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511370
1702511371
北美印第安人的贸易也极为盛行，在亚利桑那州普埃布罗人（Pueblo）的废墟中曾经发现了某些只能来自太平洋沿岸的东西，该地区的考古学遗迹也表明了与墨西哥人有联系。17世纪西班牙人把马引入北美之后，骑马不久风行于从西南部一直到加拿大北部平原的广大地区。马立即成为广泛贸易——它起源于从前的步行时代——的货物和驮运工具。内兹佩尔塞（Nez Percé）印第安人是马的主要驯养者，每年夏天其他部落的印第安人军队都要去北方的爱达荷易马。在1803年刘易斯和克拉克探访爱达荷的肖肖尼人时，商贸之风已遍及当地，他们居然发现了一匹带有西班牙人印记的骡子。并非所有的马都是经过友好的贸易得到，在平原上战争的加剧既是因为争抢野牛群，也是因为抢掠马群。
1702511372
1702511373
在南美的伟大文明中，贸易和运输随处可见，但在亚马逊森林的初民中亦不鲜见。巴西的上欣古河地区居住着一些部落，每个部落据有一个村庄，大部分操独立的语言。这个区域内有不少文化相似性，互访、互婚、联合举行仪式和贸易已经把散居于各村的人结合成实际上是单一的社会系统。贸易基于部落间特定的劳动分工。操阿拉瓦克（Arawak）母语的梅汗纳库人（Mehinaku）和沃拉人（Waura）是仅有的陶器制作者，说加勒比语的卡洛帕洛人（Kalopalo）制造葫芦做的器皿，说图皮语的卡马尤拉人（Kamayura）制作箭，特鲁迈人的语言与其他部落无关，他们用本地的睡莲烧成灰来提炼盐。他们在互访或部落间举行仪式时进行贸易，或贸易本身就是往返别村的目的。讨价还价喧闹活跃，可看到货物之间大致的等价交换。乍看之下贸易似乎既实在也实用，但应该注意每一种专门产品的原材料在整个地区随处可得，制作的技术也极易掌握。人们不禁会猜想：虽然贸易的明显目的在于交换专门化生产的产品，但专门化的目的很可能是维持部落间的贸易。在上欣古河，贸易是有它的经济外表，但它的功能在于巩固部落间的关系，把各部落团结在一个婚姻和相互保护的共同网络中。
1702511374
1702511375
人类学中很有名的仪式性交换的一个案例，即“库拉交易圈”（kula ring），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贸易的社会功能。在新几内亚东界之外，有一些岛屿和岛民群体，包括特罗布里恩德岛、安弗雷特岛（Amphletts）和多布岛（Dobu），彼此之间贸易兴旺。贸易的物品有两类，一类是日常生活用品如食物和技术产品，另一类独立的贵重物品由臂环和项链组成。后一类“库拉”物品很贵重，它们的价值既不以生产它们的原材料也不是用生产时耗费的劳动来衡量。它们确为礼仪物品，其内在价值不在于制作而在于古老。新的臂环和项链其价值远不如旧的，任何一件物品的名望来自交易的次数和交易者的荣耀。
1702511376
1702511377
任何人不会囤积库拉物品，因为如此做无异于贬低其价值，并使持有人声望大跌。毋宁让它们加入到交易中，为此岛民们乘船漂洋过海去别的岛。来往和交易遵循传统的方式。臂环按逆时针方向从一个岛传到另一个岛，而项链则按顺时针方向运行。只能用项链易臂环或用臂环易项链。任何食物和货币都被认为不能与之等价，因为它们都不存在库拉物品的礼仪属性。各岛岛民们之间一般互有敌意，但习俗却到处一样，贸易者不受袭击。为了保证他们在别的岛上的安全，便于交易，库拉交易圈中的每一个人在邻岛上都有交易伙伴，此人接待来者并给予关照和保护。库拉交易深深地纠缠在声望等级中，因为唯有重要人物才参加交易，其中也只有最具权势的人才持有最有声望的库拉宝物。物品和它们的主人相互抬高名气和声望，下列事实增强了这一过程：“大人物”的贸易伙伴同为“大人物”。
1702511378
1702511379
库拉交易圈用于巩固阶层的等级制，把各岛上的头面人物联合起来。但在发生这一切的同时，普通日常用品也在这些远征中得以贸易。这种交换具有决定性的经济功能，因为许多物品在某些岛上缺乏，必须经由贸易得到。日常贸易并不似库拉交易那般庄重肃穆，人们也不以类似的目光看待交换货物本身。人们很容易接受这样的事实并且认为，库拉制只是为有用的日常物品的重要贸易提供了外壳和掩饰，但人们也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要用这种烦琐的程式来推动实用的贸易呢？彼此间感情淡漠的许多群体无需仪式体制支撑也可进行贸易，我们有必要问为什么库拉制非存在不可。只有一种政治上的答案：库拉制把一般平民排除在全部商贸之外，其功能在于增强和保护已出现的阶级结构。
1702511380
1702511381
人类学家喜欢争论一种习俗或一种制度“实质上”是否属于仪式性的、经济的、政治的，或除了玩笑之外的几乎所有的东西，隐藏在这些争论中，一般都有某种理论认为是经济或其他过程造成了该习俗。这些都是无法辩明胜负的争执，因为显然库拉交易圈同时包括了这一切，甚至包括玩笑在内。大多数习俗均有多重功能，恰如任何单一的功能也可由许多不同习俗完成一样。并无纯粹“经济的”或“政治的”制度之类的东西，因为正如我们所述，这些分隔更多地存在于我们心中而不是存在于经验实在中。一个宗教团体握有几十亿元的财富并博得众多信徒的忠诚，它的所作所为明显超出了三位一体说的教义。一个每年有几千亿美元年度预算的政府，如美国政府，事实上必定是国家最有潜力的经济力量。功能的多重性和文化用法的意义、文化各方面的彼此嵌入，在初民文化中比在我们的文化中更加明显，但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为数不少。因此，经济学家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说起美国的声望经济和上层阶级“炫耀性消费”这种类型，指的是表明一个人有钱有势的奢侈和夸富的模式。因此，既然那些从专剪折价劵的行为中窥见人类本性的人可以想象得出所谓的利益动机，那么它就不是某种抽象的、固有的力量，不是独一无二自成一体的，而是根基于人类的恐惧，是文化上产生的对尊敬和权力的渴求之中的一种异常复杂的现象。
1702511382
1702511383
夸富宴（potlatch）
1702511384
1702511385
北美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所特有的、被称之为“夸富宴”的饮宴和赠礼习俗，活灵活现地展示了以财富作为达到声望的媒介的诉求。这个地区的部落，算来有夸扣特尔人、贝拉库拉人（Bella Coola）、特林吉特人（Tlingit）、海达人（Haida）和许多小型群体，该地区有种独一无二的等级分层制度，他们是我们知悉的唯一具有制度性社会等级的狩猎和采集群体。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阿拉斯加沿海地区的民族中，有三个社会等级类别，即贵族、平民和战俘。每个贵族都有一系列头衔，这些头衔或是世袭得来，或是在他生涯某个时刻获得的。然而，在头衔每次传承时，有必要重新获得认可，因为正如头衔给承受者带来荣誉一样，承受者也会给头衔带来荣誉或耻辱。通过头衔持有人广邀他村居民和该头衔的竞争者如他的姻亲等参加他做东举办的盛宴，就可以认可或“批准”这个头衔。宴会煞费苦心，恰好要使高康大（Gargantua）(1)式的食物被鲸吞一空或分发掉，把财物慷慨地赠与来宾。装满鲸鱼油的木桶被扔进火里，独木舟也被烧掉，偶尔也把长形房屋焚毁以作为慷慨大方和夸富的极端表现，这使人联想起F．斯各特·费兹杰拉尔德的小说《人间天堂》中的聚会场面。当客人也需使他们自己的头衔得到认可时，他们就要回请相当的或更好的宴席。这种过程存在固有的逐步升级，加拿大政府感到印第安人这样做是败家致贫，所以在20世纪初试图废止夸富宴。
1702511386
1702511387
贵族的宴席来自平民赠礼的资助，对于后者来说，此事的利益在于他们的头衔持有人会给整个村社带来的名望和声誉。正如我们所述，这是一种再分配机制，它有鼓励超额生产并把剩余产品转用于政治目的的附加功能，也有在整个地区把财物从一个群体分配到另一个群体的功能，夸富宴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习俗，它是该地区人民强烈关注之所在和激奋的源泉。我们再一次从赠礼的不对等中发现了社会等级的不对等；赠礼者得到声望作为回报，慷慨大方实在可能是自私的，甚至是指望回报的行为。
1702511388
1702511389
初民经济
1702511390
1702511391
平等主义与建立在互惠交换基础上的经济紧密相联，等级和阶级分层适应于再分配和市场经济。通过地主、经纪人和中间商的出现，以及随之产生的财富悬殊，市场经济导致了不平等的发展。再分配有一个中心权威，他或他们有权接受和分配财物。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进化梯度，把我们从相对无差别的社会带入了由等级区分和经济角色的差异纵横交错地分割开的社会之中。经济因素是社会进化的重要标志和加速剂，因为复杂社会的发展完全伴随着供养非食物生产者这种经济的同时出现。这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因为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国家中，大量的人口仍然是农民，而美国现在只有5％的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分工的本质性巨变是利用非人力能量和蓬勃生长的技术所获取的成果之一。
1702511392
1702511393
初民经济和现代经济之间还有许多其他惊人的差异。例如，因为初民的交换没有充分发展和非个人化，还没有达到需要轻便的、可以通约的价值单位的地步，故他们中很少见到货币。美国东北部印第安人的贝壳串珠和非洲的贝壳有不少货币的属性，但它们只用于有限的交易中。在太平洋中的雅普（Yap）岛上，巨大的石盘即是一种“钱”，但它们几乎无法搬动，因而缺乏便利性。此外，石盘只用于礼仪性交换，其他价值不能以此折合。货币并不需要采用纸币或硬币的形式，尽管这是它的现代形式，因为小型、易分拆和可计量的日用品均可满足同样的需要。古代用谷物作单位，而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美国香烟成了活跃的黑市上的最小通货。
1702511394
1702511395
初民社会和大多数现代社会之间另一个鲜明对比是：在前一社会，私人财产相对说来无足轻重。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一书中，曾写过私人财产随着犁耕农业的发展而出现，在此之前，从狩猎和采集一直到园艺时代，生活用品据说都是共同所有。摩尔根的论点不乏批评者，人类学抛弃了他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想和关于氏族、婚姻及家庭的某些更属空想的观念。我们已经明了，武器、器皿和其他制品等私有财产几乎普遍存在，这对摩尔根理论并无大碍，因为他主要涉及生产资源和重要生产工具的公有问题。但对此大加挞伐的人也不少，弗兰克·斯佩克（Frank Speck）、约翰·库伯神父（Father John Cooper）及其他人都声称，由个人或核心家庭私人占有的狩猎地存在于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中。无疑，1900年或再早几十年前，加拿大印第安人占有这样的土地，但紧接着，戴蒙德·詹内斯（Diamond Jenness），J．斯图尔德和埃莉诺·利科克（Eleanor Leacock）的研究表明，这些仅是设置皮毛兽陷阱的地盘，因而是后起的。一名猎人如果追逐一只猎物到别人的地盘上，就可以在那儿捕杀之，但亦期望他留下猎物的毛皮由该地盘的主人卖给白人商贩。但是完全禁止在别人的地盘上设置捕兽陷阱。所有指出公共占有猎场的文献都是指哈得逊海湾公司到达之前的情形，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私有猎场是欧洲影响的许多深远结果之一。
1702511396
1702511397
没有什么地方私人占有猎场，渔场和野生种子采集区到处都属大家公有。再者，正如摩尔根所言，私人占有农业土地在园艺种植者中极为罕见，但在以牲畜耕地的农业中却不难发现。一名使锄的园圃种植者多半有他正在劳动的那块土地的收益权或使用权，但其所有权几乎毫无例外地属于较大的村社。这个掌握资源的群体或许是一个世系、一个氏族、一个村庄、一个游牧群或一个部落，但很少是一个人甚至很少是一群互相无亲属关系、以契约关系相连的人。这儿缺乏任何以下观念：即认为土地是私有财产，可以永久占有而不管使用与否，而且可以根据土地所有者的意愿而让与，这就使美洲印第安人极易成为欧洲人的掠夺对象。在早期殖民史上，常见印第安人向殖民者赠送土地，没有料想到欧洲式的占有制会一下子盛行起来。印第安人仅仅是允许白人像他们自己使用土地那样去使用土地。在他们中使用土地不是个人的法律权利而是人生来即有的权利，白人整个无条件地霸占了土地，对印第安人来说这既是反自然的，也是反人性的罪行。
1702511398
1702511399
不同的经济价值、概念和习俗是美洲印第安人和白人殖民者之间冲突的组成要素，这再一次表明了经济和政治秩序是密不可分的。经济涉及决策，政治亦是如此；政治涉及权力，经济也毫不逊色。政治权力用于获得经济目的，财产也用于购买政治统治。经济是否比政治重要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每一个社会里它们互相完全纠葛在一起却是不容置辩的事实。现在我们将转而讨论社会的政治方面，但必须牢记下面的论题与本章结束的问题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
1702511400
1702511401
(1) “Gargantua”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中的巨人。——译者
1702511402
1702511403
1702511404
1702511405
1702511407
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第七章 秩序与权威
1702511408
1702511409
人类的智力再加上自身的利益，这二者结合起来，使我们这个生物物种成为一个最难驾驭的物种。我们很可能会像那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一样地问道：“社会是怎么可能的呢？”人们迥然不同的愿望、目标和动机怎么会与公共安全及秩序的需要相一致，又怎样能符合使得生活正常运转这种要求呢？看来独立不羁的人如何能让出他们的一部分自主权而服从于他人的意愿？因为秩序与控制是社会存在的条件，因而我们在全书中一直在回答这些问题。人们被社会化以便在特定的社会中生活，他们按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具有独特的文化。文化的方式给个性带来深远持久的影响。我们并不完全是我们文化的玩偶或创造物，但我们对文化的“适应性”保证人们彼此的期望能够很好地协调一致，进而使看起来最为奇特的习俗也能被理解为自然的和实在的。所有人对他们的同伴都有深刻的依赖关系，童年的社会化则是我们对于这种依赖的最初经验。母亲的照料第一次教给我们爱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就如此广泛而又深切地联结在一起，实际上我们通过抚育过程——如果不是本性如此的话——而成为社会的生物。然而尽管如此，我们的理智却为我们的存在与个性设置了界限，使自我与他人对立；说到底，我们都极其孤独、脆弱。爱与依赖既是我们的强大之处，又是我们的弱点，因为它们正如团结与统一一样，也可以造成冲突与社会的不平等。
1702511410
1702511411
1702511412
1702511413
1702511415
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威望与权力
1702511416
1702511417
人们之间普遍的不平等及对权力的欲望，已经导致某种推想：人类在这方面是否具有天性。正如绝大多数行为模式的遗传观念那样，相信人类具有趋向权力或拥有财富的特殊倾向，这种倾向以某种方式建立在染色体的基础上，那么这种信念几乎和以一组资料的属性去解释这组资料一样，更像是说火之燃烧是由于它具有热的本性。这种虚假逻辑的吸引人之处就是，我们可以终止思考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没有一位行为遗传学家分离出任何作为社会等级基础的遗传因子，完全是由于各种社会中威望与等级的普遍性，由对某些动物种类的观察而推论出存在此种遗传因子。在空场上的鸡群有强弱等级，它将每只鸡置于与其他的鸡的支配或从属的关系之中。在灵长目动物中也可看到这种支配等级。但在狒狒群中，有没有支配等级视生态环境而定。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可以指出，人类社会也并非全都分层，平等主义和等级制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经济条件的影响。权力的欲求并不是本能的，因为最早的人类社会没有分层，现存的最简单的社会也没有高低层次；这可真是奇怪的潜伏千万年的基因。
1702511418
1702511419
如欧洲阶级结构和印度种姓这样系统的正规的等级，像古代专制和现代专政这样的独裁政体，这些全然不是普遍的文化特征，所以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们并非出于人类的本性，而是历史之力量使然。但造成人类不平等制度的心理前提——不是原因——则远较对权力的渴求更为普遍简捷，这种心理前提就是人们普遍祈求得到同伴的尊重，以及对于生活的追求。毋庸置疑，一切生命都有求生之欲望，与之相关的即是人类普遍的自爱或自恋。人类的生存欲望使他避开危险，在面对可怕的生物或物体时保卫自己。这就赋予力量以价值，进而促使人们以取得他们对环境——人类环境与自然环境——的洞察与控制来确保他们的安全。个人总是依赖于他人，但这种依赖又带来了不安：对他的支持可能会撤销。为保证一定程度的安全，一个保险的办法是，赢得他人的爱与尊敬，而不是他们的敌意。如果个人能具有在体力上抵抗各种威胁的能力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地位。另一个生存的诀窍是，通过影响他人的行为来控制外部世界。如果他人果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他并听从于他，那么他或她的生活境遇就比较能作出预见，较少受到外来的威胁；他操纵社会环境而不为之所左右。于是，恐惧与焦虑就导致对自主与威望的追求，造成往往与社会中不断增长的合作需求相矛盾的冲动。追求威望与尊敬几乎是普遍的，然而必须指出，这并不能解释严密的社会等级。我们将看到，它源于由不可胜数的文化要素所形成的社会进化过程之中。社会等级可以利用对威望与尊重的追求，使之成为个人的动机和对他们的报偿，它们可以刺激这种追求，但却不是由此而产生。
[
上一页 ]
[ :1.7025113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