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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非洲，走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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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假说（有时称为“走出非洲”假说）主要依赖于对现代人类进行基因对比，但是它也宣称自己的理论和现存的骨骼证据相吻合。该假说的理论基点，始于我们发现现代人类族群之间的基因非常相似，相似到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人类已经进化了超过25万年。这种假说认为，现代人类均起源于生活在距今约25万年前的少数共同祖先。今天，人类最丰富的基因多样性出现在非洲。这就表明，非洲可能是人类的起源地，在迁移到世界各地之前，远古人类在那里居住的时间最长。如果“走出非洲”假说无误，那么现代人类都是从生活在非洲的“直立人”之后的某个形态进化而来的。这个新人种很可能是在某个孤立的群体中快速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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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非洲”假说本身就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认为，尽管现代人类从距今约25万年的非洲进化而来，但那些明显属于人类行为的最早证据（包括先进的狩猎技术和多种多样的艺术活动）仅有5万到6万年的历史。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包括考古学家理查德·克莱恩（Richard Klein）和其他一些专业人士。从这种观点来看，直到某些细微的基因变化使得人类普遍拥有现代性的语言能力之前，人类还算不上真正的人类，人类历史也还没有真正开始。“走出非洲”假说的这一版本，主要依据新式工具和手工制品的传播，这一点在大约5万年前的亚欧大陆的考古研究中可以明显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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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走出非洲”假说的一些支持者提出，由于学者们进行的考古研究多在亚欧地区，而非假定的现代人类的诞生地非洲，因此上述变化的重要性可能被人为夸大了。在对现有的来自非洲的考古物证进行仔细分析后，人类学家莎莉·麦克布里雅蒂（Sally McBrearty）和艾莉森·布鲁克斯（Alison Brooks）指出，非洲典型人类活动的考古物证可以追溯至20万至30万年前，这和我们发现的最早的人类骸骨是符合的。如果麦克布里雅蒂和布鲁克斯是正确的，那人类最早应该出现在距今20万至30万年前的非洲，这个时期也是人类历史真正的开端。我们在这本《极简人类史》中采用的历史分期正是基于这些发现。我们暂时采纳这种说法，即最早的人类出现在距今约25万年前，这也标志着人类历史的开端。但是，我们必须牢记，这个年代可能会被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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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使我们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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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使我们和其他物种截然不同？什么使人类历史和其他动物的历史截然不同？对于这些根本性问题，从古至今有很多回答。现代人的回答包括：我们有两足直立行走的能力；我们会使用工具；我们能有计划、有步骤地狩猎；我们有不同寻常的超级大脑。遗憾的是，随着对与人类亲缘相近物种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我们发现这些特质在人类近亲（如黑猩猩）身上也有某种程度的呈现。例如，第一位在自然状态下研究黑猩猩的现代动物学家简·古道尔（Jane Goodall）就很快发现，黑猩猩也能制作和使用工具，而且也会狩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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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人类主要区别于其他近亲物种最有力的标志就是语言符号了。尽管许多动物都可以通过各种原始方式与同类交流并分享信息，但只有人类是唯一可以使用语言符号进行交流的生物。语言符号是一个将人造符号用语法联系起来的系统，能够创造出无限的准确话语。语言符号极大地提高了人类交流的准确性，拓展了人类交流的思想和领域。语言符号第一次赋予了人类神奇的能力，让我们可以谈论那些我们没有亲眼见到的事物（比如经历、发生在过去和未来的事情），以及那些我们不确定是否存在的事物（比如灵魂、魔鬼和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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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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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人类交流系统如何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想想你从家到学校的路线，对沿途的事物你了解多少，又作何感想？现在问问自己：“我头脑中的这些思想、观念，有哪些不是别人通过书面或口头的方式装进我脑袋里的？我每天使用的这些物件中，有哪些是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就可以独立发明出来的？”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他人的经验和思想对你我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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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社会，石器是重要的生产工具，由于制造石器的技术比较复杂，原始人类需要借助语言符号，交流并传播这一技术。在石器制造水平较高的阿舍利文化中，原始语言（主要是一些基本的符号）是重要的推动力之一。石器制造促使人类产生语言，语言的产生加快了知识积累，进而推动生产技术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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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交流系统在效率、范围和准确性方面突然提高，这使得人们可以将自己所学更多地与他人分享。这样，知识的积累速度开始远远超过其流失速度。知识和经验不会随着一个人或者一代人的死亡消失，而是为下一代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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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每一代人都继承了前人积累的知识。随着知识积累的不断增长，后人得以采取不同方式，利用这些知识适应多样的环境。除人类以外，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只有在整个物种的基因构成发生改变时，其行为才会发生重大变化。而人类却不用等基因发生改变，就可以对自己的行为做出重大调整。这种“群体学习”的积累过程，解释了为何人类会拥有超凡能力，并得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它同时也阐明了人类历史为何拥有独特的活力。在人类历史中，文化超越了自然选择，成为变革的首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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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论提示我们，要追问人类历史的开端，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早期人类遗骸的解剖学分析，还要注意那些标志着语言符号和技术积累的考古证据。麦克布里雅蒂和布鲁克斯的发现，正是将符号活动能力的早期证物（如研磨颜料以用于身体彩绘的遗迹）和石器技术重大变革的早期证物（如多种直立人族群所掌握的石器技术的消失）与新物种“赫尔梅人”（Homo helmei）的出现联系起来。这个物种的骨骸和现代人高度相似，以至于最终我们可能只能将其并入自己这个物种——现代智人。大约在30万年至20万年前，能证明这些变化的解剖学证据、技术工艺证据以及文化证据就在非洲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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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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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狩猎时代的考古学证据非常稀少，以至于我们对早期人类生活方式的理解主要依赖于对现代采集狩猎部落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事实上，采集狩猎生产模式的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由人类学家理查德·李（Richard Lee）首先提出的，而这正是基于他对非洲南部采集狩猎部落的研究。尽管如此，少之又少的考古学证据可以用来规范现代人类学研究提出的一些归纳性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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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为数不多的采集狩猎时代遗迹，以及我们已知的现代采集狩猎者的生活方式和技术工艺来看，我们可以确信，如果以现代标准来衡量，他们的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那时的人类每天从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中获取的热量很难超过3 000卡路里，而这是一个成年人类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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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意味着以后来的标准来看，当时的人口密度非常低，平均每平方千米不足1人。这意味着少量的人口散布在广阔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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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研究显示，采集狩猎者可能会有意识地控制人口增长，以避免对土地的过度利用。研究还显示，采集狩猎者可以利用多种方式控制人口增长：如通过延长母乳喂养实现避孕；使用各种堕胎术；有时，甚至会杀死过多的儿童，或者让年老、患病等身体不够健康的成员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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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每个采集狩猎部落都需要一个大的区域维持其基本生存，和现代采集狩猎者类似，远古采集狩猎者可能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由几个关系密切的成员组成的小型部族中。大多数小型部族属于游牧性质，你必须步行很长距离，才能走遍你自己的大片部族领地！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确认，临近的部落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比如，几乎所有的人类部族都鼓励成员与外族通婚，以远离自己的直系血亲。采集狩猎部落定期与邻近部落会面，彼此交换礼物和故事，举行各种仪式，一起载歌载舞，共同解决争端。在这种聚会（可能类似于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歌舞会）上，来自不同部落的男男女女会自发地或通过正式的婚约走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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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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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交流意味着每个部落在邻近部落中都有亲属，这就确保了邻近族群之间休戚与共的团结意识和语言之间的相互重叠。血缘亲情结成的纽带造就了地区交流网络，使邻近部落间的人员、物质和思想交流更加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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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现代采集狩猎社会的研究显示，家庭和血缘观念为考量和组织社会关系提供了首要方式。事实上，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1982）一书中，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就建议将小型社会描述为“血缘秩序社会”。家族就是社会。这一点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来说，恐怕难以理解。血缘和家族观念为行为和礼仪提供了准则，要在当时的世界生存下去，这是十分必要的：那时大多数部落人数不多，没有几个人能在一生中有幸见到几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