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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了解的过去现在的全部社会，没有一个由女性占统治地位。在大多数社会中，男人成为统治的角色。也有一些社会男性和女性角色虽有区别，但却具有同等的价值。我知道，在女权主义者所写的大量著作中，都一口咬定古代西方社会史上和其他民族中都曾有过母权制的时代。然而应当强调指出：这样的理论基于幻想式的、想象性的历史重构之上，这恰好在总体上混淆了母权（matriarchy，由妇女统治）和母系（matrilineality，通过妇女承嗣）的区别。事实上并不存在母权制，关于古代母权制的绝大部分证据来自神话，特别是来自古代男人从属于女人这类神话。在这种神话中，蒙德鲁库人讲述过曾有这样一个时代，彼时的女人是象征权柄的神号的最先占有者，她们命令男人煮饭并住在房舍中，而女人则接管男子居所，甚至主动与他们性交而“不管他们是否乐意，就像今天我们男人对待她们女人一样”。然而，女人并不从事打猎，这就导致了她们的垮台，因为她们不能给居住在神号中的精灵提供仪式性的肉食祭品。男人取而代之，自此之后女人退居第二位。众所周知，以神话描绘的社会的朦胧起源作为历史是极不可靠的，我们大可怀疑这种故事的确实性，甚至怀疑《创世记》的确实性。但这个故事尽管暗昧不清，却也寓意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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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神话中发生了两件事（这在我和我妻子约兰达合著的《林中女人》一书中已作了充分阐述）。虽然神话并没有对我们述说过去之事，但它可作为对事物现存秩序的一种合理化，或用马林诺夫斯基的话来说作为这种秩序的“社会宪章”（social charter）。美国男人经常声称他们在智力上优于女人，以此来为他们的统治权辩护。另一方面，蒙德鲁库神话则认为男性角色的至高无上在于：他们，只有他们才从事打猎这种性命攸关的工作。美国人的这种观念是自我尊崇、自我吹嘘，没有任何道理的推测；而蒙德鲁库宪章式的神话至少还有提供社会和经济解释的作用。蒙德鲁库神话中也有心理性要素。神话是世代传承而成的，并无自觉的作者，但它表达了一个民族的某些希望和焦虑，恰如梦是个人的幻想一样。两者都是以社会允许的方式表达压抑于潜意识心灵中的东西，都是以符号或比喻的形式复苏过去的经历。在这种意义上，蒙德鲁库神话表述了妇女可以占统治地位，因为她们曾经统治过，恰如每一个儿子都曾完全依附过母亲一样。妇女被描绘为一种威胁力量，如果男人不愿再回复到服从状态，对此就必须严加防范。就此而论，这个故事意味深长，因为它集中反映了神话中的男人由于性被动而居于从属地位。男人大权在握，但他们唯恐其权力失之于女人，而这本来是从女人那里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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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德鲁库神话和其他类似的神话，都是男性防卫自身弱处——对此他们严加防范，不使泄露——的形式。如果男人真是因天性而雄踞统治地位，那就根本无需如此之多的文化支撑了，如男性秘密结社，展示男子气、寻衅如此种种被概括为“性别歧视”（sexism）和“男性沙文主义”的行为。我姑妄猜断，这种过分的防范，再结合简单技术下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男性优势，就构成了许多男性需要至尊地位的基础。上述劳动分工延续至今，但随着新技术的涌现日趋消失。妇女的声望目前滞后于现代经济现实，但一定会飞快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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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社会都充分说明了我们的基因遗传并不包含男性统治的因素，在这些社会里，赋予妇女与男人同样的地位。在易洛魁人（Iroquois）中，群体中年长已婚妇女有权任命和撤换首领，尽管她们自己并不充任首领。非洲南撒哈拉地区游牧民族的图阿雷格（Tuareg）妇女，也不占据任何公共职位，但她们备受自己男人的敬重，在政治上有影响，偶尔还很富有。这些群体过去尚武好战，这表明男人的凶猛好斗和女人的较高地位正好十分相称而且确实经常如此。虽然初民社会的妇女占有公共职位极为罕见，但在西方历史上却屡见不鲜。英国最强有力的君主之一是伊丽莎白一世；再如印度的英迪拉·甘地、以色列的戈尔达·梅厄和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都清楚地显示了女人——一般要联合男人——能够坚强地统治国家。而且，上面这三位女性在任期间都成功地领导了战争。因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职务造就了人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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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米德在其著作《三个初民社会中的性别和气质》及《男人和女人》中，生动地描绘了女性地位的多变性。以新几内亚的男人在妇女去市场易货时练习舞步为例，米德论证了性别角色具有相当大的可塑性。在某些社会里，妇女可以占据宗教职位但在其他社会却绝不可能；在某些社会里，妇女是独立的、十分自信的，而在另一些社会里她们就不得不保持谦卑和端庄。不过，即使在妇女声望低下的地方，也有补偿的机制。在许多群体中，妇女在老年时得到较之从前更高的地位，这与美国的情形恰巧相反；在另一些群体，妇女们“垂帘听政”，通过丈夫和儿子施加影响。当然这经常要有很高明的操纵技巧，但世界各地的妇女已经发现了如何采取主动、办成事情，在“表里不一”的情形下实现自己的愿望。这需要有对社会关系异常卓越的敏感性，为什么妇女常常成为优秀的人类学家，道理概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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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劳动的技术分工外，其他许多因素也影响女性地位。一种越来越不依赖于人之体力的技术将允许妇女进入一度对她们闭锁的经济领域中，这个过程得到了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学的帮助和支持。为什么如此之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理由之一就是出生率的下降。生育孩子曾经无上荣光，而今天一名妇女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就会深受公众指责，被骂成向社会抛弃废物。工业经济已濒绝境，就业机会和资源都不允许以往的人口爆炸再继续下去。女人的主要成果变成了供给过度。一旦从大家庭的重负下解放出来，她们就有一切理由参加工作。某些人希望于此找到人生经历的充分实现，另一些人则抱怨待在家中闲得发慌，还有一些人出外工作是因为经济拮据，后一种人是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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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史无前例的消费中，我们在美国的生活标准在某些方面已经下降了。似乎我们可以买得起种种小器具、成人玩具或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儿，但我们无力承担养活一大堆孩子或购买房子这样的事。住房之昂贵妨碍着大家庭，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能买得起现行价格的住房，城区中的新单元房漫天要价，租金高得吓人。大家庭最主要的开支是食物和医疗保险，这也花费颇巨，说这些已属多余之言，因为即使小家庭也发现极难维持生计。这种进退两难的原因显而易见，从1972年到1984年，美国工人的真实收入在不断的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下，实际下挫了16％，同期家庭的收入却相对稳定，这种不一致可归结为一个原因：1970年代到1980年代，参加工作的妇女增加了两倍，作为家庭奋力维持生活标准的支撑。这样做，家庭收入翻番，但孩子的数量却减少了。美国的家庭已经将孩子换成录像机，从而保存了生活标准改善的虚假图像。曾经有一种电视和杂志的陈腐题材，描写妇女竭力要走出家门参加工作，违背了男性沙文主义丈夫——他们的男子气因此受到威胁——的意愿。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当丈夫依凭自己的收入难以维持正常的家用时，妻子是在丈夫的欣然同意甚至是在其要求下外出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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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的职业女性更多地是作为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不是女权运动的产物；但她们一旦产生，就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不过，她们必然会要求机会和工资的平等，这是不可避免的。她也想要男人们曾经要求过的同样的尊严和敬意，但绝不像过去那样只是对她们美德和母性的回报。毋宁说她也希冀大家承认自己作为挣钱人、社会有用知识和技术的掌握者，归根结底作为一个具备自己权利的人的价值。大多数妇女都明白，在一个金钱社会中用货币术语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获得尊重和权力的直接道路就是通过经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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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的要求与家庭的需求通常是直接冲突的，妻子们经常得不到丈夫的多少支持，她们既背负着工作的重担，再加上照看孩子、家务及其他所有杂务这些足以使一个全职太太都忙不过来的事。家庭规模有限，在各个方面的用途花费都可以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已婚职业女性仍然需要担心着日托的幼子和放学后的大孩子们。当只有这些需求被满足后，母亲何时向孩子们表达爱意？这已经在年轻父母的方言中称之为“质量时间”，这个词汇标识着冷静的预算和自发行为的终结。现代女性为多样和相互冲突的义务所撕裂，因一天16小时（8小时在工作，8小时在家中）的工作而耗尽体能，因其职业抱负而从家庭情感中心这一传统的位置上离开感到歉疚，她们的各种与性别相关联的角色遭受着巨大的压力，这种紧张反过来也会导致整个工业世界的婚姻和家庭结构受到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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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第四章 婚姻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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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实在是一种独特的制度。虽然一般都把婚姻看成一种自然状态或至少由神意安排，但实际上它是社会为我们设置的一种精巧非凡的罗网。我们来考察一下它究竟有无益处。一个女人（或多配偶制中的女人们）同意把自己置于一个男人（或男人们）的毕生奴仆的地位上，为他洗衣煮饭，在需要时满足他的性欲，为他生儿育女。在婚姻交易的男方这边，要求他的性欲仅限于由妻子（或妻子们）来满足，或至少要使自己的私通对妻子保密，在法律和习俗的压力下和妻子居住在一起，供养她的孩子。双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都急剧地减少，双方都对对方的劳动保有一种留置权（lien）。当孩子出生后，每人肩上重负骤增，因为他们确实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里根本没有自然状态可言，整个事项有违常理。然而，对所有人来说，婚姻已构成生活中如此重要的部分，成为常规惯例，以致极少有人想到去探询这一制度，我们现在这么做则是怀疑时代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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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婚姻的义务责任是什么，每个社会都有婚姻。这并不意味每个人都结婚。甚至也不是意味大多数人都结婚，而只是指每一人类社会中，男女之间存在着社会承认和首肯的结合形式，对此我们称之为婚姻。对于定义必须小心谨慎，因为定义常诱使大脑相信在它视界范围内任何对象均有纯粹确定的外形，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如此，在谈论婚姻这种普天同见但极富文化变易性的习俗时，最好还是描绘它的共同特征。首先，几乎所有的婚姻都设定配偶双方的性接近权利。而且，这种性特权一般是专有排他的。一个人只能与配偶性交而不得与他人胡来。我迅即向读者声明，每个社会都不乏欺瞒和通奸之事，有一些社会里，对忠贞的赞誉更主要是因为失忠而不是守节。绝大多数社会把忠贞的戒律大多沉重地压在妻子身上，而相对说来丈夫可以朝秦暮楚。即使如此，忠贞仍是最理想的，而外遇则被定义为通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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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齐美尔曾写道：婚姻涉及性，但远不止于性，它超越了性。同样，婚姻中的性也转化成某种高于生理行为的东西。当然，客观上性就是性，可在婚姻中它得到了截然不同的意义。在婚姻中性被认为是善的（good）、正常的，符合社会利益，因为它繁衍后代保持延续。婚姻也是授予孩子身份的公认方法，合法性观念或承认法定父亲身份到处盛行。性是纯朴自然的行为，而婚姻却不是，它的真正内核并不只是结合，而是对这种结合的公开认可和批准。这是法律与契约上的事，即使在那些不存在成文法和成文契约的社会中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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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中互换的远非性的交欢，每个夫妇家庭都具有交换利益和服务的特征。尽管程度上不一，丈夫和妻子都可以占有对方的劳动和产品。这种权利在美国社会是如此充分，以致共有财产法确保夫妻离婚时必须对分共同获得的财产。然而婚姻中的绝大多数经济交换，就发生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事项中。在初民社会中，丈夫把猎物带给妻子，妻子则烧煮猎物。妻子为丈夫履行妻子的职责，如为他编织吊床。为此，丈夫亦会编一个篮子或削一个木匙作为回报。两性间清晰的劳动分工已为现代工业社会中已婚职业女性弄得模糊不清了，丈夫经常迫于无奈帮着料理家务、照看孩子。但是传统如此顽固（或丈夫如此懒惰），许多妻子发现自己整日在外工作还要再加上90％的家务。婚姻本来是互惠的，但经常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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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绝大多数社会中婚姻更奇妙的一个性状是：当事者希望结合多少持久些。许多群体中的实际经历表明只有怪诞之人才会反对永年相好，但人们的良好愿望似乎过于藐视统计学。某些已结过八次婚的图阿雷格人告诉我，每次结婚他们都希望白头偕老。美国人也是如此，通常要坚定地克服对婚姻永固的怀疑，至少在婚礼期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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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社会间婚姻的结构和行为各各相异，但上述意义却到处都惊人地一致。婚姻是一个男人（男人们）与一个女人（女人们）之间持久的联结，赋予配偶互相专有的性权利和经济权利，赋予由婚姻而生的孩子以社会身份。已婚的人类学家夫妻在田野工作时经常发现，不管他们与当地人多么殊异不同，但他们夫妻彼此间的地位很快为当地人所理解。对他们夫妻间的事当地人会感到惊讶和有趣，但却从不怀疑这是与自己的结合完全相似的深远久长、专有独占的婚姻。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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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行和专业人员共同认为，婚姻通常的合理性就在于，它设置了两性间基本的劳动分工，控制了性行为，是孩子于其中获得社会化的构架。这一切过于平淡无奇、明白易见，反倒令人生疑。那些主张性调节功能的人认为，如果没有婚姻，就会为争夺女人而发生生死攸关的争斗，这将导致混乱。他们对如下事实有欠考虑：正是婚姻强加了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真正制约才造成了女性的缺乏。没有婚姻，我们多半对性无精打采，女人就要拼抢男人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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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否定把男性和女性的工作和行动划分成互补的家庭杂务也是婚姻的一个要素。然而人们不禁会问，这是实现劳动分工的唯一途径吗？为什么不让兄妹成对，或其他亲属集团相互完成带有性特征的特定工作？或甚至会问：为什么不让男人自己煮饭吃，而让女人在能做的时候也去干男人的事？最后，家庭是孩子于其中获得社会化的唯一构架吗？就其表面看大存疑问，因为孩子在无父家庭、无母家庭、集体性的幼儿园和学校中也会成长。人们或许会争辩，孩子在婚姻庇护下成长更加幸福、更好调适，但家庭恰如其他单位一样，似乎也会——有些人认为更会——产生神经官能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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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确是一个有用的社会单位，但简单的功利主义会形成拙劣的人类学。而且，家庭的有用性也不足以迫使其有普遍性。让我们还是回到某些更基本的考虑上来。理想上总可以对性实施社会控制。性是强大的驱动力又是阻碍，它能指向不同的对象，甚至还能升华，它的能量可以一再激发创造性活力。它的强度与可塑性恰好匹配，在适当控制时可以使性成为令人满意的奖惩系统。性的独特性状之一即是它总在文化上受到制约，在任何已知的群体中，性总是社会的事务。通过制定关于性的道德规范和制约婚姻的规则，社会对性欲进行控制。那些遵循这些规范和其他一系列规范的人，得到妻子、丈夫或就是性满足这类奖励。正如上一章已论述过的，只有当性难以得到时，它才可以用于这方面，每一社会都有使性稀缺的规则。许多社会很赞赏婚前贞操，特别对姑娘是如此，另一些社会也对某些时期和某些情形下的性设置特定的禁忌。绝大多数人类群体都谴责淫乱的群交，都宣称婚姻是性的正当保障。而对婚姻中的纵欲却很少有限制，社会鼓励夫妻双方溺于相互的性爱中。性交的藩篱对妇女的影响尤甚于男子，但必须重申，女子性欲的潜在要求远远超过了任何男子的可能需要。在大多数社会里，责令妇女谨守贞操、忠诚、谦卑和节制，并希望她们阻止男人的越轨。当然，她们不会总这么做，但更高的行为标准一般是努力的目标，有时它并非是僵硬而不可逾越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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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婚姻就是我们从工作、生殖、抚育孩子得到的奖励系统的一部分，所有这一切构成了社会延续的关键。婚姻也增强了性别的社会分工这一社会分化的基轴。我们通常把婚姻认作一种结合，但也应当明了，当某人结婚时，他不仅改变了与配偶的关系，而且改变了与所有异性的关系。正是给予一位男人与一位女人保持最亲密关系的契约，同时也就责成他更加远离别的女人并节制自身；她们变成了“反妻子”（antiwives）。于是全体男性和全体女性之间产生了分裂，而这是由个别男女的联姻直接造成的，它的功能就在于维持劳动分工并使其永存。男女之间的劳动分工或许是抚育孩子和幼年依附性的一种回应，但婚姻却给分工添色增辉并使其正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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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戴维·M．施奈德（David M. Schneider）已经指明美国护的婚姻和家庭这些纽带基于弥散性的、持久的、不容置疑的忠贞和孝顺的模式之上，它们使爱具体化。当然这是理想化的，我们的家庭恰恰因仇恨、嫉妒和伤害而常趋恶化，但施奈德指出了某种十分真实的东西。各个社会中都把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看成亲密无间的关系，而且是所有纽带中最亲密的。这是极度弥散的关系，覆盖了包括性、权威、经济状况一直到宗教的全部活动领域。这是除一种关系，即母婴联结之外全部关系中最为密切的关系。弗洛伊德看到了这两种关系间的明显平行性，并把爱解释为母亲形象的“再现”（refinding）。我将超出这一点，把与母亲的关系看做所有其余社会关系的原点和基准。它在婚姻中继续下去并成为整个联结的延展和所有其他关系的原型，是一切社会联结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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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在劳动分工、抚育孩子和性调节中的明显作用无疑异常重要，但正如我们所知，现象外观之下还发生了别的过程。我们已经发现婚姻既是配偶短缺的原因又是解决它的方法，并且考察了由婚姻引入并维持的两性分离——基本的一种二元区分——的途径。婚姻也被看作一种基本的整体的关系，是母婴联结在成年生活中的显现。解释这些潜在的功能则是另一回事，这在上一章中已间接提到：婚姻是对立的统一者，是表现互惠性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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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宁可把婚姻当做所有社会关系的样式，因为它包括了那些被认为生来有别的社会个体的结合。父子间的关系不管多么亲热，毕竟是基于家庭的同一性和二者同性之上的另一不同秩序。相反，建立在不同和互补之上的纽带，包含了构成社会秩序基础的交换与互惠性。婚姻中解决的第一个对立就是两性间的对立。某些社会也允许同性结婚，但只是在特定的情形下，而且仅当配偶之一具有异性的合法地位。在莫哈维（Mohave）印第安人中，易装癖男人与别的男人结婚，但前者完全被当成了女性角色。在西非，没有男性后嗣的富人或要人家庭的女儿，有时也假定有男性的社会地位并娶妻，后者（在男性邻居的帮助下）生儿育女以承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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