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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民社会中，角色丛分离问题与地位的性质纠葛在一起。而在现代社会中，地位和角色趋向“功能专门化”，亦即角色是被相当狭窄地定义的，并且和极为专门的事务相关。地位有单一的、特定的涵义，它是唯一设定的。一个驾驶执照办理处的职员除了收费和在申请表上盖章外，对其顾客既无兴趣，也与其毫无关系。还是同一位职员，也许以父亲的身份同自己的孩子在远为多样的情形下相处。他教导孩子，检查他们的学业，与他们一起去野营，供养他们。这种父亲地位是多种设定、宽泛定义的，或者叫做“功能性弥散”，意指相关角色有大量的内容，可应用于许多不同的情形，使关系更加深入也更加宽广。简单的初民社会具有小城镇那种角色清晰性以及绝大多数地位都是弥散多变的复杂因素。专门的地位易于区别和分离，因为它们在有限的背景下只具备有限的关联；一个人与执照批准人员也许一辈子只打一次交道，此后永不再见，但如果是亲属那就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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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地区的小型印第安人村落中，生活环境杜绝角色分离。不仅每个人的活动对所有人毫不隐瞒，而且每个人可以用许多方式与同一些人交往。一个男人可以是他亲属群体的政治领袖、该群体的祭司、许多成员的父亲和祖父以及联合经济活动的参加者等等。当他从一种地位转向另一种地位时，必须采取专门的步骤来保证角色各方面的分离。其中之一即是通过仪式和信仰，参加仪式者就获得了一种改变了的神圣的存在状态。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使用假面具和专门的宗教服饰，这同样将此人变成与之前不同之物并且与从前相分离。亚利桑那州的霍皮（Hopi）人，在入会仪式过程中有一个专事抽打年轻男孩的超自然的舞神（kachinas），实际是该村社的男人用面具遮掩自己的真正身份扮成的。同样，在圣诞节期间为不使孩子们知道圣诞老人原来就是他们的一位叔叔扮演的，就必须精心伪装。已故的英国人类学家马克斯·格卢克曼（Max Gluckman）认为，角色分离的非凡要求构成了许多初民社会中大量精致仪式的基础——这对于英国大学中的一名教授而言是合乎逻辑的结论，在那所大学中教师至今身着长袍。通常于神圣的情形下进行的社会身份的变更，是使初民生活变得充满宗教价值的途径。因此，现代生活中地位与角色的功能专门化，是我们这个时代不断生长的世俗化的核心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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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的人格，部分地是此人社会地位的总和以及这些社会地位彼此调整方式的总和。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自我感觉很大程度上是他人对待和尊重我们的产物。既然这随之又受到社会角色的强烈影响，那么我们就是社会的产物。某些人类学家曾将人格比作一个洋葱，每一层就是一个社会角色。接近洋葱表面的是我们专有的、非本质表层的、较少承诺的角色，而接近中心处的角色，就其对我们的要求而言是弥散的、总体性的。当揭去一层层洋葱皮时，或许就日趋接近人的内心存在，接近真正的人。当然，当洋葱的最后一层也剥去时，就会发现一切都荡然无存了，这正好与极端文化决定论者的见解不谋而合：“你为故你在。”我曾经采纳过这种立场，然而，确实存在一种人类洋葱的内核，这是从人类体验的共同性中导出的。它是微小但又非常柔韧的人类本性，而且与我们某些最基本的社会地位发生相互作用，这个内核的中心要素就是性别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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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性别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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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和性别角色这一题目是恐惧、忿恨、防卫、被压抑者的发泄、情感的移置、神话、彻头彻尾的杜撰和纯粹的无稽之谈等等的汇集地。每个人对此都有一套理论，而几乎每一种理论又都谬误百出，但这些又是两性关系重要的前提或最初的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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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的性别差异理论揭示和告谕我们的只是社会系统而不是男人和女人，这些理论只是具有社会用途的欺人之谈。较为值得敬重或只是描述得更精致的行为科学家的理论，也不过是文化上的人工制品，这些理论的创造性不比外行高明多少。如在人类本性问题上，有些理论将我们称之为男性或女性特质的东西大多归于遗传机制，而另一些理论则相信，这些遗传机制是由社会造成的，性行为特征完全靠学习得到。前一种理论面临这样的事实：性别角色悬殊极大；而后一种理论又无法解释在这些差异中，为什么又有最小公分母，如所有女性都有某些相似之处，恰如大家也颔首认可有男子气存在一样。解剖学特征当然不会一锤定终身，但也不是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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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性别的行为遗传方面的资料还很贫乏，但正如上一章已讨论过的，我们能够通过考虑社会化的普遍性来推测与性别相关的特征的发展。有人曾论证过，男性是从恋母时期开始出现的，随之还形成了对将来异性爱的指向，作为男人的身份，以及对他们据有该地位之力量的极度不安全感。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恋母危机的产物之一，在现实和象征意义上，都是对阉割的深层恐惧，他把此叫作“阉割焦虑”。作为弗洛伊德学说中描述的存在于妇女中的“阳具艳羡”的同源语，阉割忧虑表明男性力量的脆弱和男子身份的不确定性。男子生涯，作为一种摇摇欲坠的冒险，充满了那种恐惧即他行将失去自主性，退回到服从状态、并且会被淹没在对从母爱中流溢出的矛盾心理的幻想中。男性从而变得比女性更加孤独，因为他要克制对母亲的性要求，伴随而生的是要克制对母亲的认同。随之而来的对父亲的认同永远都不会像母子联结那么强烈，他比自己的姊妹经历了更加剧烈的与他人相区分的过程。男人和女人相比更属孤独者，但女人的女性比男人的男性更加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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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显而易见的生物学事实造成了两性角色非常广泛的差别，其中最首要的是只有女人能够生育和哺乳这一简单明了的实在状况。这部分说明了初民社会中女人通常靠近群居地做些工作，照看家室和火一般是女人分内之事这类事实，抚育和看管孩子的重任限制了妇女的走动及她们所能完成工作的种类。她们受限的行走范围也使之具备了避免自然伤害和人为侵袭的安全措施。在狩猎和采集社会中，她们通常采集靠近营地的野生植物的根和种子。在园艺社会里，女人经常要干大部分园圃工作，而男人们却出去打猎、捕鱼或打仗。在那些尤为需要健壮体魄的活动中，男性专门从事这些强体力活可以看作是优越的男性力量和大而短促的能量爆发这种更强能力的作用所致。女人则可培养得更加灵巧，但一个怀孕的女人在战争或狩猎中会有诸多困难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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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性间另一种同样明显的差别就是：男人必须激发对性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兴奋，女人却不必如此。这还有许多令人感兴趣的细节和微妙的差别，如女人可以掩饰自己的欲望，但男人却不行。女人也可放纵地沉迷在频繁的性交中，而这对绝大多数男人来说是力莫能支的；对男人来说，准备好进行性活动是颇成问题的，但女人却毫无问题。后一个事实与男人通常在性交中采取主动大有关系。在我们这个社会，这种倾向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女人放肆的性主动被公认为会吓跑男人并且会抑制性欲。生殖器功用的另一个可能的社会后果是指责妇女淫乱但却鼓励男人放荡的双重标准。除了我们似乎正朝之进化的社会外，所有的社会系统都把限制和控制性表现作为政治和社会控制的手段，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进一步论述这个观点。专门对女性的责难和禁令，不仅保证孩子出生于社会批准保护的婚姻之下，而且也约束和阻抑了女人的巨大性能力。社会使性成为某种日用品，迫使男人通过工作和承担父亲责任的磨炼，以获得女人的回报。要是供过于求，这就不起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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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对待性别角色及其体质差异时，人类学家已经集中于抚育孩子、体格和力量等问题，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性这一简单的生命事实，比如勃起、性交、高潮等等。然而我自己的观察不是第一手的，马克·吐温在其《地球来信》中对性欲的双重标准和其他文化曲解采取了冷嘲热讽，此书被其后嗣认作是丑事而到1962年才出版。吐温写道：文化——人类的法律和习俗——将本性颠倒。他也注意到女性的性能力远大于男性，且在生命旅途中存在更久。尽管如此，在他那个时代，存在一种神秘的信念（现在还有），认为男人的性冲动更加强烈。后来发现，男子的性能力在19岁时达到顶峰，而女人要到大约40岁，吐温如果知道这些会非常宽慰。尽管如此，对富兰克林贤明的建议，即年轻男子应该追求较老些的女子，却是一片反对，美国的男人都在找年轻的女人结婚，一般小三岁左右，甚至在某些特例中有老年英雄娶小其50岁的妻子。这种年纪差别不光是美国文化中特有的，因为在许多社会中都有年长的男子娶较年轻的女子这种类似的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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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另一种批判的方式来看，男女似乎也是误配。虽然在性反应方面有着相当众多的个体差异，但男人一般比女人更容易激起和更快地达到高潮，大概正是因为这种理由，出现了一种惊人的跨文化的相似性，即男人和女人都在抱怨对方的性表现：男人因少有房事而叱责女人，女人因事过短暂而责备男人。男女两性间性功能生理缺乏很好的匹配不可能归咎于自然或文化，倒是可以看作形成所有的两性关系中典型的潜在张力的一个因素。由于此，性经常是有趣的，通常是成问题的，而且总是成为某种神秘的东西。性别角色远不止于是性欲，因为我们不能对妇女构成世界劳动力之半边天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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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灶和家室并非女人的唯一可能性，因为绝大多数社会中女人都可能在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在亚马逊地区的印第安人群体中，男人为食物中的蛋白质打猎、捕鱼，而女人的工作是提供大部分植物类食品，这一般在食品需求中份额更大。同样，19世纪农耕的美洲人中，女人在农场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许多女人有自己工作的农场；下层阶级的女人则什么时候工作合适就什么时候去干。实际上，我们对住在市郊的太太们的流行印象，如开车送丈夫去市郊火车站、送子女上学、采购物品和玩玩桥牌，只是20世纪早期到中期的暂时现象，这类景象正在逐渐消失。在不发达社会里，由于技术的低劣，力气、体格和耐久性都成为分派工作的重要因素，因而妇女的角色比我们这个社会更受制约。但在我们这个电子化时代，许多工作不再需要强壮有力，妇女的职业范围已经大大拓宽。在体力和心智两个方面，妇女完全可以胜任我们社会中绝大部分由男人分派给男人的工作。她们能够驾驶飞机、轮船，给计算机编程，管理银行，经营商业，编辑报纸甚至在警察部队中服役。妇女日益靠近武装部队中的格斗角色，虽然还难以预料她们是否会像西非的达荷美妇女一样，在不久的将来去充任步兵。妇女是否应为她们在军队中的新作用而兴高采烈或备受鼓舞，这是一个意见分歧的问题，因为在转入从前男性专有的职业时应当牢记：目前许多——即使不是绝大部分——男性职业或者令人生厌，或者使人蒙耻，或者两者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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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和欧洲人都有一种探究所有事物之差别的嗜好，当碰到苹果与橙子、白葡萄酒与红葡萄酒、啤酒与淡啤酒时，“哪一种最好？”他们马上会设定种类上的不同意味着质地上的优劣，同样，人们也喋喋不休地争论哪一种性别更聪明、更有社交能力、更富艺术气质，或诸如此类几个世纪以来都杳无结论的问题。两性是不同，但这并不是指何者天生低下或天生优越。因此，在我们的文化中男人们对自己比妇女优越深信不疑，这个观念根本没有论及妇女，而只是论及男人如何如何。自然优越性的神话，是我们这个社会和其余大部分社会维持男人的社会优越性的一种方式。对此问题要细细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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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了解的过去现在的全部社会，没有一个由女性占统治地位。在大多数社会中，男人成为统治的角色。也有一些社会男性和女性角色虽有区别，但却具有同等的价值。我知道，在女权主义者所写的大量著作中，都一口咬定古代西方社会史上和其他民族中都曾有过母权制的时代。然而应当强调指出：这样的理论基于幻想式的、想象性的历史重构之上，这恰好在总体上混淆了母权（matriarchy，由妇女统治）和母系（matrilineality，通过妇女承嗣）的区别。事实上并不存在母权制，关于古代母权制的绝大部分证据来自神话，特别是来自古代男人从属于女人这类神话。在这种神话中，蒙德鲁库人讲述过曾有这样一个时代，彼时的女人是象征权柄的神号的最先占有者，她们命令男人煮饭并住在房舍中，而女人则接管男子居所，甚至主动与他们性交而“不管他们是否乐意，就像今天我们男人对待她们女人一样”。然而，女人并不从事打猎，这就导致了她们的垮台，因为她们不能给居住在神号中的精灵提供仪式性的肉食祭品。男人取而代之，自此之后女人退居第二位。众所周知，以神话描绘的社会的朦胧起源作为历史是极不可靠的，我们大可怀疑这种故事的确实性，甚至怀疑《创世记》的确实性。但这个故事尽管暗昧不清，却也寓意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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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神话中发生了两件事（这在我和我妻子约兰达合著的《林中女人》一书中已作了充分阐述）。虽然神话并没有对我们述说过去之事，但它可作为对事物现存秩序的一种合理化，或用马林诺夫斯基的话来说作为这种秩序的“社会宪章”（social charter）。美国男人经常声称他们在智力上优于女人，以此来为他们的统治权辩护。另一方面，蒙德鲁库神话则认为男性角色的至高无上在于：他们，只有他们才从事打猎这种性命攸关的工作。美国人的这种观念是自我尊崇、自我吹嘘，没有任何道理的推测；而蒙德鲁库宪章式的神话至少还有提供社会和经济解释的作用。蒙德鲁库神话中也有心理性要素。神话是世代传承而成的，并无自觉的作者，但它表达了一个民族的某些希望和焦虑，恰如梦是个人的幻想一样。两者都是以社会允许的方式表达压抑于潜意识心灵中的东西，都是以符号或比喻的形式复苏过去的经历。在这种意义上，蒙德鲁库神话表述了妇女可以占统治地位，因为她们曾经统治过，恰如每一个儿子都曾完全依附过母亲一样。妇女被描绘为一种威胁力量，如果男人不愿再回复到服从状态，对此就必须严加防范。就此而论，这个故事意味深长，因为它集中反映了神话中的男人由于性被动而居于从属地位。男人大权在握，但他们唯恐其权力失之于女人，而这本来是从女人那里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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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德鲁库神话和其他类似的神话，都是男性防卫自身弱处——对此他们严加防范，不使泄露——的形式。如果男人真是因天性而雄踞统治地位，那就根本无需如此之多的文化支撑了，如男性秘密结社，展示男子气、寻衅如此种种被概括为“性别歧视”（sexism）和“男性沙文主义”的行为。我姑妄猜断，这种过分的防范，再结合简单技术下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男性优势，就构成了许多男性需要至尊地位的基础。上述劳动分工延续至今，但随着新技术的涌现日趋消失。妇女的声望目前滞后于现代经济现实，但一定会飞快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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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社会都充分说明了我们的基因遗传并不包含男性统治的因素，在这些社会里，赋予妇女与男人同样的地位。在易洛魁人（Iroquois）中，群体中年长已婚妇女有权任命和撤换首领，尽管她们自己并不充任首领。非洲南撒哈拉地区游牧民族的图阿雷格（Tuareg）妇女，也不占据任何公共职位，但她们备受自己男人的敬重，在政治上有影响，偶尔还很富有。这些群体过去尚武好战，这表明男人的凶猛好斗和女人的较高地位正好十分相称而且确实经常如此。虽然初民社会的妇女占有公共职位极为罕见，但在西方历史上却屡见不鲜。英国最强有力的君主之一是伊丽莎白一世；再如印度的英迪拉·甘地、以色列的戈尔达·梅厄和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都清楚地显示了女人——一般要联合男人——能够坚强地统治国家。而且，上面这三位女性在任期间都成功地领导了战争。因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职务造就了人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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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米德在其著作《三个初民社会中的性别和气质》及《男人和女人》中，生动地描绘了女性地位的多变性。以新几内亚的男人在妇女去市场易货时练习舞步为例，米德论证了性别角色具有相当大的可塑性。在某些社会里，妇女可以占据宗教职位但在其他社会却绝不可能；在某些社会里，妇女是独立的、十分自信的，而在另一些社会里她们就不得不保持谦卑和端庄。不过，即使在妇女声望低下的地方，也有补偿的机制。在许多群体中，妇女在老年时得到较之从前更高的地位，这与美国的情形恰巧相反；在另一些群体，妇女们“垂帘听政”，通过丈夫和儿子施加影响。当然这经常要有很高明的操纵技巧，但世界各地的妇女已经发现了如何采取主动、办成事情，在“表里不一”的情形下实现自己的愿望。这需要有对社会关系异常卓越的敏感性，为什么妇女常常成为优秀的人类学家，道理概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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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劳动的技术分工外，其他许多因素也影响女性地位。一种越来越不依赖于人之体力的技术将允许妇女进入一度对她们闭锁的经济领域中，这个过程得到了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帮助和支持。为什么如此之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理由之一就是出生率的下降。生育孩子曾经无上荣光，而今天一名妇女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就会深受公众指责，被骂成向社会抛弃废物。工业经济已濒绝境，就业机会和资源都不允许以往的人口爆炸再继续下去。女人的主要成果变成了供给过度。一旦从大家庭的重负下解放出来，她们就有一切理由参加工作。某些人希望于此找到人生经历的充分实现，另一些人则抱怨待在家中闲得发慌，还有一些人出外工作是因为经济拮据，后一种人是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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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史无前例的消费中，我们在美国的生活标准在某些方面已经下降了。似乎我们可以买得起种种小器具、成人玩具或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儿，但我们无力承担养活一大堆孩子或购买房子这样的事。住房之昂贵妨碍着大家庭，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能买得起现行价格的住房，城区中的新单元房漫天要价，租金高得吓人。大家庭最主要的开支是食物和医疗保险，这也花费颇巨，说这些已属多余之言，因为即使小家庭也发现极难维持生计。这种进退两难的原因显而易见，从1972年到1984年，美国工人的真实收入在不断的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下，实际下挫了16％，同期家庭的收入却相对稳定，这种不一致可归结为一个原因：1970年代到1980年代，参加工作的妇女增加了两倍，作为家庭奋力维持生活标准的支撑。这样做，家庭收入翻番，但孩子的数量却减少了。美国的家庭已经将孩子换成录像机，从而保存了生活标准改善的虚假图像。曾经有一种电视和杂志的陈腐题材，描写妇女竭力要走出家门参加工作，违背了男性沙文主义丈夫——他们的男子气因此受到威胁——的意愿。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当丈夫依凭自己的收入难以维持正常的家用时，妻子是在丈夫的欣然同意甚至是在其要求下外出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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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的职业女性更多地是作为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不是女权运动的产物；但她们一旦产生，就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不过，她们必然会要求机会和工资的平等，这是不可避免的。她也想要男人们曾经要求过的同样的尊严和敬意，但绝不像过去那样只是对她们美德和母性的回报。毋宁说她也希冀大家承认自己作为挣钱人、社会有用知识和技术的掌握者，归根结底作为一个具备自己权利的人的价值。大多数妇女都明白，在一个金钱社会中用货币术语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获得尊重和权力的直接道路就是通过经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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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的要求与家庭的需求通常是直接冲突的，妻子们经常得不到丈夫的多少支持，她们既背负着工作的重担，再加上照看孩子、家务及其他所有杂务这些足以使一个全职太太都忙不过来的事。家庭规模有限，在各个方面的用途花费都可以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已婚职业女性仍然需要担心着日托的幼子和放学后的大孩子们。当只有这些需求被满足后，母亲何时向孩子们表达爱意？这已经在年轻父母的方言中称之为“质量时间”，这个词汇标识着冷静的预算和自发行为的终结。现代女性为多样和相互冲突的义务所撕裂，因一天16小时（8小时在工作，8小时在家中）的工作而耗尽体能，因其职业抱负而从家庭情感中心这一传统的位置上离开感到歉疚，她们的各种与性别相关联的角色遭受着巨大的压力，这种紧张反过来也会导致整个工业世界的婚姻和家庭结构受到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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