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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纠正一个广为误导的概念，有必要强调没有所谓的“原始语言”此类东西，社会的复杂性与语法的复杂性或词汇的复杂性并不相干；世上并无只说咕哝声或单音节词的人们（除非长期结婚的夫妻）。现代工业社会与简单社会的语言唯一不同之处在于，现代产生了更多的词汇。所有语言均有成千上万词汇，不同之处仅在于工业社会形成了数量颇巨的科学技术词汇。公正地说，绝大多数科学家也只是主要知道他们自己专业领域的词汇。美国普通民众的词汇量与一般的非洲布须曼人或南美部落人的词汇量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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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初民的语言在任何方面都是贫乏的，因为他们都有着丰富的语言词汇来处理他们所关注的方面。正如现代植物学有一个非常丰富的词汇库一样，在非常简单的社会中也有非常详尽的关于植物的词汇。哈罗德·孔克林（Harold Conklin）曾经在菲律宾的哈努屋的农民中发现了822种命名植物的分类。同样，勃伦特·柏林在亚马逊盆地的阿瓜罗那印第安人中发现了690种不同植物的名字，而且阿瓜罗那人将其分成不同的种与类，非常接近于植物学家所达到的分类学。亚马逊流域的土著人关于植物和动物的知识远胜于一般美国人包括美国农民，因为本土的人们要利用自然提供的多数东西。同样，极地的因纽特人或者说爱斯基摩人，光对雪的描述词就有17种之多。在这方面语言反映了讲话人的文化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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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响应并适从于文化需要。过去与现在的历史证据均令人信服地证明在语言和操该语言的文化的特性或文化的获致（attainments）之间并无一种必然的因果联系。苏格拉底和安那托利亚牧羊人同样说古希腊语，莎士比亚和牛顿与贫穷的佃农共操英语，内华达的肖肖尼印第安人，作为简单的狩猎者和采集者，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作为辉煌文明的创造者，两者的语言极为相似。近些年以来，我们已经见证了西方科学在全世界的传播，那些借用知识的民族也借用或翻译了他们需要的词汇和概念。日本人并没有试图用他们自己的表意文字来使用计算机，而是使用欧美的字母系统这一古代腓尼基遗产。他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于现在成为微电子领域后来居上的领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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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为它所经验到的世界提供了组织、分类和排列的现成方法。虽然表述稍有不同，作为符号系统它们都形成了意义的网络，使我们可以明白周围世界的意义并利用它，并在清醒时分都源源不断地涌向我们的感知表象的洪流中找到一致性。随同文化的其余部分一道，语言成为一种屏幕或一个过滤器，通过它我们来观察世界。正是经由语言的转译，我们形成对现实世界的解释。而且，这些现实——包括我们、他人和这个世界是什么的概念——是通过我们相互确信的所有对话得以维系的。在对话过程中，我们加强了共有的价值、倾向、误解和仇恨，并且在这潜在混沌的世界中找到了稳定和秩序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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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语言分类系统均因文化之异而各不相同——不是因为词汇的发音，而是因为意义的范围不同。例如，各种文化中关于颜色的种类和数量的组织和命名方式都有显著的差别。多少年来人类学家都认为在每一种文化和语言中这一现象是完全偶然的事件，可是，通过对颜色词汇的比较研究，巴伦特·柏林和保罗·凯于1969年报告了关于颜色的认知在各个文化间的差异根本不是一件随意之事。他们发现命名颜色的数量和种类的演化有某种固定的规律，其变化与社会的复杂程度直接相关。在这个范围的底端是一些原始的狩猎和搜集食物群体，他们的颜色范畴仅有黑白两种，认知三色的文化总会加上红色，形成黑白红三色光谱。在一个相似的固定进展中，有四种颜色词的文化总会在（三色）基础上加上蓝或绿（他们对此两色不分）。如果有第五种颜色产生，则会对蓝与绿进行区别。这样一直发展到复杂社会我们命名了真正的彩虹。至今我们都不明了这些迷人事实的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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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这些民族并不是色盲，他们对光谱内各种颜色的差别看得清清楚楚，但却无法赋予所有这些颜色以意义和名字。有事实表明，在其自身语言中不分蓝绿的南美印第安人，可以在使用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时轻松地学会区别，问题的症结不在于他们的眼睛，而是在大脑的分类功能。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大脑中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结构来决定这种次序，这一观念是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理论和语言学家诺曼·乔姆斯基理论的核心要素：在人们的大脑中深藏着引领我们合乎语法地讲话的内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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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影响着经验的感知和排序，这已经导致某些人类学家明白一个社会的语言就是人们的思想过程和文化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个领域的两个先驱学者爱德华·萨丕尔和本杰明·李·沃尔夫坚持语言的真正语法构成了人们的世界观。许多人类学家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设”持怀疑态度，因为思想不能简单地分解成语言，意义还可以通过语言背景、特定情境和对这个世界的非语言性理解来表达和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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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思想过程的即时反应足以表明我们并不只是用整齐划一的语法次序组织起来的词汇来思考，因为思想一般来说总是不完全的。而且，在意识中形成前后一致的思想时总是有不断的斗争，然后才会将其组成可以察知的句子。有时这样做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会去寻找其他的交流方式，如诗歌或音乐。语言对思想和文化有非常清楚的影响，但与它们的关系却是松散灵活的。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极为适应的工具，以便于操此语言的人去说几乎任何事。在最后的分析中可以认定，一种文化可以说是语言的创造者而不是它的玩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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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操某种语言，可以成为某人是谁是什么人的显著外部标记，不管他或她是法国人、阿拉伯人、美国人、印度尼西亚人、纳瓦霍人、斯瓦希里人，或是任何一个现存有着自己语言的三千余民族国家、族群领地或部落的成员。在这些语言中，方言和口音的差别用于进一步区别个人于其中生长的生活位置和环境，这就是被称为社会语言学分支的主要研究对象。语言被广泛用于标示社会阶层，在大不列颠这是一种最为突出的表现，那里阶级意识成为民族的情感和文学的主题，萧伯纳的剧本《皮格马里翁》使我们看到一个伦敦花贩通过学会纯正的方言而变成了一名贵族。同样地，南西·密福特的书《U和非U》告诉我们U（上层阶级）英国人经常流行说“糟糕的”英语，以将自己区别于受过教育但出身贫寒却正在社会中往上爬的下层阶级。语言学家约翰·冈佩兹已经在一系列的文章中说明印度的种姓成员资格是由特定种姓特有的不同音调标识的，这种方式用于立即标识一个人的地位，由此使整个系统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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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的媒体和大众化的教育已经大大地减少了美国英语中的地区和阶级差别，但有一种方言，即黑人英语，则变得更加与世隔绝。语言学家拉波夫（Labov）令人信服地展示了黑人英语并不简单就是坏的英语，就其自身也是一种语言。它对有序的发声有自己的音位和语素规则，有自己的句法和词汇表。它完全不是不正确的英语，我们可以为正确地说黑人英语而构建规则。某些黑人同时说黑人英语和标准的美国英语，前者用于加强黑人团结和与充满敌意的白人社会隔绝的意思，后者则是他们必须用来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和进步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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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仅为语言和文化之间密切关联的一个例证。可以表明，语言反映了文化，但并非僵硬地禁锢文化。像文化一样，每一种语言都有一个丰富的比喻的词汇库，使意义的细微差异均可能得到表达，可供选择的措词几乎可以使说话人在其经验内表达任何对象。而且，人们的交流可用者远不止于语词。表达发生的社会背景、对话者的社会身份以及句子结构的策略性，传递和改变了意义。关键时刻的信息也因声调、眼色、微笑、耸肩、快速一瞥而发生变换。当我们觉得无法找到用标准的散文体来说某些东西的方法时——线性语言让我们无法进行，经常会是这样——我们就可以写一段诗、谱一首曲、表演一个舞蹈或是画一幅画。用这种方法我们相互交流弥散和难以捉摸的情感，传递不太常有的关于比例和秩序的直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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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论存在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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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具有共同的祖先和基本的基因禀赋，到处都是文化的承荷者和语言的讲述者，但不管后者如何变化，我们可以说人类经验的某些方面是普同的。高度的智力使用对整个人类既是奖励亦是惩罚。在正极这一端是文化积聚于我们的所有恩惠，在负极这一端则是作为独立实体的尖锐的自我意识：由身体束缚且与他人相隔绝。进而言之，我们所做远多于所学所说：我们沉思、凝视、焦急和幻想，我们和他人交流这些心灵的流变和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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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有意识的客观化伴随着“我”与“他”或“他们”之间的社会场域的分化，伴随着将母亲身体与自己互相隔开的分辨，这时候婴儿才算实现了成长。自我被符号化，即关于意义被加诸自我概念的途径，各种语言和文化都是各不相同的。美国文化存在着关于自我的丰富的词汇库，可被认作是高度评价个人主义（当然那里心理诊疗也耗费了巨资）的一个国家，反之在另外的文化中个人主义式的自我有时却是沉默的。这种差别反映了相对的文化价值，但绝不意味着要抹消自私并将自我完全消融于群体的生活中。不管在语言中是如何表达的，自我突出的分离来自极为简单的前提：你受伤时，别人好好的，别人死去时，你还活着。作为意识思维的副产品，这在某种方面可以说是全部人类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我们本质上孤独的理由。矛盾地看，自我的根本孤立，正是人类社会性的主要源泉，因为世界上的人们都通过扩展关系及于其他人而克服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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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他人的区别可作为人类所创造的所有其他二重社会区分的模板，这些区分首要的是始于我们—他们。正是用这种二分法，人们形成了与其他人的一种认同：这些人在某些方面像自己或者是和自己在一起——不管是共同的性别、家庭、职业、国籍或不管是什么——以便与其他一些人的集体性相区别。这一概念对峙的过程是所有群体生活的基本部分，因为正是通过理解一个群体是另一个群体的对应者才使所有社会互动的参与者能够决定每一人的边界和成员资格。正是通过相互之间的反对性行动或回应性行动，群体才加强了内部的团结。我们与他们相互创造、确定并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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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社会中的所有个体，都依据某种理解而行动：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其他某些人是谁是什么样的，一般的人又是什么样的？这些观念可能都是错误的，但至少提供了日常生活中计谋策略的稳定的视点，正因为此，人们不顾一切地坚持着甚至最为偏执的蠢行。自我与他人的概念并非独立和异质地出现，因为在每一种文化中都给出了范本。而且，关于人们头脑中他们是谁是什么样的观念是社会与文化的产物。正如先驱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曾经写道：与其说我们的自我形象、我们的隐私、我们是谁的珍贵观点，都不是我们自己设计的，而毋宁说我们的自我形象是社会如何对待我们的产物。每一个体的自尊都是别人给予他或她的尊重的典押，因为赞扬和称许极易激发自傲的生成，蔑视和反对可以很快消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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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所有人造成进一步的侵害（这将在第三章中进一步讨论），因为所有人生来就被指派以某些确定的身份：如性别、年龄，由此限定了他们是什么。人们通过生活的变迁获得其他身份，从而使每一个体都成为社会特质的组合体。我们的文化，填充了许多自我想象的内容。由此，我们最为紧密保卫的心灵这个领域被社会侵入，当我们还在母亲的襁褓中时文化的经纬线就已经进入到我们存在的真正意义中了。在电影《原野奇侠》（Shane）的结尾处，男主角在骑马疾驶进入落日前对小男孩说：“一个男人必须像是个男人”，这确实就是所有西方电影的范本或榜样。肖恩和那条路线将美国粗糙的个人主义的神话具体化，但电影和神话都是由玻璃纸所制。我们的人格事实上是社会的产物，因为我们并不生而即有固定的性格特征，而是带有理性和倾向性，太多和太久地思考我们自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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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自我意识的另一个产物是我们洞悉了生与死的知识。其他动物恰如人类一样，奋力斗争以保卫自身躯体和延续生命，但是，是否任何动物都深知自己终将一死却大存疑问。确实，从孩提时代起我们就清楚这一点，这就提出了一个悖论。人们的“生命”和“存在”的意义与对死亡的敏悟直接相关。死是生的对偶，人生的短暂特别衬托了生活的意味和乐趣。生与死互使对方变成了经验范畴，但在时间的长河中又都否定了对方。关于死的确定性及死亡时间来临的不确定性的知识，在全部人类存在中引入了一种深为焦虑的调子。绝大多数人不会忧心忡忡地终日沉浸在盘算死亡之中，但毕竟这是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背景色调，也是他们如何达到自我和世界的先决条件。这是一种生存恐惧，极易弥漫，无法阻隔，它与有关生命的其余设想交织在一起，难以令人觉察。它很少浮现在我们的自觉思考中，却在潜意识精神的隐蔽领域中——我们的许多意识于此涌出——常驻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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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死亡的认识和恐惧是我们理解生命和自我的伴随物，但要泰然接受它的必然性对于我们来说总是困难的。生存斗争是全部有机生命的共同属性。这也是对我们最强烈的驱策，于此可以产生许多其他的驱动力和冲动。由于我们事先就懂得只能拖延躯体的死亡而不能排除死亡，故人类维持生存的斗争具有独特的光彩。幸运的是，人类具备自欺欺人的巨大才能，人类许多相当有想象力的创造都是抗拒死亡的把戏。灵魂不灭、来世或再生的信念，显然是用来调和生物学死亡的事实与有意识的自我生存下去的良好愿望的方法。我们将在论宗教的那一章中探讨这些观念。然而，还有比得救的希望更基本、更精妙、更难捉摸的其他抵御死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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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川匆匆使我们的生命日复短暂，我们在做的唯一确定之事就是衰老。时间和生命互相对应，时间侵蚀了人类的一切，而我们只是依凭创造而生存。那些比普通生命存留更久的产物，组成了文化的物质客体和非物质领域。这些客体，无论是工具、宝石还是马匹，都被当作自我的扩展，当作给躯体外部的人格着上外衣并使自我嵌入于可以比我们存留更久的东西中。当然，这并非是制造这些客体的缘由，但它们属于第二位的隐含的意义，人们只是将自身经验的许多项目附着于其上。文化自身超越了时间，把其束集起来，为日常生活琐碎短暂的事件提供形式和意义的稳定框架。人们生复又死、事件发生而又被遗忘，但社会是持久的，恰如我们赖以生活的符号也是地久天长一样。通过文化形式的相对稳定性所获得的对时间的超越，是对死亡的否定。我不揣冒昧地说这正是老年人守旧的主要源泉。最后，永恒不灭的方案集中体现在世代之间的关系上，这种方案从孩童时期把握宇宙、并与宇宙同一——这是一种永恒性——的断言开始，到把我们的生命投入到人类子孙后代的不断繁衍中结束。精神在躯壳之内只能作孤独的漫游，只有在自身的外部联系和在社会关系中才真正找到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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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来以及天性即是具备智力的动物，但人类天生也是理性的动物吗？思想的组织、人们连贯地分析性思考的方式，对全人类而言都是固有的、千篇一律的吗？抑或逻辑是从文化的其余部分汲取的产物？直到大约最近二十年，绝大多数人类学家都选择后一个命题，并采纳心理学家斯金纳（B. F. Skinner）提出的观点：逻辑是条件作用的产物，是彼此对学习性反射的调整。然而，最近社会思潮中重新引入精神的结构或精神的组织模式是遗传性的、是全人类共有的这一观念；这种结构绝不能解释人类理性的全部，而只是使人类理性得以健全的基本材料。这个观念常易使人联想起伊曼努尔·康德的精神“范畴”，两者具有同一知识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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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中重新引入康德主义和黑格尔主义思潮来自各个方面。首先，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多年来致力于阐明这样的观点：理性的发展存在内在的有规律的途径，从儿童发展的各个阶段可以弄清楚这一途径。第二条线索来自语言学，特别是诺姆·乔姆斯基的著作。乔姆斯基主要致力于英语研究，他发现某些语法规则使人深感惯用语法的表面结构之下深藏着某种底层结构，那是潜藏的语法组建者——即所谓结构的结构。因而，语法并非完全是学习得来的，而可以说人们学习它只是因为人们对它已有先定倾向，人们具备深层的心智结构，故可以把握语言的形式规则，不管怎样变化多端，语法总是要符合深层结构。由于某种语法总是思想条理化的方法，所以假定潜在的语法结构也就假定了固有的理性，这个观念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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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伟大的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写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该书发展了宗教的社会起源理论。他的核心观念是这样一个前提：人们将经验组织到“神圣的”和“凡俗的”，或敬畏之物和尘世之物、奇异之物和平凡之物、圣洁之物和鄙俗之物这两类相对立的范畴中。涂尔干从对宗教本身的论述进到范围更广的阐述之中，即认为神圣—凡俗的对立是人类最早、最原始的分类尝试。这样，它就成为理性发展的最初步骤，理性后来仍植根于这种基本的二元性中。将世界与经验组织为成对的范畴，设想二重范畴中每一方的意义均与另一方相对立，人类理性正是由此出发的这种观念，可以一直回溯到希腊哲学家，它是由早期教父们带入欧洲思想界的，在18至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辩证体系中，这个主题变得愈加精巧，并由此进入到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在涂尔干和马克思的影响下，列维-斯特劳斯发展了他关于精神和社会的理论，即众所周知的结构主义思想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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