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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类学家都坚持恋母症候是欧美文化独有的，是某类家庭的产物。波兰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写道：恋母情结在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德岛（Trobriand）是不存在的。特罗布里恩德人是通过母亲的家系来确定某些重要的权利和责任，因此母亲的兄弟是亲属群体中首屈一指的权威人士。马林诺夫斯基说：这样的结果是舅父代替了西方家庭中的父亲。而且，男孩压抑的潜意识中的性注意力就指向姊妹而不是母亲，自己作为将来母亲的兄弟，对姊妹的性特别感兴趣。马林诺夫斯基的论证所带来的问题是，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为时过晚，与恋母情势毫不相干。恋母转折时期通常于孩子四到七岁时的任何时刻发生，但特罗布里恩德的男孩一直要到十二岁才进入舅父的权威之中。假定不同的家庭多少可以改变恋母症候或产生强度上的差异，那么就此事而言认为特罗布里恩德或其他什么地方恋母症候付诸阙如则使人疑问重重。恋母情结的本质是妇女生育并抚养了孩子，孩子转而热爱母亲。然而他或她必须部分地放弃母亲并把自己的兴趣和爱转向家庭之外，这是给心灵带来极大创伤的折磨。这就是回归到原初的泛人类情势，它是普遍的，因而它的心理产物也是普遍的。从这种情势形成了人类的爱、忠诚和献身的能力。母子纽带超越了众多关系中的任何一种，它是对自我的一种挣脱（breakout），是其他关系都依此仿造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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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如人绝不会丝毫无损地通过恋母时期一样，人的社会化也从未完全彻底过。一个人在社会行程中成长，吸取社会规范，但是，正是通过反对他正在适应的那个系统，这才部分得以完成。恋母转折时期，对形成我们的性身份和稳定的社会关系的能力都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孩子与双亲作斗争和自身内部斗争的时期。孩子抗拒施加于自己的任何律令，不管是便溺训练、断奶还是学习，他自身成长的每一次飞跃都是靠跨越障碍完成的。社会能够按自己的方式来为人定型，但个人仍然必须处理自己驾驭的部分，自我无视社会的惯例而去寻求行动的自主性。正是人类行为的这一部分形成了社会偏离，但是它也造成了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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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心理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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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对人类心理学作出的经久不衰的贡献之一就是如下的认识：童年的早期经历对成人人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已明了，在某种程度上所有人都具有共同的经历，故我们随之都结合在共同的人性中。我们也深知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历史，每一种人格在某种程度上又都各相殊异。然而，对童年时人格的形成还有另一尺度，它来自社会与社会间迥然不同的抚育孩子的方法。在某种社会环境中，儿童被社会化以适应成人生活的要求和期望，父母亲用对待孩子的方式向他们传授文化。这些在文化上各具特色的社会化实践的结果，是每个社会中社会成员都形成了某种独特的人格特征，或至少在社会成员中可以经常发现这种独特的人格特征。因而我们可以补充说，虽然所有人均有相似之处和差异之处，但对于同一社会的成员而言，存在着共有许多成人人格特质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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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抚养孩子，特别是一些基本训练，如便溺、断奶的训练方面，存在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差异性。在美国，父母就是否亲自哺育新生儿踌躇再三，后来要有意识地决定何时断奶，这大多取决于母亲的便利，当她恢复工作时便给孩子换用奶瓶，或只是按照流行的育儿书上讲的去做。便溺方面的训练同样如此，美国的父母亲从孩子满六个月一直到三岁时都在教他们控制括约肌。无论这些基本训练加诸多大的孩子身上，他们实际上都受到了伤害。从早年起，孩子就要学着控制自己的自然冲动以符合于社会，社会后来将强求人们接受作为生存代价的秩序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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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泛范围的初民社会中，童年的经历与此有天壤之别。由于缺乏奶瓶喂养技术，所有孩子都靠母乳哺育。断奶通常是一个缓慢和渐进的过程，有时一直迟至孩子三到四岁，甚至五岁。这种社会没有盥洗室，故便溺训练也是若有若无，当孩子已到足够懂事的年龄时，大人就简单地责令他们去户外排泄。这些更简易的社会制度表明社会并不对成人强加苛刻的律令，也不会按严格的等级制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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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当下的体质环境也因文化的差异而各不相同。西非婴儿一般束缚在母亲背上，而绝大多数南美印第安人的母亲把孩子置于肩上的网兜中，需要时婴儿即可移向胸前。而且，孩子睡在母亲的吊床中一直到大约两岁。这与美国的母亲与孩子身体的有限接触、独立的小床和托儿所的形式恰成鲜明对比。因此，抚养孩子的差异造成大量成人人格的差异就无需大惊小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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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不同文化中抚养孩子和人格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心理人类学的核心，这曾一度以“文化与人格”领域著称。人类学中的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精神病学中的亚伯拉罕·卡迪纳（Abraham Kardiner）都是该领域的先驱人物，心理人类学力图理解文化对个人情感和认知发展的影响，并描绘某些文化特有的人格特质簇（cluster），它可以看作共同的抚养孩子的实践所导致的结果。例如卡迪纳从理论上归结了印度尼西亚的阿洛尔（Alor）岛上两性之间彼此疑心重重、他们的关系也富有矛盾心理的特征，这是丧失母亲（maternal deprivation）——因为母亲要参加田野劳动——的结果。成年男子似乎企图重新找回失去的母亲，于婚姻中徒然地追求正在养育孩子的女性的持续关注。妇女则怨恨由农业劳动和母亲身份带给自己的繁重而又相互冲突的要求。如果这听上去与现代美国人相似，我们仅需牢记我们与阿洛尔人并无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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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人类学领域还进一步涉及对人们用于应付恐惧、焦虑以及被压抑欲望的文化符号和制度的研究。我们已经看到，俄狄浦斯神话用简易伪装的形式再现了遭禁止的占有母亲的愿望，按弗洛伊德的看法，古代希伯来人关于唯一、全能的上帝的信念，是《圣经》时代最强有力的家长权威的“显现”。同样，蒙德鲁库人突然给孩子断奶以便更好地照料新生儿的方式，造成了同胞手足之间的激烈竞争，它的主要表现可见于弑兄的神话中。此外，人们将被压抑的敌对性发泄到被怀疑为巫婆或妖人的人身上，将他们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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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过把寄托了自己被压抑的愿望的对象作超自然的人格化，从而获得轻松、安全和控制的感觉，但是要揭示这些过程却需要交叉学科的努力，人类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协力同心必然对两个学科都大有裨益。精神分析学已为人类学贡献了社会化和符号学理论，随之人类学亦用人格在文化背景中铸成的事实深刻地影响了精神分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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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事实上人们存在普遍的童年经历，而且由于所有人的心理生活受性欲影响很大，故所有人均有心理上的相似性。从这种共同经历产生了爱和依恋的能力，产生了对更为宽广的社会世界的外部指向。两性间的差异并非完全由遗传确定，机制就存在于建立性身份的亲子关系和完满的异性爱的发展之中。人类经历事实上充满了各种危险，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斗争以及斗争带来的焦虑和矛盾心理的后果。弗洛伊德从神经官能症和文化两个方面来追溯人类的压抑倾向，不过我对把人定义为高度神经过敏的动物颇持疑问。但我们对有利于社会的种种方式是神经过敏的，我们常常为伟大的创造性而困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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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拉撒路（Lazarus），《圣经》人物，马大和马利亚之弟，病逝后耶稣使其复活。详见中文版《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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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该隐为人类祖先亚当的长子，因妒其弟亚伯而将之杀死。事详《创世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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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第三章 社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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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要和本性而言，我们是社会性的动物。当然，有时我们也厌弃社交，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人相疏远，远离周围伙伴孤独地考虑自身，我们的意识仅囿于一个柔弱而终有一死的躯体之内。这就是人类事务的种种矛盾之状，但归根结底，只有通过社会生活我们人类方能生存和永在。生存、生育、抚育孩子和相互保护的需要必然将我们结合在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集体之中。人类生活于有秩序的社会之外是可以设想的，如社会契约论哲学描述的那样，但从未发现人类能处于非社会状态中。即便是隐士生活，也需参照他企图逃离的社会方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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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当下的目的，“社会”一词意指具备某种程度的经济和政治自主性的人群聚集体，该聚集体通过它自身人员的生育来补充它的绝大部分新成员。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美国社会或新几内亚的部落群体社会，但绝不能把一个俱乐部、一个协会或一个商业机构当成社会。按照定义，一般也可将社会理解成系统化的（组织）。那就是，它们内在地划分成几个特定部分，每一部分的运作通常以互补的方式与别的部分彼此相关。“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系统”这些术语频繁出现于人类学和社会学文献的语言中，现在一般的报章杂志上也可见到它们。我们都粗略知晓这些术语指什么，但大概从未深究它们的内在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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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系统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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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一个有组织的人群集合体，以某种方式划分，以便于将权利和义务分配给构成社会的群体和个体。因而社会的运行遵循一定的规则和标准，这对完成实际生活工作是必然的要求。而且，社会也是分类的系统，或多或少是调节人们社会互动潮起潮落的有序办法，这使社会生活成为可能。理解和意义加诸行为之上，从而使互动者之间的回应对双方来说都是可以预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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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第二章里已经概述的，行动标准和意义结构是一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即它的符号系统。我们也曾说到文化不是行为本身，而是引导行动的规范。人类学家并不将文化符号的收集和描述当作他们唯一的任务，相反，在其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是人类社会行为的研究者。我们利用文化概念作为至关重要的钥匙来对其进行阐释。进而言之，在一个稳定的进程中，文化整合并非掌握社会活动的唯一手段。在文化提供的秩序的度之外，在日常生活过程中还存在着进行社会活动的组织，一种我们称之为社会系统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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