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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宗教与社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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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涂尔干的说法，宗教是现存秩序的主要支柱，是维护现状的一个堡垒和社会系统的一项稳定性因素。学者、僧侣和政治家曾喋喋不休地论述过这个题目，以致人们会感到惊诧，为什么卡尔·马克思所作的类似评论竟好似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多半是由于他所用的警句方式：“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不是不赞同宗教感情，他完全理解宗教给予人的安慰，并把宗教称为“无情世界的感情”。但马克思致力于推翻这个世界，他把宗教看成是障碍，因为宗教用虚假的观点说明社会和被压迫阶级的境况，从而使被压迫阶级永远处于苦难之中。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只是19世纪基督教的作为，当时它常常散布这样令人生厌的启示：“穷人至福，”“穷人永远伴随您”，“把恺撒之物奉给恺撒，把上帝之物奉给上帝”，并允诺在最后审判日纠正一切。加尔文教及相伴的新教伦理，责成艰苦工作、节俭和避开肉欲享受。它超出了其他教义一步，认为人们在生活中的位置由神预定，并作为对原罪的惩罚；如果你贫穷，那是你该当如此。许多富人一直对此深信不疑却无需这种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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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克思对宗教的批驳大放异彩，他却是错误的。长期固存的宗教确实倾向于支持既有的制度和道德，但马克思强调社会变化的经济因素和阶级因素使他忽略了宗教的动力作用。M．韦伯正确地指出了经常具体体现于新宗教中的革命力量。大多数美洲印第安人的振兴运动致力于恢复旧秩序，重建失落的文化，但新几内亚人民的振兴运动却努力奔向新的生活道路。在当代美国，一些新宗教严格强调公社制（communalism），以致其成员均割断了家庭纽带。年轻皈依者们发狂的父母经常雇请“解洗脑专家”（deprogrammer）来逮住子女并使之重归父母麾下。重要的是，削弱家庭和其他价值的运动一般被称作“崇拜”，以区别于“真正的宗教”，尽管一位人类学家不会这样区分。在已经建立的教派中也会发生变化，罗马天主教中政治上保守的神学家和“解放神学”的鼓吹者之间的斗争已旷日持久。这并不是含糊的教义之争，因为在拉丁美洲，教会对激进社会运动的政策已岌岌可危。最后应当牢记，美国南部黑人教徒站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最前沿。在结束这一讨论时，我们要回忆一下韦伯的另一个观点：不管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幻象和新意识形态，通常都成为它们帮助迎来的秩序的保守性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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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事后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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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仅仅考察了人类文化中宗教现象的一小部分，但即使这一样本也纷繁多样，足可成为人类丰富想象的证据。我们开始先谈到了定义问题，发现宗教功能的范围是如此多样以致很难找到宗教经验的本质。不管我们的宗教定义是什么，我们都已懂得应该实用地并科学地逼近这一主题。某一宗教与另一宗教相比具有相对真理性或虚假性这类判断与人类学的探究毫不相干，因为初民民族的宗教（对他们而言）的真理性恰如我们自己的文明中更加精致的教派对我们而言的真理性一样。我们只能把信仰和仪式的意义理解为整个意义结构中的一部分，亦即将其置于其文化背景中。涂尔干告诉我们，就人们相信自己存在并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信仰的程度而言，信仰具有社会真实性。宗教表现了文化真理，因为它们使社会关系象征化并反映了人类的焦虑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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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真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但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在投射出奇迹和神秘这一难度上是一致的。宗教确实试图解释不可解释之事，但更经常的是把完全可以解释的东西变得神秘莫测。宗教使日常事务、行为和事物神圣化，创造出超越日常经验和常识性理解之上的整个教士阶级和力量；宗教发明了神秘性。宗教教义的属性之一恐怕就是我们遵奉它们的那种信仰程度，我认为这是对不可言表的疑惑所产生的过分防范。我们信仰上帝，但我们不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我们知道这些。围绕神圣之物总有一种滥用轻信并引起独断信念的特有性质，而不会简单地把它们认作自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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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陷入对宗教的最后沉思之中。我们曾经说过实在是文化结构的一部分，文化的先人之见加上我们大家的同感，允许我们把日常“凡俗”世界自然化并按惯例加以接受。但这个凡间总是和神圣王国相对偶并由其派生。实在之所以“真实”正是因为设定了不真实，正如“自然的”范畴是由“超自然的”尺度形成的一样。自然既不可任意切割和挤去水分，也不可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我们视为自然的大部分东西，恰如大多数虚幻的宗教观念一样无法证明、空幻不实：实在和自然物部分地由文化构成。我们生活在发明的符号体系、可选择的知觉、改变着的景象和悠忽无常的感情等组成的世界上，一道非实在的深渊恰恰位于日常经验的表面之下。因此，宗教的目的多半在于通过与非同寻常之事的比较，使寻常生活确实成为寻常和自然的生活。我们对文化上给出的实在世界的把握根据我们对幻影的理解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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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斯兰教传统中安息日结束时的祈祷文。——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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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第九章 不断展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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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人们以原始文化作为人类处于自然状态下的样板，认为这是在有组织的社会堕落或开化之前的初始状况。19世纪的学者则赋予原始时期以极为不同的意义；虽然他们同样认为原始社会展现了早期人类的状况，但他们还相信，早期人类群体的多样性会揭示人类迈向文明的阶梯。强调的侧重面看来差别甚微，但对于社会思潮的进步却极为重要，因为它表现了从关于合理性的启蒙运动到19世纪浪漫主义历史主义的转变。这也是朝着现代社会科学迈出了一大步，我们不再去寻求合理与公正的社会，而是按社会的本来面貌来考察社会。最后，它还导致了对贯穿于远古时期模糊不清的漫长岁月之中的文化变迁和转化，以及对逐渐形成的人类制度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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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原始社会是远古人类史的遗物，是西方社会由此迈向文明的一个阶段，这一假说具有重要价值。常识以及来自史前考古学的确凿证据表明，人们在几十万年的时间内靠搜寻食物以求得生存，后来他们学会了驯养动物和栽培植物。至少于一万二千年前在亚洲，于将近一万年前在墨西哥和秘鲁，只是以狩猎、捕鱼和采集野生植物为基础的社会，让位于简单的以锄为工具的园艺为基础的社会。驯养动物必然出现在耕种之后，在古代亚洲，两种经济的合并最终产生了犁耕农业。从那时起直至前不久的漫长历史之主线就是发展这些技艺，以及这些技艺曲折艰难地传遍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自探险时期后发现和研究的初民社会，实际上是更为先进的技术尚未传播到的飞地；他们是过去岁月的残迹，也是现代人类的多样性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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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世界上现存的初民，既不是古代社会精确的复制，也不是博物馆中凝固不变的陈列品。他们只是受到他们技术的局限，对这些局限的研究和分析揭示了古代社会生活的全部要旨。我们知道，在农业出现之前既无城市也没有国家，这样的社会形式要求高生产力和相当稠密的人口。史前考古学发现的人类遗存由物质制品构成，我们可以从这些线索去推测和了解远古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是以民族志知识为基础的推理过程。我们由此并没有发现真正社会规范的踪迹，但我们可以从房屋的大小、设计和式样的分布，得知关于家庭生活的许多知识。再者，现有的全部社会人类学研究告诉我们，如果人们的技术原始，那么他们的社会主要地即是由亲属关系构成。于是，我们即以现代初民社会的知识作为揭示过去的线索。我们在经济活动领域内所进行的历史重构最为清晰，但对社会、政治和宗教生活领域的变化情形所得甚多。探索人类文化在其所有形式和序列——即文化进化问题——上的展现过程，是人类学中最为持久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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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单线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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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进化是19世纪人类学的主题，尔后作为一个不那么热闹的关注兴趣一直延续至今。大部分早期进化理论的特征是宏大论述与想象，在概念化所映出的斑斓色彩的背后，往往是不精确而脆弱的概括和证据不足。那时的研究是粗糙的，我们缺乏信息。但这看来是鼓励而不是阻碍了理论的发展。这个思想学派的特点之一在于他们的逻辑前提——几乎成了公理——是，所有的社会倾向于经由同样的阶段，每个阶段皆有其特定的制度；即每一个群体都会或应该以严格的次序发展。于是，进化论者就认为现代初民是以往人类状况的精确的样本，从他们的文化中发现了从前的进化阶段保留下来的古代风俗的残存之物的凝固的片断。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见到的，所有父母辈长亲都被称作“父亲”与“母亲”的夏威夷亲属制度被认为是原始的男女混交时代的遗留物。这种方法的自然推论就是，这些尚未进化至文明的社会在达到文明之前，必然要经由所有的过渡阶段。确实还有例外，但每一个都要求作出特殊的解释。醉心于把所有非西方世界都简化成殖民地的欧洲，以及还在忙于制服印第安人的美国，与这种理论情投意合，因为它为那种认为土著居民尚未进入到自主阶段这一论据提供了伪科学的基础。即使在非洲殖民地获得独立的1960年左右的前几年，在非洲还能听到这样的议论：“或许在一两个世纪内才可独立，但绝不在我们这个时代。”其中隐含了这样的信条：通往未来并无捷径，要达到下一阶段，就必须在进化的道路上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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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与文化的进化过程中设定一系列前后相继的、所有社会都必须经由的阶梯，这种设定称之为“单线”进化。有些人会承认，特殊的环境会使某个社会偏离这条路线，但进化之次序一般被认为不仅是逻辑的基础，而且也是历史的基础。这在L．H．摩尔根的工作中尤为明显。摩尔根是亲属关系研究的奠基人，这一地位与他作为易洛魁人的研究者和进化论理论家的身份是相称的。在他的《古代社会》（1877）一书中，摩尔根描绘了一幅三个进化阶段的图景，即蒙昧、野蛮以及文明，各以一项技术为标志，各按某些特定的亲属制度组织起来。过程是复杂的，每一阶段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摩尔根将婚姻置于他的进化画面的中心。他认为，最早的阶段是原始的男女混交时期中的一段，或者是一种无婚姻状态，然后是群婚。接着通往多配偶制，最后是一夫一妻制。接踵而来的是亲属关系的特殊化，尔后是摩尔根视为婚姻之最高表现的美国中产阶级基督徒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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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摩尔根的图景中，婚姻形式是其他制度的决定因素。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是婚姻进化至今最晚期的以及最高级的形式，而早期的家庭形式则较为群体化。摩尔根论证道，群婚导致形成大家庭，由于配偶的多重性而无法确定父系。因而他相信，母系继嗣或母系氏族是最古老的社会形式。在尔后的人类历史中，犁耕农业带来了父系制。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一夫一妻的夫妇家庭开始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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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根是一位中产阶级的律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名声之所以留传至今，其中一个原因是，马克思怀着热切的心情读了这本书，而后来恩格斯正是在这本书的促动下写成了发表于1884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两位伟大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在摩尔根的论点中找到了他们的某些观念的根据，在第六章中我已说明了这一点，即在原始社会中不存在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之发展是出现阶级分化和国家的前提。然而，摩尔根却不是唯物论者，他所描绘的整幅图景，特别是关于早期进化的部分，并没有系统地论证经济学或生态学的因果关系。他并没有以物质条件来解释群婚；因而人们就必须假定，他之所以阐述没有可信证据的这一阶段，完全是因为它紧接着原始的乱婚，而与现代婚姻又有天壤之别。至于假定母系氏族——他认为这在蒙昧时期是普遍的——在时间上更早些，其根据建立在差不多与对于父系社会同样无知的基础之上。摩尔根还认为，族外通婚制的流行是由于假设无血统关系者婚配之后裔在生物学上更为优越。他无视这样的事实，即族外通婚制只是对于某些亲戚而言是非近亲婚配的，但它常常对于另一些亲属而言又是近亲婚配的。实际上，摩尔根，以及当时绝大多数进化论者，对于文化之进化并无一致的普遍理论。虽然如此，他们却建立了他们赋予时代意义的广泛的类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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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前10年间，进化理论受到一批新的专职职业人类学家强有力的批评。从经验出发的社会科学家取代了绅士型学者。批评的一个方面来自英国，来自A．R．拉德克利夫-布朗和B．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他们都摒弃由文化遗存来追溯古代人类史的做法，认为这不过是简单的“臆想历史”。他们坚持认为，文化的各种项目之所以延续至今，是由于它们具有现代的功能，而不是因为它们是远古的已死寂的遗迹。在第四章里我们已述及，拉德克利夫-布朗研究非洲社会母亲之兄弟的角色，实际上驳斥了进化观念，后者认为在父系社会中，男子与其母亲之兄弟间亲切而紧密的特殊纽带是早先母系时期的遗风。拉德克利夫-布朗令人信服地证明，舅权（avunculate）既符合逻辑，又适宜于父系制度的运转。认为这是先前母系社会的属性，纯系无稽之谈，没有经验基础。这一批评在英国大获全胜。然而功能主义对现代的强调也带来了不利的一面；其中一个较为不幸的后果是对历史失去兴趣，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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