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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幅图对比显示了近现代城镇的沿革。左图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新阿姆斯特丹城市地图，创作于1660年。新阿姆斯特丹原是荷兰殖民者从美洲印第安人手中购买的岛屿曼哈顿，后来改称纽约。右图是工业化后期曼哈顿的城市俯瞰图，大致延续了左图的城市规划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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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复杂和强大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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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的增长及人们之间互相联系的加强，更加复杂的管理方式势在必行，这是政府体制变革的原因。前现代的政府乐于关注战争和税务，让他们的民众几乎毫无拘束地自由谋生；但现代国家面临的管理任务更加错综复杂，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调节和管控管辖范围内民众的生活。现代国家庞大的官僚机构是现代革命最重要的产物之一。民主政体也是一样，它让政府机构能够及时调整政策，更加贴近其统治的广大群体的需求和能力。民族主义这种公民对政府在情感和理智上的密切认同，是政府与其统治下的民众之间新型关系的另一个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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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民族主义的发展表明现代政府越来越不愿意依靠武力实现自身意愿，相比农耕时代的统治者，现代政府更多地使用行政和强制权力。农耕时代的政府从未尝试掌控子民的出生、死亡与收入数据，或是实施义务教育，而现代政府将这些重任作为日常事务对待。现代国家甚至能比农耕时代最大的帝国更有效和更大规模地使用暴力。18世纪的大炮可以摧毁一座房屋或杀死一群士兵；现代核武器则可以毁灭整个城市，伤亡数百万人，多种核武器一起使用可以在数小时之内终结人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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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在本质上的一个微妙变化，在于现代国家日益依赖于商业和经济上的成就而不是生硬的高压政治。他们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势力范围内社会的经济生产力水平，以至于现代政府必须充当有效的经济管理者。更多民主政府体制的建立、奴隶制重要性的降低、20世纪欧洲帝国的终结、1991年苏联计划经济的崩溃，以及1990年和1991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均反映出当权者越来越意识到：熟练的经济管理方式比农耕时代典型的粗暴的、具有强迫性的统治策略，更能有效地提高生产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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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建国初期，选举权受到财产、种族、性别等多种限制，主要是成年白人男性基督徒的特权。到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普通民众要求普选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图为1851年密苏里乡村选举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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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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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财富积累速度空前加快，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却在加大。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结果显示，1820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非洲国家人均值的3倍；截至1998年，这项比率上升至近20倍。但是，现代技术产生的部分效益得到了更广泛的分享。粮食生产供应情况和卫生条件的改善、疾病知识的增长、疫苗接种（19世纪）和抗生素（20世纪）的推广使用，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理解以下事实：人类历史上首次将婴幼儿期死亡率控制在如此低的水平，以致人类平均期望寿命翻了一倍还多，从1820年的约26岁上升到20世纪末的66岁左右。这些成果虽未普及，但世界各地都能感受到它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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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享有更多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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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许多地区已经重构了男女之间的关系。新能源淡化了雇佣关系里体力的重要性；新式避孕方法赋予男女在生育上更多的选择权；新技术，如用奶瓶喂养，允许父母更轻松地分担照料婴儿的重任。婴儿死亡率降低和新型社会化养老，减轻了为了养老而生育多个子女的压力。最后，城市化和商业化进程为女性和男性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妇女与传统的育儿者的角色不再紧密相关，这在工业化最发达的地区表现尤为明显。不过，性别不平等观念即使在深受现代革命影响的社会中依然存在。即便是在美国和西欧国家，女性的平均薪资水平都落后于男性。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在1992年接受计时工资的工人中，女性的时薪中位数仅占男性时薪中位数的79.4%；在全职蓝领和工薪族中，女性周薪中位数占男性周薪中位数的75.4%；1992年女性年薪中位数占男性年薪中位数的70.6%，这是可获得的最近年份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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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现代生活方式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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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革命最终摧毁了前现代生活方式。直至20世纪，独立的采集狩猎部落仍存在于世界各地。但20世纪末期，采集狩猎者无一生活在现代国家之外，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因为他们被强行带进了现代世界。农业耕作，这一贯穿农耕时代大多数人类成员的生活方式逐渐走向没落，因为小型农户无法与大型机械化生产的农场或工业化程度较高国家的商业化农户竞争。20世纪末，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农业耕作方式已经消失。即便是在其幸存地——如东亚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这种方式也正在衰落。这些变化趋势标志着形成于人类历史早期并随后盛行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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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现代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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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这些重大变化的关键原因是创新加速带来的人类劳动生产力的陡升。所以，要阐释现代化，我们有必要解释创新速度为何在近现代期间飙升。迄今为止还没有普遍认可的现代革命的起因，或者准确点说，人类历史创新的总体原因。但是，人们就某些较为重要的诱因达成了广泛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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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达勒姆郡东部的工业城市莫顿，这里原本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工业革命以后，该地因富藏煤炭资源，发展为一座工业城市。图中描绘的是19世纪中叶，这里工厂紧挨农田建立的场景，体现了农业社会不断后退，为工业社会让渡土地、人力等资源的历史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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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时代累积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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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现代革命明显建立在农耕时代累积的变革的根基之上。数千年的缓慢发展为农业和水资源管理、战争、采矿、金属工艺、交通与通信领域带来了递增式的技术改进。交通与通信领域的技术改进——例如操控性更强的舰船和活字印刷术的推广——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扩大了交流范围，并且确保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理念更自由地传播。征兵或征税这种大规模人力组织的方式在农耕时代也有进步。这些技术和组织方面的缓慢变化，在全球市场规模和领域稳步扩张的背景下，成为近现代更加迅猛变化的跳板，不过其发生方式至今尚未完全明晰。农耕时代的最后几百年间，变革的进程已经开始加速。1000年至1820年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呈近6倍的增长态势，而在之前的1 000年里，几乎毫无增势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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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社会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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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多数历史学家认同现代革命与更多商业社会的兴起有关。从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一直主张创新和商业活动存在紧密联系。亚当·斯密认为，大市场允许专业化分工的加强，这必将促进高效生产力的发展。同样重要的是，竞争型市场中参与买卖的企业家所面临的，是农耕时代的地主与政府通常可以避免的竞争方式。为维持生存，企业家不得不依靠生产并销售廉价商品以削弱竞争对手。这样做意味着贸易和生产要达到最高效率，通常也意味着寻求并引进最新技术。随着商品交换的扩散，雇佣工人的数量也在增加，即那些依靠自身劳动力进入市场的人。由于他们相互之间竞争上岗，雇佣工人也不得不担忧新进的廉价劳动力及其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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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发生在农耕时代的缓慢的社会商业化进程，很可能通过激发创新提高了生产力。随着企业家和工薪阶层财富、影响力及人数的增加，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对待创新的态度愈发开放，并且更容易接纳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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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性全球网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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