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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文化与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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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体质和社会进化中，可以说只有在获得了语言能力之后，我们才变成了“真正的人”。语言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是所有符号系统的内核。专门的语言符号是一种可听的信号，在其上已经附着了抽象意义，这些意义可以为同一语言共同体中所有成员所共享。语言是最为主要的中介，通过它我们彼此交换信息、请求、知识和价值，并将之传给下一代。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主要运载工具，因为它是社会互动的中继者。可以创造性地、富有灵活性地用语言来交流意思的细微差别和深浅程度，也可以用语言来误导或掩饰，甚至也可悖论性地用于阻止交流。因此，语言是所有文化进化和社会的关键。语言也可用来标示我们是什么类型的人，因为在某种特定的场合说某种特定的语言，是一个人社会身份的原始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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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十分确定语言是什么时候进化的——这一过程大概经历了数百万年，它已成为许多超出我们范围的理论和推测的主题。但可以说绝大多数语言学家都相信尼安德特人已经开始说话，如此看来，语言的形成已经至少有20万年之久，但何时又是如何产生语言的？我们大可确凿无误地认为人类是所有动物王国中第一也是唯一掌握语言的物种。近年来一些比较动物行为的学生们试图对大猩猩和黑猩猩教授信号语言的各种形式，尽管有宣布成功的，但也不能说这些猿类就真正获得了语言能力，因为无法证明它们所用的信号就是可以接收和发送的符号，或其中包含有抽象的思想。今天的许多科学家都坚持这样的立场，即人类以外的其他灵长目动物不能用符号来进行交流，是因为它们的大脑简单，不足以履行这一职能。光就学习能力而言，在大多数狒狒中都不同程度地具备，但它们的这种能力对于语言和文化来说还远远不够。正如人类学家罗宾斯·布尔林（Robbins Burling）在其1970年的著作《人的许多声音》中所写：“其他动物学习，只有人能够接受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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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将人类广泛声谱的各种声音缩减为有限数量的、具体的、标准的、互相理解的声音，这样就形成了有意义的信号。所有的语言均有将各种声音形成词汇的规则——在语言学称之为“音位学”和“语素学”——并且还有另外一系列的规则，称之为“句法学”，即将词组构成句子的排列方式，这显然比词汇抽象水平要高得多。因而每一种语言都有统辖声音如何组织和使用的内在结构，它们在词汇中出现的顺序和句法的规则，后者用来规定词汇在句子中出现的形式和次序。总合在一起，这些规则就可以使相互可理解的沟通得以实现。语言是文化中最有序和最为系统化的部分，但一个社会的语言结构却独立于这个社会的文化结构，但两者均不可相互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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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纠正一个广为误导的概念，有必要强调没有所谓的“原始语言”此类东西，社会的复杂性与语法的复杂性或词汇的复杂性并不相干；世上并无只说咕哝声或单音节词的人们（除非长期结婚的夫妻）。现代工业社会与简单社会的语言唯一不同之处在于，现代产生了更多的词汇。所有语言均有成千上万词汇，不同之处仅在于工业社会形成了数量颇巨的科学技术词汇。公正地说，绝大多数科学家也只是主要知道他们自己专业领域的词汇。美国普通民众的词汇量与一般的非洲布须曼人或南美部落人的词汇量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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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初民的语言在任何方面都是贫乏的，因为他们都有着丰富的语言词汇来处理他们所关注的方面。正如现代植物学有一个非常丰富的词汇库一样，在非常简单的社会中也有非常详尽的关于植物的词汇。哈罗德·孔克林（Harold Conklin）曾经在菲律宾的哈努屋的农民中发现了822种命名植物的分类。同样，勃伦特·柏林在亚马逊盆地的阿瓜罗那印第安人中发现了690种不同植物的名字，而且阿瓜罗那人将其分成不同的种与类，非常接近于植物学家所达到的分类学。亚马逊流域的土著人关于植物和动物的知识远胜于一般美国人包括美国农民，因为本土的人们要利用自然提供的多数东西。同样，极地的因纽特人或者说爱斯基摩人，光对雪的描述词就有17种之多。在这方面语言反映了讲话人的文化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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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响应并适从于文化需要。过去与现在的历史证据均令人信服地证明在语言和操该语言的文化的特性或文化的获致（attainments）之间并无一种必然的因果联系。苏格拉底和安那托利亚牧羊人同样说古希腊语，莎士比亚和牛顿与贫穷的佃农共操英语，内华达的肖肖尼印第安人，作为简单的狩猎者和采集者，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作为辉煌文明的创造者，两者的语言极为相似。近些年以来，我们已经见证了西方科学在全世界的传播，那些借用知识的民族也借用或翻译了他们需要的词汇和概念。日本人并没有试图用他们自己的表意文字来使用计算机，而是使用欧美的字母系统这一古代腓尼基遗产。他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于现在成为微电子领域后来居上的领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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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为它所经验到的世界提供了组织、分类和排列的现成方法。虽然表述稍有不同，作为符号系统它们都形成了意义的网络，使我们可以明白周围世界的意义并利用它，并在清醒时分都源源不断地涌向我们的感知表象的洪流中找到一致性。随同文化的其余部分一道，语言成为一种屏幕或一个过滤器，通过它我们来观察世界。正是经由语言的转译，我们形成对现实世界的解释。而且，这些现实——包括我们、他人和这个世界是什么的概念——是通过我们相互确信的所有对话得以维系的。在对话过程中，我们加强了共有的价值、倾向、误解和仇恨，并且在这潜在混沌的世界中找到了稳定和秩序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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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语言分类系统均因文化之异而各不相同——不是因为词汇的发音，而是因为意义的范围不同。例如，各种文化中关于颜色的种类和数量的组织和命名方式都有显著的差别。多少年来人类学家都认为在每一种文化和语言中这一现象是完全偶然的事件，可是，通过对颜色词汇的比较研究，巴伦特·柏林和保罗·凯于1969年报告了关于颜色的认知在各个文化间的差异根本不是一件随意之事。他们发现命名颜色的数量和种类的演化有某种固定的规律，其变化与社会的复杂程度直接相关。在这个范围的底端是一些原始的狩猎和搜集食物群体，他们的颜色范畴仅有黑白两种，认知三色的文化总会加上红色，形成黑白红三色光谱。在一个相似的固定进展中，有四种颜色词的文化总会在（三色）基础上加上蓝或绿（他们对此两色不分）。如果有第五种颜色产生，则会对蓝与绿进行区别。这样一直发展到复杂社会我们命名了真正的彩虹。至今我们都不明了这些迷人事实的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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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这些民族并不是色盲，他们对光谱内各种颜色的差别看得清清楚楚，但却无法赋予所有这些颜色以意义和名字。有事实表明，在其自身语言中不分蓝绿的南美印第安人，可以在使用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时轻松地学会区别，问题的症结不在于他们的眼睛，而是在大脑的分类功能。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大脑中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结构来决定这种次序，这一观念是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理论和语言学家诺曼·乔姆斯基理论的核心要素：在人们的大脑中深藏着引领我们合乎语法地讲话的内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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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影响着经验的感知和排序，这已经导致某些人类学家明白一个社会的语言就是人们的思想过程和文化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个领域的两个先驱学者爱德华·萨丕尔和本杰明·李·沃尔夫坚持语言的真正语法构成了人们的世界观。许多人类学家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设”持怀疑态度，因为思想不能简单地分解成语言，意义还可以通过语言背景、特定情境和对这个世界的非语言性理解来表达和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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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思想过程的即时反应足以表明我们并不只是用整齐划一的语法次序组织起来的词汇来思考，因为思想一般来说总是不完全的。而且，在意识中形成前后一致的思想时总是有不断的斗争，然后才会将其组成可以察知的句子。有时这样做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会去寻找其他的交流方式，如诗歌或音乐。语言对思想和文化有非常清楚的影响，但与它们的关系却是松散灵活的。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极为适应的工具，以便于操此语言的人去说几乎任何事。在最后的分析中可以认定，一种文化可以说是语言的创造者而不是它的玩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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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操某种语言，可以成为某人是谁是什么人的显著外部标记，不管他或她是法国人、阿拉伯人、美国人、印度尼西亚人、纳瓦霍人、斯瓦希里人，或是任何一个现存有着自己语言的三千余民族国家、族群领地或部落的成员。在这些语言中，方言和口音的差别用于进一步区别个人于其中生长的生活位置和环境，这就是被称为社会语言学分支的主要研究对象。语言被广泛用于标示社会阶层，在大不列颠这是一种最为突出的表现，那里阶级意识成为民族的情感和文学的主题，萧伯纳的剧本《皮格马里翁》使我们看到一个伦敦花贩通过学会纯正的方言而变成了一名贵族。同样地，南西·密福特的书《U和非U》告诉我们U（上层阶级）英国人经常流行说“糟糕的”英语，以将自己区别于受过教育但出身贫寒却正在社会中往上爬的下层阶级。语言学家约翰·冈佩兹已经在一系列的文章中说明印度的种姓成员资格是由特定种姓特有的不同音调标识的，这种方式用于立即标识一个人的地位，由此使整个系统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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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的媒体和大众化的教育已经大大地减少了美国英语中的地区和阶级差别，但有一种方言，即黑人英语，则变得更加与世隔绝。语言学家拉波夫（Labov）令人信服地展示了黑人英语并不简单就是坏的英语，就其自身也是一种语言。它对有序的发声有自己的音位和语素规则，有自己的句法和词汇表。它完全不是不正确的英语，我们可以为正确地说黑人英语而构建规则。某些黑人同时说黑人英语和标准的美国英语，前者用于加强黑人团结和与充满敌意的白人社会隔绝的意思，后者则是他们必须用来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和进步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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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仅为语言和文化之间密切关联的一个例证。可以表明，语言反映了文化，但并非僵硬地禁锢文化。像文化一样，每一种语言都有一个丰富的比喻的词汇库，使意义的细微差异均可能得到表达，可供选择的措词几乎可以使说话人在其经验内表达任何对象。而且，人们的交流可用者远不止于语词。表达发生的社会背景、对话者的社会身份以及句子结构的策略性，传递和改变了意义。关键时刻的信息也因声调、眼色、微笑、耸肩、快速一瞥而发生变换。当我们觉得无法找到用标准的散文体来说某些东西的方法时——线性语言让我们无法进行，经常会是这样——我们就可以写一段诗、谱一首曲、表演一个舞蹈或是画一幅画。用这种方法我们相互交流弥散和难以捉摸的情感，传递不太常有的关于比例和秩序的直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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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论存在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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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具有共同的祖先和基本的基因禀赋，到处都是文化的承荷者和语言的讲述者，但不管后者如何变化，我们可以说人类经验的某些方面是普同的。高度的智力使用对整个人类既是奖励亦是惩罚。在正极这一端是文化积聚于我们的所有恩惠，在负极这一端则是作为独立实体的尖锐的自我意识：由身体束缚且与他人相隔绝。进而言之，我们所做远多于所学所说：我们沉思、凝视、焦急和幻想，我们和他人交流这些心灵的流变和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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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有意识的客观化伴随着“我”与“他”或“他们”之间的社会场域的分化，伴随着将母亲身体与自己互相隔开的分辨，这时候婴儿才算实现了成长。自我被符号化，即关于意义被加诸自我概念的途径，各种语言和文化都是各不相同的。美国文化存在着关于自我的丰富的词汇库，可被认作是高度评价个人主义（当然那里心理诊疗也耗费了巨资）的一个国家，反之在另外的文化中个人主义式的自我有时却是沉默的。这种差别反映了相对的文化价值，但绝不意味着要抹消自私并将自我完全消融于群体的生活中。不管在语言中是如何表达的，自我突出的分离来自极为简单的前提：你受伤时，别人好好的，别人死去时，你还活着。作为意识思维的副产品，这在某种方面可以说是全部人类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我们本质上孤独的理由。矛盾地看，自我的根本孤立，正是人类社会性的主要源泉，因为世界上的人们都通过扩展关系及于其他人而克服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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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他人的区别可作为人类所创造的所有其他二重社会区分的模板，这些区分首要的是始于我们—他们。正是用这种二分法，人们形成了与其他人的一种认同：这些人在某些方面像自己或者是和自己在一起——不管是共同的性别、家庭、职业、国籍或不管是什么——以便与其他一些人的集体性相区别。这一概念对峙的过程是所有群体生活的基本部分，因为正是通过理解一个群体是另一个群体的对应者才使所有社会互动的参与者能够决定每一人的边界和成员资格。正是通过相互之间的反对性行动或回应性行动，群体才加强了内部的团结。我们与他们相互创造、确定并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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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社会中的所有个体，都依据某种理解而行动：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其他某些人是谁是什么样的，一般的人又是什么样的？这些观念可能都是错误的，但至少提供了日常生活中计谋策略的稳定的视点，正因为此，人们不顾一切地坚持着甚至最为偏执的蠢行。自我与他人的概念并非独立和异质地出现，因为在每一种文化中都给出了范本。而且，关于人们头脑中他们是谁是什么样的观念是社会与文化的产物。正如先驱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曾经写道：与其说我们的自我形象、我们的隐私、我们是谁的珍贵观点，都不是我们自己设计的，而毋宁说我们的自我形象是社会如何对待我们的产物。每一个体的自尊都是别人给予他或她的尊重的典押，因为赞扬和称许极易激发自傲的生成，蔑视和反对可以很快消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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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所有人造成进一步的侵害（这将在第三章中进一步讨论），因为所有人生来就被指派以某些确定的身份：如性别、年龄，由此限定了他们是什么。人们通过生活的变迁获得其他身份，从而使每一个体都成为社会特质的组合体。我们的文化，填充了许多自我想象的内容。由此，我们最为紧密保卫的心灵这个领域被社会侵入，当我们还在母亲的襁褓中时文化的经纬线就已经进入到我们存在的真正意义中了。在电影《原野奇侠》（Shane）的结尾处，男主角在骑马疾驶进入落日前对小男孩说：“一个男人必须像是个男人”，这确实就是所有西方电影的范本或榜样。肖恩和那条路线将美国粗糙的个人主义的神话具体化，但电影和神话都是由玻璃纸所制。我们的人格事实上是社会的产物，因为我们并不生而即有固定的性格特征，而是带有理性和倾向性，太多和太久地思考我们自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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