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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我写这本书的是我的朋友，也是一位编辑欧文（Irving Louis Horowitz）教授。他是杰出的社会学家、思想史学家，也是Transaction 出版社的社长兼主编以及《社会》杂志的发行人兼编辑。他在过去的几年里常敦促我出一本关于社区、社会和政体方面的选集。在摘选和编辑选入本书的作品过程中，我得到了他的大力帮助。我的读者和我都要在此对欧文教授表示深深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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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还要感谢和我长久合作的日本编辑、翻译上田生教授（Atsuo Ueda）。1998年，上田先生独自产生了选编《德鲁克管理思想精要》（The Essential Drucker）的构想，这本书分三篇：《德鲁克管理思想精要：个人篇》（Individual）、《德鲁克管理思想精要：管理篇》(Management)、《德鲁克管理思想精要：社会篇》(Society)。这本书于2000年在日本出版，此后，又分别在韩国、中国、阿根廷、墨西哥、西班牙和巴西以不同的语言出版了。《德鲁克管理思想精要：管理篇》中的文章原是上田教授选编出来准备在日本出版的《德鲁克管理思想精要》第二篇，这本书的英文版于2001年在美国、英国出版，随后，该书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分别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荷兰、波兰、捷克共和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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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用了上田教授选编的一些——应该说不少——文章，而且对它们进行了不同的编辑。不过绝大多数的选文都是专门为本书挑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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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170251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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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第一部分 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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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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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的未来》（1942年）是我写的第二本书，但是这本书是第一本我在美国构思和完成的书，也就是在1937年早期我从伦敦来到纽约为一组英国报纸担任特写专栏作者之后所写的。这本书的前身，《经济人的终结》（该书的摘选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是1938年的秋天在英国出版的，并于1939年的早春在美国出版。虽然这本书是在美国最终完成的，但是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在我离开欧洲之前就完成了。实际上，其中的一部分（就是预言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即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的这个部分）实际上于1936年就已经在澳大利亚天主教创办的一本反纳粹杂志上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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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之际的美国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经济状况比起我刚刚离开的英国来说要糟糕很多，但是我一到美国就感到了——这是一种很深刻的冲击——美国社会的那种生机和健康。今天，在60多年之后，人们常常会指责新政（New Deal）对于振兴美国的经济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事实上，1937年的美国经济比起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接管美国之前更为不景气。今天我们的那句口号”这就是经济，蠢货”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是新政有意而公然地置”改革”（社会）于”复苏”（经济）之前，这就是共和党人对于新政的指责和批判的原因，但是选民们却一次又一次地热烈拥护这一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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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欧洲一样常常回首那段时期的经济。“萧条前期”被用来衡量所有的经济情况，但是美国的社会是朝前看的，而这无关于（或者说从一开始）政府的行动。每一所美国大学，甚至是最小的那种”农村大学”（cow college）都在实行教育改革和试验，涉及的内容从芝加哥大学的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倡导的回归中世纪的三文科[1]到由像黑山大学（Black Mountain College）这样的地方大肆宣扬的废除所有学科来”做自己的事”。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和保罗·蒂利克（Paul Tillich）在为新教的教堂摇旗呐喊，雅克·马里旦（Jacques Maritain）和新托马斯主义者们则为天主教堂助威。还有一些先行者们——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将军，还有纽约的长老会教徒和西奈山会员，在致力于将医院——曾经不过是穷人们死去的地方——转变成一个用来诊断和治疗的科学试验基地。以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为首的美国各大博物馆纷纷在实施改革，而且即使是很小的城市，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都在组建自己的交响乐团。美国的经济虽然正处于萧条时期，而美国的社会却在经历着真正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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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使我内心生发了疑问：《工业人的未来》应当针对哪方面的问题呢？什么是功能社会？在欧洲，社区的瓦解导致了极权主义，那么何种制度才能重建社区？不过《工业人的未来》没能回答这些问题，我至今仍然在问这些问题，但是从那以后，我的疑问却为我其他关于社区、社会和政体的书籍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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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世纪学校的七种文科的较低一级划分，包括语法、逻辑学和修辞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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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1702515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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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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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第1章 从卢梭到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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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1942年的《工业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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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政治和历史文献信奉的一则公理就是我们的自由源自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这种信念不仅非常普遍，而且被广为接受，以至于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的后裔们为自己预先获取了自由的头衔而被称之为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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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对19世纪的自由做出了贡献，不过这是一种完全反面的贡献，它们就像是把旧社会结构的残骸炸掉的炸药，然而，对于19世纪的新社会结构的建立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相反，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直到当代的理性主义与自由恰恰是无法调和的。根本上，理性主义者们的自由主义是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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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历史上的最近200年间的每一次极权主义运动都发端于当时的自由主义。从卢梭到希特勒之间可以看到一条直线，他们所有的人从自己那个时代的理性论自由主义的失败中生发出来，他们所有的人也都保留了他们各自的自由主义信条的实质部分，也都运用了同样的机制来把潜在无效的理性主义者的极权主义转化成公开、有效的革命君主的极权主义。希特勒主义的源头不是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或者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而是本瑟姆（Bentham）和孔多赛（Condorcet），还有正统经济学家们（orthodox economist）和自由的宪政主义者，达尔文、弗洛伊德和行为主义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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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的一个伟大发现就是人类理性的绝对性，所有后来的自由主义信条和从卢梭开始的极权主义信条都是基于这个发现。罗伯斯庇尔安置了一尊理性女神像绝不仅仅是偶然的，虽然他运用象征主义的手法较之后来的革命者要更加直白，不过这之间差别不大。法国大革命时期选择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充当理性女神的角色也并非偶然，理性主义哲学的整个要点正是它相信一个活着的人可以达到绝对理性的完美境界，然而象征和口号已经改变。1750年时“科学的哲学家”被视为至高无上，而100年后，那些主张经济功利主义和“快乐-痛苦计算原则”（pleasure-pain calculus）的社会学家被奉为了圣贤，今天又换成了主张种族和宣传决定论的“科学心理生物学家”。但是，我们今天反对的极权主义的绝对主义与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派，即1750年的理性主义者时期形成的绝对主义基本相同，这种绝对主义第一次导致了1793年恐怖统治时期的革命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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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必须明白的是不是所有叫做自由主义的事物都属于绝对主义信条。虽然每一次自由运动都包含着极权主义哲学的种子，这正如每一次保守运动都包含着成为反动运动的倾向。在欧洲大陆，没有哪次自由运动或者哪个自由主义政党的根本信念不是极权主义性质的。在美国，极权主义的因素从一开始就很强烈地显示出来，这既是基于欧洲的影响也是由于清教的传统。而且，自从不是最近的战争以来，所有的自由主义都变成了绝对主义。今天，几乎可以毫无保留地说，自由主义者因其客观的信条而成为一个绝对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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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1914年前的100年里，在大英帝国掀起的自由主义运动不是绝对主义，它与自由既不相称，也不是基于某个人造的绝对理由。在同一时期的美国存在着一种自由主义的传统，它和英国的自由主义相当接近，也是反对绝对主义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和反极权主义的传统被霍姆斯大法官（Mr.Justice Holmes）表达得淋漓尽致，然而却不是美国的主流自由主义传统，它常常完全被绝对主义的自由主义所遮蔽，奴隶制度废除论者和南部重建时期的激进共和党人[1]就是绝对主义自由主义的绝佳代表人物。然而，在19世纪的林肯，制造了一个最伟大的反绝对主义和真正的自由主义的象征。人民党主义[2]当时已起到了很好的政治效果，它堪称自共和党早期以来的一次最本土化的美国政治运动。而新政，虽然基本上被理性主义所控制，但也由于人民党主义的传统而具有吸引力和政治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