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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党人接管了各种社会机构。但在民主国家中，政府的功能仍然只是保证偿付或至多是提供偿付，大体上它仍然不插手实际的社会工作或不强制公民保持恰当的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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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国家从一个提供者（provider）变成了一个管理者（manager）。传统福利国家采取的最后一项措施，也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一项措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颁布的《美国现役军人权利法案》，它资助每个回国的美国退役军人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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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政府并没有指定退役军人应该上哪所大学，政府也没有去经营任何大学，它只是向退役军人提供上大学的经费，由退役军人自己决定上哪所大学并学习什么专业，而且任何大学也都有权决定是否接受他们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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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不久即出台的另一项大型社会项目是“英国国民保健署”，它是（除极权主义国家之外）第一次使得政府扮演了超越保险者和提供者的角色，不过不是完全地充当这种角色。作为政府部门的“国民保健署”承担着保险的功能，它向治疗病人的医生偿付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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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医生并没有成为政府的雇员，病人在选择医生方面也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然而另一方面，“国民保健署”所管辖的医院和医院治疗则被政府接管。在医院工作的人员变成了政府的雇员，政府实际上管理医院，这就使政府向社会领域中的角色迈出了第一步。政府不再是规则的制定者、促进者、承保人和支付人，它变成了实施者和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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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0年时，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已认同了这样一种学说：政府是处理所有社会问题和所有社会任务的理想机构。事实上，非政府的私人活动在社会领域中变成了可疑的东西，乃至被所谓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是“反动的”、“歧视性的”。在美国，政府成为社会领域的实施者，美国通过政府举措或指令以期改变一个多民族社会里人们的行为。到目前为止，美国是唯一一个（除了极权主义国家之外）通过政府的指令来改变社会价值观和个人的行为以消灭种族、年龄或者性别歧视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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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末时，民族国家正在逐渐成为一个经济机构。美国迈出了最初的步伐，它不仅发明了政府制定的商业管制制度，而且还开创了政府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新企业拥有权的先河。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对诸如银行业、铁路、电力和电话的商业管制便逐渐在美国得以建立。这类政府管制是19世纪最原创的政治发明之一，并且在最初获得了巨大成功，它从一开始就显然被视为介于“不受束缚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第三条道路”，并被认为是对资本主义和技术的迅速扩展所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做出的一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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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之后，美国开始将一些企业归为政府所有——最初是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时威廉·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领导下的内布拉斯加州。又过了数年之后，在1897～1900年间，维也纳的市长卢埃格尔（Karl Lueger，1844—1910）没收了奥地利首都的市内有轨电车公司、电力公司和煤气公司并将其纳入市政府所有。就像反对社会主义的俾斯麦一样，布莱恩与卢埃格尔也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两人都是美国所谓的“平民党人”，并且把政府所有权视为平息正在迅速升级的“资本家”与“劳工”的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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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19世纪极少有人，其实直到1929年之前都极少有人，相信，政府能够或应当管理经济，更不必说政府能够或应当控制经济衰退和萧条了。大部分经济学家都相信，市场经济是可以“自我调节的”。甚至社会主义者也相信，私有财产一旦废除，经济就会进行自我调节。人们认为民族国家及其政府的任务是去维护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气候”——通过保持货币稳定、低税收以及厉行节俭和鼓励储蓄。经济“气候”或者说经济“波动”，其实是无人能够控制的，其原因仅仅是，导致这些波动的事件往往是世界市场的事件而不是民族国家内部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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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使人们相信，民族国家的政府能够并且应当控制经济气候。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第一个断言，民族国家的经济是独立于世界经济的，至少在中等大小的国家和大国中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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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还声称，这种独立的国家经济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政策，更简要地说，取决于政府的开支。今天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学派、供应学派和其他的后凯恩斯主义者）无论他们之间有多大的分歧，他们却在这两个信条上完全同意凯恩斯的观点，他们都认为民族国家及其政府能够掌握民族国家的经济并控制它的经济“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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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纪里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使民族国家演变成为“财政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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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历史上没有哪个政府可以做到——即使是在战争时期——从国民收入中获得超过5%或者6%的收入。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每一个交战国，即使是最穷的国家，也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可以从国民身上榨取无穷无尽的财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所有交战国的经济都货币化了。其结果是，其中最穷的两个国家，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几年战争之后通过征税和借用的手段，获得的收入比各自国家的国民年平均收入总和还要多。它们把长年积累的资本成功地转换成为战需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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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居住在奥地利的熊彼特立即明了了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但其他的经济学家和大多数政府却还需要再上一课：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从此以后，所有的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变成了“财政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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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都相信，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政府可以无限制地征税和借钱，因此，政府也可以无限制地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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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指出，只要是有经验的政府，政府预算过程都始于对可以获得的总收入的评估，也就是说收支必须平衡。然而政府需要花钱并且理由充分的时候几乎是没有止境的，政府的花销也因此没有止境，所以预算的过程大都是决定钱不花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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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明白收入是有限的这个道理，无论是民主国家的政府还是像俄国沙皇这样的专制政府，在运作当中都受到极大的约束。这些限制使政府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机构或经济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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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可以更为明显地看到，预算过程事实上成了对一切政府开销开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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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政府或政治社会能够获得的东西要以公民社会的允许为前提，而且，仅仅局限于国民收入的几个百分点这样一个非常小的范围之内，在这个范围之内政府可以实施货币化。唯有这个数目能够纳入税收和借款，并成为政府的收入。而新的分配方式则假定，政府能够获得无限的收入，因此，政府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并且可以塑造公民社会。最重要的是，通过税收和支出，政府可以重新分配社会的收入；通过资金的力量，政府能够按照政治家的设想塑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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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政府作为经济的管理者以及财政国家，全都起源于社会经济问题和社会经济的理论。而从民族国家最后演变为“巨型国家”或“冷战国家”，则是出于对技术做出的一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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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演变起源于19世纪90年代的德国，当时它决定在和平时期建造一支庞大的具有震慑力的海军力量，这引发了军备竞赛。德国人知道自己正在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而且实际上，大多数政治家也反对这个决定。但德国的海军将官们确信，技术使他们别无选择。现代的海军意味着装甲战舰，而这样的战舰必须要在和平时期建造。传统的政策已经说明，等待战争的爆发将意味着等待太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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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1500年开始，骑士已经变得落伍，而人们更多地开始拿起在和平时期也没有耽误生产或者未经改造的武器投入战争当中。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大炮仍然在处于和平状态的工厂车间里生产，而且这些工厂车间在战事爆发之后很快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棉纺厂原来生产民用制品，一夜之间就改为生产军装。发生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两次大战，美国内战（1861～1865年）和普法战争（1870～1871年）几乎都是平民在参战，他们在上战场之前的几周才刚刚穿上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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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的德国海军上将们争辩说，现代技术已经把这一切都改变了。战争经济已经不再仅仅是和平经济的一种调整，它们之间要区别开来。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应该备有充足的武器和待命的士兵，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更长的准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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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的论点隐含的意思是防卫不再意味着保护公民社会与国民经济免遭战争。在现代技术的条件下，防卫意味着永远处于战争时期的社会和经济时期，这就是“冷战国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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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入20世纪最精明的政治观察家、法国社会党领导人饶勒斯（Jean Jaurés，1859—1914）甚至在第一次世界之前就看出了这一点。威尔逊总统（1859—1924）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明白了这一点，因此他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盟”，即一个监测国家军备的长期组织。1923年流产的“华盛顿海军军备会议”是首次试图利用军事积累来控制军备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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