修正案第13条和第15条中部分得以修正，承认奴隶获得自由并具有完全的公民资格。到1920年第19条宪法修正案，将选举权扩大到了妇女。上述措施的支持者反对民主中内在的不一致，即因性别和种族而否定权利的平等，于是改革者试图让宪法更加合理化。同样，作为法律基石的两方面，即个人自由和生命神圣，已经出现了可以察觉的矛盾，对此的争论鹊起。如这样的主题：妇女堕胎的权利、经济处罚、对有严重缺陷的新生儿施以安乐死、有严重残疾之人或是正在死亡过程中遭受巨大痛苦之人的死亡权。人们可以在这种时尚中前进，但不管表面上是多么内在一致的伦理-法律法典，它的实际应用通常都为解释留下了很大的余地。解释过程——美国最高法院按宪法条款进行最终审判——就其最终的分析看，也是在寻找一种意义。文化的整合因而就涉及使意义相互之间更一致、更适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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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法律的一致性和有意义外，另外一种整合在于形式和适应性的标准，亦即一种文化的某些部分可以看作有一致的风格，一种美学上的统一性。当然这在艺术中最为明显不过。毕加索是大家心目中的伟大艺术家，但假如他是在15世纪创作他的著名油画《格尔尼卡》，他就会被看作是一个疯子和宗教裁判所的合适目标。但艺术风格不是由整件衣服构成，甚至像创新者如毕加索也是从他们的时代和前人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如果毕加索生活在15世纪，他会将《圣母像》画得很好，成为非常出色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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