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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年里，人们对“革命”这个话题谈论很多，“革命”这个词的意义却是抢座位游戏。《经济人的终结》这本书是第一本认为这无非意味着把《伊索寓言》里的专制君主（King Stork）换成《伊索寓言》里有名无实的国王（King Log），而且这也意味着新的统治者将被迫中止现存权力和制度的模式。这种看法自奥威尔的作品《1984》[3]，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新阶级》之后变得很普遍。但是在30年前，我的这种观点还是非常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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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我们真正经历的一切在那个时代看来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富强的欧洲的重新崛起，在世界范围的私有企业和私人管理的公司内形成的经济企业家精神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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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我意识到当代人看来“不可避免的革命”其实不可能发生时，我也意识到新的极权主义，尤其是德国的纳粹主义，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其目的是为了推翻比经济组织更基础的东西：比如，价值观、信仰和基本的道德观。这场革命让绝望代替希望，魔法代替理性，令人恐怖的嗜血而狂热的暴力代替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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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的终结》意在对一场深刻危机做出具体的社会和政治分析。它不是一本“历史”书，而且也不是作为历史书来写的，但是，该书绝不是在“报道”所发生的事件，它是在试图理解这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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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今天再来读这本书时，也许可以把它当成是那个时代的一幅画像，或者是在读对那段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噩梦般的岁月的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已然成为普遍的现实，但是对于30年之后的我们来说几乎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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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69年的读者来说，1939年最令人吃惊的事情可能会是欧洲在当时是世界事务的中心。这本书的作者，我本人，当时居住在美国，在自己的家里，陷入了对于政治和经济的深思之中。当这本书出版之际，我实际上在教授美国历史和美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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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本书理所当然地认为发生在欧洲的一切意义重大而且起决定性作用。《经济人的终结》当然好几次提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下的美国。而且，本书的作者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地，而且也是很正确地希望美国能够不受正在毁灭欧洲的传染病的影响，并且可以通过美国自己的体系和社会来战胜这种疾病。即便如此，当时的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很明显是处于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世界的命运与岌岌可危的欧洲的命运一脉相承，而且也掌握在欧洲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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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样的一种观点将会是不可设想的，然而在30年前，欧洲的确就是世界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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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人的终结》这本书里还谈到20世纪30年代最后的现实，即那个时代完全缺乏领导人才。当然，政治舞台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人物，看上去好像在狂热工作的政治家比任何时代都多。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是非常体面的人物，有些政治家还非常能干，但是大多数的政治家们都是悲惨的小人物。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能力平平的政治人物都会显得很夺目，而那些恶棍们、祭司、卖国贼们，是政治舞台上的侏儒，他们卑劣的背叛行径大都是由于愚蠢的失算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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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读者可能会抗议说，“但是，你遗忘了丘吉尔。”毫无疑问，丘吉尔在欧洲政坛上的崛起，还有与极权主义恶势力作斗争的事实都是非同小可的事件。用丘吉尔说过的一句话来形容，这是“命运的转折点”。今天的读者非常有可能低估了丘吉尔的重要性。敦刻尔克大撤退和法国沦陷之后，直到丘吉尔掌权成为自由民众的领袖之前，希特勒都在毫无阻拦地前进。而当丘吉尔上台之后，希特勒永远地倒下了，再也没有重新获得他曾有过的那种把握时机或者不可思议的料事如神、先发制敌的能力。20世纪30年代那些精明的盘算者们成为20世纪40年代无所顾忌的鲁莽的人们。在那件事发生了30年之后的今天，人们难以意识到如果没有丘吉尔的话，美国很可能会甘心看着纳粹统治欧洲和欧洲还未受到战事影响的殖民王国。而且，如果不是丘吉尔早在一年前破除了纳粹不败的魔咒，俄国也很可能不会抵抗纳粹的入侵。丘吉尔给予欧洲的正是欧洲当时需要的：道德威信、对价值观的信奉和对合理行动代表的正义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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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都是后见之明了。丘吉尔不仅出现在《经济人的终结》这本书里，而且我在本书中表达了对他的敬意。当我现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怀疑自己当时的确在偷偷期待温斯顿·丘吉尔真正成为政治领袖。而且，我从来没有对那些虚假的领袖比如法国的贝当元帅（Marshal Pétain）有过任何同情，当时有许多见多识广的人，比如在华盛顿，罗斯福的很多跟随者在盼望着对他的宣判。然而，在1939年之际，丘吉尔还只是一个可能性：一个没有权力而且马上快70岁的老人；尽管热情洋溢，但仍让听众感到乏味的无人相信的预言家；失败过两次的政治家，虽然他在反击时表现出杰出的才华，却不能很好地胜任政府的工作。我知道这一点令人很难相信，即使是在1940年，当由于法国的沦陷和敦刻尔克大撤退发生时，签订《慕尼黑协议》的人纷纷被慕尼黑人（“Men of Munich”）扫下台时，丘吉尔都绝不是那个既定的继任者，但是我们现在确切地知道当时有几个人被考虑出任首相一职，而且其中的一两个更是处在有利的位置上，而且几乎得到了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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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于1940年当选首相，那是发生在本书出版一年以后的事，这无异于是对《经济人的终结》书中祈祷和希望的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观念的重申。不过在1939年时，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有祈祷和希望，而我们面对的现实是缺乏领导人才、缺乏肯定、缺乏坚守价值观和原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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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英国的预备军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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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基督教思想家，存在主义的先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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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奥威尔·乔治（Orwell George，1903—1950）：英国作家，其极富想象力的小说猛烈攻击极权主义并表达了对社会平等的关注。作品包括1945年发表的《兽园》和1949年发表的《1984》。——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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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170251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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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第三部分 政府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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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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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作品当中，最具政治影响力的要数发表于1969年的《不连续的时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中的一个章节”政府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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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撒切尔夫人数次在公开场合说过的那样，她制定的政策有很多是基于”政府的疾病”这个章节，举例说，撒切尔夫人发明并倡导”私人化”（privatization）的概念，而我最初是称之为”重新私人化”（re-privatization）。这个观点成了撒切尔夫人政治观点的核心部分，即一个政府如果想要有效地管理国家，它就必须停止”亲力亲为”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制定政策、做决定、建立标准体系和国家的远景规划方面，也就是，要集中精力在国家的统治上。日本在1970～1980年这个时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据当时的日本首相说，“政府的疾病”这一章节也在日本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提供了依据。事实上，他在1970年的新年致词的大部分都在谈论我的这本书（尤其是”政府的疾病”这个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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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些政治反响都是时势所致。其实这一章节中提到的内容我以前就说过好几次，比如，在我那本1949年出版的《新社会》一书中我就说过，但是当时没人注意我的这些观点。而且事实上，如果我说的这些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的话，那也是一种误解，人们认为我是在为一个无能的政府辩护而不是在为一个高效的政府呼吁。50多年的时间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0年撒切尔夫人注意到我的理论——人们似乎都相信一个政府越庞大，做的事情越多，那么它就会越有效。在这50年里，整个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仿佛受到了政府的催眠，它们相信一项任务如果由政府来处理就相当于已经完成了。持这种观点的不仅仅是民主国家，在极权主义国家也是一样——民主国家和极权主义国家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对于个人的权力有不同的理解，而不是它们对于政府或国家的执政能力的理解。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已经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出政府在做事情方面的无能，这使得人们开始接受关于政府局限性的讨论——这也是”政府的疾病”这一章的话题。几年后，在我那本1989年出版的书《新现实》里，我预言了苏联的解体。可以看得出来，在长达将近300年的时间里发达国家的人们，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也一样，期待着有一种社会信条，比如说资本主义或者是马克思主义，能够解决所有社区、社会和政体的问题。在这一部分的第5章”从民族国家到巨型国家”（这篇文章发表于1993年出版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展现了导致巨型国家的基本历史发展状况，也谈到了导致”政府的疾病”的基本历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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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170251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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