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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和大企业中，美国人并不指望依靠亲属关系谋职，虽然人们不满地将之称作“裙带关系”，但这种事却时有发生。许多人坚持认为一个小企业的老板把企业传给儿子或女婿不属裙带关系，但当某人主要是依仗有影响的亲友的“提携”而进入大公司或政府机关，那就是不折不扣的裙带关系了。今天，如果强制使机会平等，可以想见许多隐藏的先赋性资格将会除去或逐渐消失。对黑人家庭来说，现在有可能在城郊区域购买一套房子，而从前这是不可想象的。［黑人］家庭仍需要足够的钱作现金支付，财产上的差别加固了肤色的屏障，但这毕竟是离开先赋性的小小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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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社会地位混杂着获致地位和先赋地位。我们应牢记对某种获致地位的细微或显著的先赋性障碍。煤矿主是一个获致地位，但整个国家只有为数不多的女煤矿主。至于男人，获致也不是指自由的选择。当你出生在肯塔基州的哈伦县时，不是下矿井就得远走他乡。先赋地位对地位系统的各个部分都有强烈影响，因为它们通常包括个人身份的全部意义，并且深深植根于异常顽固的文化价值中。人们难以评说作为一名教师或一名管子工的角色重要，还是作为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的角色重要。人们首先想到他或她是男人还是女人，这是我们所有人从孩提时代起即培养出来的角色，它铭刻在我们的人格和存在的真正意义之中。所有其余的角色均以此为基础。现在一名妇女可以成为一名司法官员，但她将被自己的同事、公众以及自身认作是一名女警官。同样，美国白人和黑人的差别之一即是白人只在某些场合把自己看作白人，而黑人的意识中总是不断地翻腾着种族身份。与此相似，除非某人没有腿，否则是绝不会去考虑自己是否会走路的，假如真是缺腿少肢，那他会整日为此焦虑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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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性别、年龄和种族的先赋标准对身份提出了总的要求，并且包括个人方面的某种义务，这可能渗入并影响到他或她的所有其他角色中。有些获致地位几乎具备与先赋地位同样的力量。美国的阶级地位，很大程度上算是先赋地位，但也可以是获致的，既是职业、接受教育的总量和类型以及一般生活标准的原因，同时也是它们的结果。某些职业地位对身份有相似的影响。例如医生的地位，不仅可使人稳稳地在中产阶级上层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且也为人们极度敬重，被看成是一种特殊的位置。医生不是一种“工作”（job）而是一种“职业”（vocation），他的同事和病人都同样期望他在与顾客和一般公众的关系上保持某种庄重的举止和冷静的态度。与病人的客观性态度潜在地会影响到其他关系，如和亲属的亲密关系，而医生一般不能医治自己的家庭成员。作为医生整个人的范畴性，具有某种阻隔效应（isolating effect），这种效应在医生与他人之间产生了一种疏远的背景。因此，绝大多数医生的社交圈只是医学界人士，恰如警察——另一种整体地位——总是与别的警察共度闲暇，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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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生与其家庭的关系问题，引出了重点在于论述地位和角色的一些文献。事实就是如此明了：我们均持有多重地位，因而被期望扮演许多不同的角色。在绝大多数社会中，单一的个体在其年幼和年迈时具有的地位最少，而中年时期最多。新生儿只有婴孩的年龄地位，是世界与他相关联而不是他与世界相关联。儿童还有性别地位，对小女孩，父母经常下意识地以某种有别于对待她们兄弟的方式去爱抚她们、对她们说话、与她们嬉玩。从很早阶段起，我们就开始培养孩子的性别角色。新生儿呱呱坠地即拥有一个亲属关系系统，因为这孩子是一个儿子或一个女儿，至少有一个母亲或一个母亲的代替者。在绝大多数社会中，孩子也会有一位父亲，有姑（姨）母和叔（舅）父等等，这就赋予他一个完整的地位网络。随着自身的成长，孩子逐渐接受了其他的地位和角色，其中大部分是获致的。他或她将成为一位朋友、一名学生、一名童子军或其他不管什么，地位系统的扩展也伴随着挣脱家庭圈子投入到更加广阔的社会天地中。完全成年的人可能会有一位妻子或一位丈夫，会有孩子、工作同事、宗教职务，也会占据政治位置，成为俱乐部成员和其他等等，这经常使中年的美国人感到自己陷入多重的、不免相互冲突的职责的海洋中。最后，退休、体弱多病、与自己那些正忙于负担家庭的子女相隔绝，从而造成一个剧烈的，通常是突如其来的地位消退。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企图高歌猛进延长人的寿限，却又忽略老年人，结果是老年人日趋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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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相互调整以形成各相关部分的有效组织是社会系统运行的方式，但每个人同样必须使他的所有地位相互关联以便保持行为的一致性和人格的一体化。当孩子们早年第一次知道自己的朋友期望自己扮演的角色与父母殷切盼望的大相径庭时，他们就发现了角色冲突的潜能。年复一年——或许包含着个人生涯的目标和对家庭的义务之间深刻内在的斗争——随着宗教伦理和个人生活之间的悬殊或众多的其他冲突，这种潜能愈积愈强。在活生生的观众面前扮演各种相互关联的角色，这使每个人的协调其全部地位的问题变得错综复杂起来。当在同一些观众面前表演多种角色时，必须努力使这些角色相互吻合。这样，就可以根据演员正在试图表现的整个自我形象保持这些角色的可信性和一致性。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普通的解决方法是演员在不同的观众面前扮演不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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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可以认为一个人的社会领域由其社会地位来划分。某人可以有女儿的地位，这就规定了他对父母和其他亲戚的某种行为，但这可能与某人作为学生的地位毫不相干。固然，这两方面兴许会彼此严重抵触，例如母亲是一名教师，而女儿是她班上的学生。处在某种地位上的人与其他演员相关联的每一个范畴，被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称之为“角色丛”（role set），于是“女儿”地位的角色丛包括母亲、父亲和其他亲属，但“学生”的地位涉及与这位女孩有关的教师和同学。既然一方面对教师，另一方面对学生可以观察到不同的角色行为，则每一方面都可看作是“角色亚丛”（role subset）。社会生活的艺术之一是把角色丛分开，用社会学的术语叫做“角色丛分离”，这种方法同样也可有效地分离观众。于是，把学生安排在她母亲任教的班级中使这两类分离均不可能实现。母亲-教师将不得不走向另一个极端，以免被责怪为偏袒，尽管这种公正与母亲的角色相冲突。女儿也同样处在窘境中，在班上她是否用“母亲”或“妈妈”这个称呼？当她的同学诋毁老师时，又该怎么办？扮演这样的角色真使人处境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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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离过程使个人具有了某种私密的领域，并且在不同程度上赋予角色丛以秘密社会的性质，社会学家G．齐美尔75年前即指明了这一点。要我们按确定的方式在一群人面前表演的要求，同样可能制约着我们绝不会以相同的方式在另一群人面前表演。一名医生在城外的集会上可与常人一样开怀畅饮而无需节制自己，但在病人面前必须小心翼翼，绝不如此行事。在都市和工业化社会中，分离轻而易举，因为其成员掩蔽于十足的数量中，在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里隐身不见。都市化如此分馏了一个人的社会生活，以至于个人只残存着这样的感觉：他或她的点点块块被撒入了这种景色中。小城镇将会提出另一个问题，即过分清晰性（over-visibility）这一问题。某个孩子可能衷心希望自己在学校的品行不为父母亲所知，但假如老师住得近在咫尺，这就非常困难了。某个杂货店老板，当他的朋友和亲戚也就是他的顾客时，孰为商务往来，孰为家庭事务就混杂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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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民社会中，角色丛分离问题与地位的性质纠葛在一起。而在现代社会中，地位和角色趋向“功能专门化”，亦即角色是被相当狭窄地定义的，并且和极为专门的事务相关。地位有单一的、特定的涵义，它是唯一设定的。一个驾驶执照办理处的职员除了收费和在申请表上盖章外，对其顾客既无兴趣，也与其毫无关系。还是同一位职员，也许以父亲的身份同自己的孩子在远为多样的情形下相处。他教导孩子，检查他们的学业，与他们一起去野营，供养他们。这种父亲地位是多种设定、宽泛定义的，或者叫做“功能性弥散”，意指相关角色有大量的内容，可应用于许多不同的情形，使关系更加深入也更加宽广。简单的初民社会具有小城镇那种角色清晰性以及绝大多数地位都是弥散多变的复杂因素。专门的地位易于区别和分离，因为它们在有限的背景下只具备有限的关联；一个人与执照批准人员也许一辈子只打一次交道，此后永不再见，但如果是亲属那就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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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地区的小型印第安人村落中，生活环境杜绝角色分离。不仅每个人的活动对所有人毫不隐瞒，而且每个人可以用许多方式与同一些人交往。一个男人可以是他亲属群体的政治领袖、该群体的祭司、许多成员的父亲和祖父以及联合经济活动的参加者等等。当他从一种地位转向另一种地位时，必须采取专门的步骤来保证角色各方面的分离。其中之一即是通过仪式和信仰，参加仪式者就获得了一种改变了的神圣的存在状态。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使用假面具和专门的宗教服饰，这同样将此人变成与之前不同之物并且与从前相分离。亚利桑那州的霍皮（Hopi）人，在入会仪式过程中有一个专事抽打年轻男孩的超自然的舞神（kachinas），实际是该村社的男人用面具遮掩自己的真正身份扮成的。同样，在圣诞节期间为不使孩子们知道圣诞老人原来就是他们的一位叔叔扮演的，就必须精心伪装。已故的英国人类学家马克斯·格卢克曼（Max Gluckman）认为，角色分离的非凡要求构成了许多初民社会中大量精致仪式的基础——这对于英国大学中的一名教授而言是合乎逻辑的结论，在那所大学中教师至今身着长袍。通常于神圣的情形下进行的社会身份的变更，是使初民生活变得充满宗教价值的途径。因此，现代生活中地位与角色的功能专门化，是我们这个时代不断生长的世俗化的核心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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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的人格，部分地是此人社会地位的总和以及这些社会地位彼此调整方式的总和。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自我感觉很大程度上是他人对待和尊重我们的产物。既然这随之又受到社会角色的强烈影响，那么我们就是社会的产物。某些人类学家曾将人格比作一个洋葱，每一层就是一个社会角色。接近洋葱表面的是我们专有的、非本质表层的、较少承诺的角色，而接近中心处的角色，就其对我们的要求而言是弥散的、总体性的。当揭去一层层洋葱皮时，或许就日趋接近人的内心存在，接近真正的人。当然，当洋葱的最后一层也剥去时，就会发现一切都荡然无存了，这正好与极端文化决定论者的见解不谋而合：“你为故你在。”我曾经采纳过这种立场，然而，确实存在一种人类洋葱的内核，这是从人类体验的共同性中导出的。它是微小但又非常柔韧的人类本性，而且与我们某些最基本的社会地位发生相互作用，这个内核的中心要素就是性别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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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性别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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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和性别角色这一题目是恐惧、忿恨、防卫、被压抑者的发泄、情感的移置、神话、彻头彻尾的杜撰和纯粹的无稽之谈等等的汇集地。每个人对此都有一套理论，而几乎每一种理论又都谬误百出，但这些又是两性关系重要的前提或最初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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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的性别差异理论揭示和告谕我们的只是社会系统而不是男人和女人，这些理论只是具有社会用途的欺人之谈。较为值得敬重或只是描述得更精致的行为科学家的理论，也不过是文化上的人工制品，这些理论的创造性不比外行高明多少。如在人类本性问题上，有些理论将我们称之为男性或女性特质的东西大多归于遗传机制，而另一些理论则相信，这些遗传机制是由社会造成的，性行为特征完全靠学习得到。前一种理论面临这样的事实：性别角色悬殊极大；而后一种理论又无法解释在这些差异中，为什么又有最小公分母，如所有女性都有某些相似之处，恰如大家也颔首认可有男子气存在一样。解剖学特征当然不会一锤定终身，但也不是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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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性别的行为遗传方面的资料还很贫乏，但正如上一章已讨论过的，我们能够通过考虑社会化的普遍性来推测与性别相关的特征的发展。有人曾论证过，男性是从恋母时期开始出现的，随之还形成了对将来异性爱的指向，作为男人的身份，以及对他们据有该地位之力量的极度不安全感。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恋母危机的产物之一，在现实和象征意义上，都是对阉割的深层恐惧，他把此叫作“阉割焦虑”。作为弗洛伊德学说中描述的存在于妇女中的“阳具艳羡”的同源语，阉割忧虑表明男性力量的脆弱和男子身份的不确定性。男子生涯，作为一种摇摇欲坠的冒险，充满了那种恐惧即他行将失去自主性，退回到服从状态、并且会被淹没在对从母爱中流溢出的矛盾心理的幻想中。男性从而变得比女性更加孤独，因为他要克制对母亲的性要求，伴随而生的是要克制对母亲的认同。随之而来的对父亲的认同永远都不会像母子联结那么强烈，他比自己的姊妹经历了更加剧烈的与他人相区分的过程。男人和女人相比更属孤独者，但女人的女性比男人的男性更加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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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显而易见的生物学事实造成了两性角色非常广泛的差别，其中最首要的是只有女人能够生育和哺乳这一简单明了的实在状况。这部分说明了初民社会中女人通常靠近群居地做些工作，照看家室和火一般是女人分内之事这类事实，抚育和看管孩子的重任限制了妇女的走动及她们所能完成工作的种类。她们受限的行走范围也使之具备了避免自然伤害和人为侵袭的安全措施。在狩猎和采集社会中，她们通常采集靠近营地的野生植物的根和种子。在园艺社会里，女人经常要干大部分园圃工作，而男人们却出去打猎、捕鱼或打仗。在那些尤为需要健壮体魄的活动中，男性专门从事这些强体力活可以看作是优越的男性力量和大而短促的能量爆发这种更强能力的作用所致。女人则可培养得更加灵巧，但一个怀孕的女人在战争或狩猎中会有诸多困难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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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性间另一种同样明显的差别就是：男人必须激发对性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兴奋，女人却不必如此。这还有许多令人感兴趣的细节和微妙的差别，如女人可以掩饰自己的欲望，但男人却不行。女人也可放纵地沉迷在频繁的性交中，而这对绝大多数男人来说是力莫能支的；对男人来说，准备好进行性活动是颇成问题的，但女人却毫无问题。后一个事实与男人通常在性交中采取主动大有关系。在我们这个社会，这种倾向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女人放肆的性主动被公认为会吓跑男人并且会抑制性欲。生殖器功用的另一个可能的社会后果是指责妇女淫乱但却鼓励男人放荡的双重标准。除了我们似乎正朝之进化的社会外，所有的社会系统都把限制和控制性表现作为政治和社会控制的手段，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进一步论述这个观点。专门对女性的责难和禁令，不仅保证孩子出生于社会批准保护的婚姻之下，而且也约束和阻抑了女人的巨大性能力。社会使性成为某种日用品，迫使男人通过工作和承担父亲责任的磨炼，以获得女人的回报。要是供过于求，这就不起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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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对待性别角色及其体质差异时，人类学家已经集中于抚育孩子、体格和力量等问题，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性这一简单的生命事实，比如勃起、性交、高潮等等。然而我自己的观察不是第一手的，马克·吐温在其《地球来信》中对性欲的双重标准和其他文化曲解采取了冷嘲热讽，此书被其后嗣认作是丑事而到1962年才出版。吐温写道：文化——人类的法律和习俗——将本性颠倒。他也注意到女性的性能力远大于男性，且在生命旅途中存在更久。尽管如此，在他那个时代，存在一种神秘的信念（现在还有），认为男人的性冲动更加强烈。后来发现，男子的性能力在19岁时达到顶峰，而女人要到大约40岁，吐温如果知道这些会非常宽慰。尽管如此，对富兰克林贤明的建议，即年轻男子应该追求较老些的女子，却是一片反对，美国的男人都在找年轻的女人结婚，一般小三岁左右，甚至在某些特例中有老年英雄娶小其50岁的妻子。这种年纪差别不光是美国文化中特有的，因为在许多社会中都有年长的男子娶较年轻的女子这种类似的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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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另一种批判的方式来看，男女似乎也是误配。虽然在性反应方面有着相当众多的个体差异，但男人一般比女人更容易激起和更快地达到高潮，大概正是因为这种理由，出现了一种惊人的跨文化的相似性，即男人和女人都在抱怨对方的性表现：男人因少有房事而叱责女人，女人因事过短暂而责备男人。男女两性间性功能生理缺乏很好的匹配不可能归咎于自然或文化，倒是可以看作形成所有的两性关系中典型的潜在张力的一个因素。由于此，性经常是有趣的，通常是成问题的，而且总是成为某种神秘的东西。性别角色远不止于是性欲，因为我们不能对妇女构成世界劳动力之半边天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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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灶和家室并非女人的唯一可能性，因为绝大多数社会中女人都可能在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在亚马逊地区的印第安人群体中，男人为食物中的蛋白质打猎、捕鱼，而女人的工作是提供大部分植物类食品，这一般在食品需求中份额更大。同样，19世纪农耕的美洲人中，女人在农场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许多女人有自己工作的农场；下层阶级的女人则什么时候工作合适就什么时候去干。实际上，我们对住在市郊的太太们的流行印象，如开车送丈夫去市郊火车站、送子女上学、采购物品和玩玩桥牌，只是20世纪早期到中期的暂时现象，这类景象正在逐渐消失。在不发达社会里，由于技术的低劣，力气、体格和耐久性都成为分派工作的重要因素，因而妇女的角色比我们这个社会更受制约。但在我们这个电子化时代，许多工作不再需要强壮有力，妇女的职业范围已经大大拓宽。在体力和心智两个方面，妇女完全可以胜任我们社会中绝大部分由男人分派给男人的工作。她们能够驾驶飞机、轮船，给计算机编程，管理银行，经营商业，编辑报纸甚至在警察部队中服役。妇女日益靠近武装部队中的格斗角色，虽然还难以预料她们是否会像西非的达荷美妇女一样，在不久的将来去充任步兵。妇女是否应为她们在军队中的新作用而兴高采烈或备受鼓舞，这是一个意见分歧的问题，因为在转入从前男性专有的职业时应当牢记：目前许多——即使不是绝大部分——男性职业或者令人生厌，或者使人蒙耻，或者两者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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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和欧洲人都有一种探究所有事物之差别的嗜好，当碰到苹果与橙子、白葡萄酒与红葡萄酒、啤酒与淡啤酒时，“哪一种最好？”他们马上会设定种类上的不同意味着质地上的优劣，同样，人们也喋喋不休地争论哪一种性别更聪明、更有社交能力、更富艺术气质，或诸如此类几个世纪以来都杳无结论的问题。两性是不同，但这并不是指何者天生低下或天生优越。因此，在我们的文化中男人们对自己比妇女优越深信不疑，这个观念根本没有论及妇女，而只是论及男人如何如何。自然优越性的神话，是我们这个社会和其余大部分社会维持男人的社会优越性的一种方式。对此问题要细细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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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了解的过去现在的全部社会，没有一个由女性占统治地位。在大多数社会中，男人成为统治的角色。也有一些社会男性和女性角色虽有区别，但却具有同等的价值。我知道，在女权主义者所写的大量著作中，都一口咬定古代西方社会史上和其他民族中都曾有过母权制的时代。然而应当强调指出：这样的理论基于幻想式的、想象性的历史重构之上，这恰好在总体上混淆了母权（matriarchy，由妇女统治）和母系（matrilineality，通过妇女承嗣）的区别。事实上并不存在母权制，关于古代母权制的绝大部分证据来自神话，特别是来自古代男人从属于女人这类神话。在这种神话中，蒙德鲁库人讲述过曾有这样一个时代，彼时的女人是象征权柄的神号的最先占有者，她们命令男人煮饭并住在房舍中，而女人则接管男子居所，甚至主动与他们性交而“不管他们是否乐意，就像今天我们男人对待她们女人一样”。然而，女人并不从事打猎，这就导致了她们的垮台，因为她们不能给居住在神号中的精灵提供仪式性的肉食祭品。男人取而代之，自此之后女人退居第二位。众所周知，以神话描绘的社会的朦胧起源作为历史是极不可靠的，我们大可怀疑这种故事的确实性，甚至怀疑《创世记》的确实性。但这个故事尽管暗昧不清，却也寓意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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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神话中发生了两件事（这在我和我妻子约兰达合著的《林中女人》一书中已作了充分阐述）。虽然神话并没有对我们述说过去之事，但它可作为对事物现存秩序的一种合理化，或用马林诺夫斯基的话来说作为这种秩序的“社会宪章”（social charter）。美国男人经常声称他们在智力上优于女人，以此来为他们的统治权辩护。另一方面，蒙德鲁库神话则认为男性角色的至高无上在于：他们，只有他们才从事打猎这种性命攸关的工作。美国人的这种观念是自我尊崇、自我吹嘘，没有任何道理的推测；而蒙德鲁库宪章式的神话至少还有提供社会和经济解释的作用。蒙德鲁库神话中也有心理性要素。神话是世代传承而成的，并无自觉的作者，但它表达了一个民族的某些希望和焦虑，恰如梦是个人的幻想一样。两者都是以社会允许的方式表达压抑于潜意识心灵中的东西，都是以符号或比喻的形式复苏过去的经历。在这种意义上，蒙德鲁库神话表述了妇女可以占统治地位，因为她们曾经统治过，恰如每一个儿子都曾完全依附过母亲一样。妇女被描绘为一种威胁力量，如果男人不愿再回复到服从状态，对此就必须严加防范。就此而论，这个故事意味深长，因为它集中反映了神话中的男人由于性被动而居于从属地位。男人大权在握，但他们唯恐其权力失之于女人，而这本来是从女人那里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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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德鲁库神话和其他类似的神话，都是男性防卫自身弱处——对此他们严加防范，不使泄露——的形式。如果男人真是因天性而雄踞统治地位，那就根本无需如此之多的文化支撑了，如男性秘密结社，展示男子气、寻衅如此种种被概括为“性别歧视”（sexism）和“男性沙文主义”的行为。我姑妄猜断，这种过分的防范，再结合简单技术下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男性优势，就构成了许多男性需要至尊地位的基础。上述劳动分工延续至今，但随着新技术的涌现日趋消失。妇女的声望目前滞后于现代经济现实，但一定会飞快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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