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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交换盛行于亚洲大部分地区已逾数个世纪，上千年以来同样一直是非洲景观的一部分。市场也存在于西班牙进入之前中美洲的阿兹台克人和玛雅人的地区。上述地区都具有相当的社会复杂性，以国家和社会分层作为主要的政治形式。市场利于把生产各类食物和原材料、具有不同经济贡献的地区联结起来，并把有专门特长的手艺人聚集在一起。人们用蔬菜换鱼、铁器换布匹、肉换陶器、谷物换牲畜等等。某些地区已在货币经济中运行，但初民世界的大部分市场都是以物易物，用一件日用品换另一件。市场的气氛和价格求洽的机制在集市街道上看得一清二楚：买卖双方在那儿讨价还价，一个漫天要价，另一个就地还钱。最终同意的调整和妥协经常是在吵吵嚷嚷和手舞足蹈中完成的，但它本质上与国际电报电话公司（ITT）的普通股票价格敲定的过程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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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再分配和互惠并非互相排斥的范畴，可以并存于同一种经济中。事实上，纯属一种类型的经济只存在于那些只由互惠性起作用的非常简单的社会中。就决定如何把交换体制归类而言，要看交换模式在联结全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美国的经济是市场型经济，因为正是买和卖将资本、劳动和消费全部连贯起来。互惠在家庭层次、朋友和同事中间通行，但只是加固了社会系统中很小的一部分。再分配也是美国经济中虽很重要但只是辅助性的一部分，它包括几乎全部的公共财政。政府每年以税收的形式取走国民收入的相当部分，然后再分配到对公共和国家利益具有重要意义的各项目标上。这些目标包括武装力量、部分邮政服务费用、教育经费、社会保险、健康设施及研究、公园和所有其他联邦政府的多种多样的事业和关注之事。地方层次的政府提供学校、卫生、治安服务、消防和许多其他我们惯于期待且大多数人都相信是免费的事。一座公园不收门票似乎是免费的，一所学校不收学费也是免费的，但税金支付了每一笔费用。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中，上公园和公共学校的人必须支付入园费和学费，但在再分配经济中，这些费用由纳税人承担，而不管这些纳税人是否送孩子上学，或甚至是否进公园。因而，再分配不仅是分配货物和服务的方法，且用于拉平财富悬殊，为无力再另外负担的那部分人口提供可用之物。而且，再分配承担着据信是一般公共利益的项目，不管个人是否享用。一个市民兴许终生不会召唤警察，但他受益于公共安全。某人或许没有孩子，但她生活在受过教育和有创造力的人组成的社区中，于此她得到了某种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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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济中的再分配部分，有时称为“福利经济学”，它既是一种交换体制也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工具。它可用于将财富再分配给贫困者，比如在联邦、州和城市有许多扶贫项目：家庭救济、公共住宅、对需要供养儿童家庭的资助、食物券、医疗补助等等。对老年人的基本资助，从1935年以来就从系统的互惠性，即由年轻的工作的后代来供养年迈的父母、祖父母甚至偶尔还有姑姨伯舅，而转向社会保险这一再分配系统，即从正在工作着的人的工资中抽取税金为老年人提供退休金。这是收入水平上的措施，相对于纯粹的、自由企业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偏离。但这种经济并非世界各地到处皆有，也不是到处都曾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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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配并不局限于帮助穷人。如收入税的间接得益减掉了房产税和房子贷款的利息，实际上是补助了中产阶级的房主。美国的许多私人和公共财产直接或间接来自政府津贴或再分配。关税壁垒背后建立起来的工业最终是由消费者承担的，美国铁路的资财就是政府赠予地的直接结果。最近以来，政府补贴了农业贸易和不景气的航空公司，承诺负担防务承包商的超支费用，通过给公司减税来提供投资刺激。对负担这些开支的纳税人来说，这种费用使花在公共福利上的费用相形见绌，而从许多纳税人对受赡养的穷人所表现的愤愤不平来看，不啻一种绝妙的讽刺。这与下面的挖苦真有异曲同工之妙：美国的经济对富人是共产主义，对穷人是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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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能想到，苏联代表了纯粹再分配的情形，但这完全不是确定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确实是再分配型的，但苏联工人是根据工作量和工种计酬的，他们的真正地位与其他工业国家的工人并无多大差别。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同行一样，他们用工资在商店购货，差别在于那里的商店通常是国营的，价格由行政上决定而不是由市场调节，这种做法使人联想起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垄断价格。生产单位也都归国家所有，但需从其他单位购进原材料，有时也会因短缺材料而与竞争者抬价，甚至还登广告。那里黑市也很活跃。因此，由于政府控制的核心作用，经济主要基于再分配之上，当然，互惠性仍出现在家庭的层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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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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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将货物从一地运到另一地既是市场经济也是再分配经济的特征，但亦存在于某些最简单的经济中，作为互惠性向其他群体的扩展。有一种以物易物的形式叫“无声贸易”（silent trade），从前出现在加拿大极地的爱斯基摩人和他们南面的邻居阿塔巴斯卡人（Athabascan）之间。这两个群体通常互有敌意，尽量避免面对面的接触，故导致他们在进行贸易时，一方把拿出的货物放在习惯的贸易地点，离去后过一阵再返回看看对方给了什么作报偿。如果对此交易感到心满意足，则取上货物扬长而去。如果嫌对方给的不够，他们就把对方的东西留在那里直到对方添上份额才作罢。同样的无声贸易数个世纪前也发生在西非尼日尔河上游盆地的民族和外面的民族之间，尼日尔群体的货物主要是黄金，无声贸易可以防止他们金矿的秘密外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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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印第安人的贸易也极为盛行，在亚利桑那州普埃布罗人（Pueblo）的废墟中曾经发现了某些只能来自太平洋沿岸的东西，该地区的考古学遗迹也表明了与墨西哥人有联系。17世纪西班牙人把马引入北美之后，骑马不久风行于从西南部一直到加拿大北部平原的广大地区。马立即成为广泛贸易——它起源于从前的步行时代——的货物和驮运工具。内兹佩尔塞（Nez Percé）印第安人是马的主要驯养者，每年夏天其他部落的印第安人军队都要去北方的爱达荷易马。在1803年刘易斯和克拉克探访爱达荷的肖肖尼人时，商贸之风已遍及当地，他们居然发现了一匹带有西班牙人印记的骡子。并非所有的马都是经过友好的贸易得到，在平原上战争的加剧既是因为争抢野牛群，也是因为抢掠马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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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美的伟大文明中，贸易和运输随处可见，但在亚马逊森林的初民中亦不鲜见。巴西的上欣古河地区居住着一些部落，每个部落据有一个村庄，大部分操独立的语言。这个区域内有不少文化相似性，互访、互婚、联合举行仪式和贸易已经把散居于各村的人结合成实际上是单一的社会系统。贸易基于部落间特定的劳动分工。操阿拉瓦克（Arawak）母语的梅汗纳库人（Mehinaku）和沃拉人（Waura）是仅有的陶器制作者，说加勒比语的卡洛帕洛人（Kalopalo）制造葫芦做的器皿，说图皮语的卡马尤拉人（Kamayura）制作箭，特鲁迈人的语言与其他部落无关，他们用本地的睡莲烧成灰来提炼盐。他们在互访或部落间举行仪式时进行贸易，或贸易本身就是往返别村的目的。讨价还价喧闹活跃，可看到货物之间大致的等价交换。乍看之下贸易似乎既实在也实用，但应该注意每一种专门产品的原材料在整个地区随处可得，制作的技术也极易掌握。人们不禁会猜想：虽然贸易的明显目的在于交换专门化生产的产品，但专门化的目的很可能是维持部落间的贸易。在上欣古河，贸易是有它的经济外表，但它的功能在于巩固部落间的关系，把各部落团结在一个婚姻和相互保护的共同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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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中很有名的仪式性交换的一个案例，即“库拉交易圈”（kula ring），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贸易的社会功能。在新几内亚东界之外，有一些岛屿和岛民群体，包括特罗布里恩德岛、安弗雷特岛（Amphletts）和多布岛（Dobu），彼此之间贸易兴旺。贸易的物品有两类，一类是日常生活用品如食物和技术产品，另一类独立的贵重物品由臂环和项链组成。后一类“库拉”物品很贵重，它们的价值既不以生产它们的原材料也不是用生产时耗费的劳动来衡量。它们确为礼仪物品，其内在价值不在于制作而在于古老。新的臂环和项链其价值远不如旧的，任何一件物品的名望来自交易的次数和交易者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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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不会囤积库拉物品，因为如此做无异于贬低其价值，并使持有人声望大跌。毋宁让它们加入到交易中，为此岛民们乘船漂洋过海去别的岛。来往和交易遵循传统的方式。臂环按逆时针方向从一个岛传到另一个岛，而项链则按顺时针方向运行。只能用项链易臂环或用臂环易项链。任何食物和货币都被认为不能与之等价，因为它们都不存在库拉物品的礼仪属性。各岛岛民们之间一般互有敌意，但习俗却到处一样，贸易者不受袭击。为了保证他们在别的岛上的安全，便于交易，库拉交易圈中的每一个人在邻岛上都有交易伙伴，此人接待来者并给予关照和保护。库拉交易深深地纠缠在声望等级中，因为唯有重要人物才参加交易，其中也只有最具权势的人才持有最有声望的库拉宝物。物品和它们的主人相互抬高名气和声望，下列事实增强了这一过程：“大人物”的贸易伙伴同为“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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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拉交易圈用于巩固阶层的等级制，把各岛上的头面人物联合起来。但在发生这一切的同时，普通日常用品也在这些远征中得以贸易。这种交换具有决定性的经济功能，因为许多物品在某些岛上缺乏，必须经由贸易得到。日常贸易并不似库拉交易那般庄重肃穆，人们也不以类似的目光看待交换货物本身。人们很容易接受这样的事实并且认为，库拉制只是为有用的日常物品的重要贸易提供了外壳和掩饰，但人们也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要用这种烦琐的程式来推动实用的贸易呢？彼此间感情淡漠的许多群体无需仪式体制支撑也可进行贸易，我们有必要问为什么库拉制非存在不可。只有一种政治上的答案：库拉制把一般平民排除在全部商贸之外，其功能在于增强和保护已出现的阶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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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喜欢争论一种习俗或一种制度“实质上”是否属于仪式性的、经济的、政治的，或除了玩笑之外的几乎所有的东西，隐藏在这些争论中，一般都有某种理论认为是经济或其他过程造成了该习俗。这些都是无法辩明胜负的争执，因为显然库拉交易圈同时包括了这一切，甚至包括玩笑在内。大多数习俗均有多重功能，恰如任何单一的功能也可由许多不同习俗完成一样。并无纯粹“经济的”或“政治的”制度之类的东西，因为正如我们所述，这些分隔更多地存在于我们心中而不是存在于经验实在中。一个宗教团体握有几十亿元的财富并博得众多信徒的忠诚，它的所作所为明显超出了三位一体说的教义。一个每年有几千亿美元年度预算的政府，如美国政府，事实上必定是国家最有潜力的经济力量。功能的多重性和文化用法的意义、文化各方面的彼此嵌入，在初民文化中比在我们的文化中更加明显，但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为数不少。因此，经济学家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说起美国的声望经济和上层阶级“炫耀性消费”这种类型，指的是表明一个人有钱有势的奢侈和夸富的模式。因此，既然那些从专剪折价劵的行为中窥见人类本性的人可以想象得出所谓的利益动机，那么它就不是某种抽象的、固有的力量，不是独一无二自成一体的，而是根基于人类的恐惧，是文化上产生的对尊敬和权力的渴求之中的一种异常复杂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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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富宴（potl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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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所特有的、被称之为“夸富宴”的饮宴和赠礼习俗，活灵活现地展示了以财富作为达到声望的媒介的诉求。这个地区的部落，算来有夸扣特尔人、贝拉库拉人（Bella Coola）、特林吉特人（Tlingit）、海达人（Haida）和许多小型群体，该地区有种独一无二的等级分层制度，他们是我们知悉的唯一具有制度性社会等级的狩猎和采集群体。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阿拉斯加沿海地区的民族中，有三个社会等级类别，即贵族、平民和战俘。每个贵族都有一系列头衔，这些头衔或是世袭得来，或是在他生涯某个时刻获得的。然而，在头衔每次传承时，有必要重新获得认可，因为正如头衔给承受者带来荣誉一样，承受者也会给头衔带来荣誉或耻辱。通过头衔持有人广邀他村居民和该头衔的竞争者如他的姻亲等参加他做东举办的盛宴，就可以认可或“批准”这个头衔。宴会煞费苦心，恰好要使高康大（Gargantua）(1)式的食物被鲸吞一空或分发掉，把财物慷慨地赠与来宾。装满鲸鱼油的木桶被扔进火里，独木舟也被烧掉，偶尔也把长形房屋焚毁以作为慷慨大方和夸富的极端表现，这使人联想起F．斯各特·费兹杰拉尔德的小说《人间天堂》中的聚会场面。当客人也需使他们自己的头衔得到认可时，他们就要回请相当的或更好的宴席。这种过程存在固有的逐步升级，加拿大政府感到印第安人这样做是败家致贫，所以在20世纪初试图废止夸富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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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的宴席来自平民赠礼的资助，对于后者来说，此事的利益在于他们的头衔持有人会给整个村社带来的名望和声誉。正如我们所述，这是一种再分配机制，它有鼓励超额生产并把剩余产品转用于政治目的的附加功能，也有在整个地区把财物从一个群体分配到另一个群体的功能，夸富宴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习俗，它是该地区人民强烈关注之所在和激奋的源泉。我们再一次从赠礼的不对等中发现了社会等级的不对等；赠礼者得到声望作为回报，慷慨大方实在可能是自私的，甚至是指望回报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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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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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主义与建立在互惠交换基础上的经济紧密相联，等级和阶级分层适应于再分配和市场经济。通过地主、经纪人和中间商的出现，以及随之产生的财富悬殊，市场经济导致了不平等的发展。再分配有一个中心权威，他或他们有权接受和分配财物。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进化梯度，把我们从相对无差别的社会带入了由等级区分和经济角色的差异纵横交错地分割开的社会之中。经济因素是社会进化的重要标志和加速剂，因为复杂社会的发展完全伴随着供养非食物生产者这种经济的同时出现。这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因为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国家中，大量的人口仍然是农民，而美国现在只有5％的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分工的本质性巨变是利用非人力能量和蓬勃生长的技术所获取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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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民经济和现代经济之间还有许多其他惊人的差异。例如，因为初民的交换没有充分发展和非个人化，还没有达到需要轻便的、可以通约的价值单位的地步，故他们中很少见到货币。美国东北部印第安人的贝壳串珠和非洲的贝壳有不少货币的属性，但它们只用于有限的交易中。在太平洋中的雅普（Yap）岛上，巨大的石盘即是一种“钱”，但它们几乎无法搬动，因而缺乏便利性。此外，石盘只用于礼仪性交换，其他价值不能以此折合。货币并不需要采用纸币或硬币的形式，尽管这是它的现代形式，因为小型、易分拆和可计量的日用品均可满足同样的需要。古代用谷物作单位，而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美国香烟成了活跃的黑市上的最小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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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民社会和大多数现代社会之间另一个鲜明对比是：在前一社会，私人财产相对说来无足轻重。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一书中，曾写过私人财产随着犁耕农业的发展而出现，在此之前，从狩猎和采集一直到园艺时代，生活用品据说都是共同所有。摩尔根的论点不乏批评者，人类学抛弃了他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想和关于氏族、婚姻及家庭的某些更属空想的观念。我们已经明了，武器、器皿和其他制品等私有财产几乎普遍存在，这对摩尔根理论并无大碍，因为他主要涉及生产资源和重要生产工具的公有问题。但对此大加挞伐的人也不少，弗兰克·斯佩克（Frank Speck）、约翰·库伯神父（Father John Cooper）及其他人都声称，由个人或核心家庭私人占有的狩猎地存在于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中。无疑，1900年或再早几十年前，加拿大印第安人占有这样的土地，但紧接着，戴蒙德·詹内斯（Diamond Jenness），J．斯图尔德和埃莉诺·利科克（Eleanor Leacock）的研究表明，这些仅是设置皮毛兽陷阱的地盘，因而是后起的。一名猎人如果追逐一只猎物到别人的地盘上，就可以在那儿捕杀之，但亦期望他留下猎物的毛皮由该地盘的主人卖给白人商贩。但是完全禁止在别人的地盘上设置捕兽陷阱。所有指出公共占有猎场的文献都是指哈得逊海湾公司到达之前的情形，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私有猎场是欧洲影响的许多深远结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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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地方私人占有猎场，渔场和野生种子采集区到处都属大家公有。再者，正如摩尔根所言，私人占有农业土地在园艺种植者中极为罕见，但在以牲畜耕地的农业中却不难发现。一名使锄的园圃种植者多半有他正在劳动的那块土地的收益权或使用权，但其所有权几乎毫无例外地属于较大的村社。这个掌握资源的群体或许是一个世系、一个氏族、一个村庄、一个游牧群或一个部落，但很少是一个人甚至很少是一群互相无亲属关系、以契约关系相连的人。这儿缺乏任何以下观念：即认为土地是私有财产，可以永久占有而不管使用与否，而且可以根据土地所有者的意愿而让与，这就使美洲印第安人极易成为欧洲人的掠夺对象。在早期殖民史上，常见印第安人向殖民者赠送土地，没有料想到欧洲式的占有制会一下子盛行起来。印第安人仅仅是允许白人像他们自己使用土地那样去使用土地。在他们中使用土地不是个人的法律权利而是人生来即有的权利，白人整个无条件地霸占了土地，对印第安人来说这既是反自然的，也是反人性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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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经济价值、概念和习俗是美洲印第安人和白人殖民者之间冲突的组成要素，这再一次表明了经济和政治秩序是密不可分的。经济涉及决策，政治亦是如此；政治涉及权力，经济也毫不逊色。政治权力用于获得经济目的，财产也用于购买政治统治。经济是否比政治重要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每一个社会里它们互相完全纠葛在一起却是不容置辩的事实。现在我们将转而讨论社会的政治方面，但必须牢记下面的论题与本章结束的问题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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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argantua”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中的巨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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