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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居住在奥地利的熊彼特立即明了了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但其他的经济学家和大多数政府却还需要再上一课：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从此以后，所有的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变成了“财政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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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都相信，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政府可以无限制地征税和借钱，因此，政府也可以无限制地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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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指出，只要是有经验的政府，政府预算过程都始于对可以获得的总收入的评估，也就是说收支必须平衡。然而政府需要花钱并且理由充分的时候几乎是没有止境的，政府的花销也因此没有止境，所以预算的过程大都是决定钱不花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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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明白收入是有限的这个道理，无论是民主国家的政府还是像俄国沙皇这样的专制政府，在运作当中都受到极大的约束。这些限制使政府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机构或经济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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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可以更为明显地看到，预算过程事实上成了对一切政府开销开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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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政府或政治社会能够获得的东西要以公民社会的允许为前提，而且，仅仅局限于国民收入的几个百分点这样一个非常小的范围之内，在这个范围之内政府可以实施货币化。唯有这个数目能够纳入税收和借款，并成为政府的收入。而新的分配方式则假定，政府能够获得无限的收入，因此，政府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并且可以塑造公民社会。最重要的是，通过税收和支出，政府可以重新分配社会的收入；通过资金的力量，政府能够按照政治家的设想塑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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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政府作为经济的管理者以及财政国家，全都起源于社会经济问题和社会经济的理论。而从民族国家最后演变为“巨型国家”或“冷战国家”，则是出于对技术做出的一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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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演变起源于19世纪90年代的德国，当时它决定在和平时期建造一支庞大的具有震慑力的海军力量，这引发了军备竞赛。德国人知道自己正在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而且实际上，大多数政治家也反对这个决定。但德国的海军将官们确信，技术使他们别无选择。现代的海军意味着装甲战舰，而这样的战舰必须要在和平时期建造。传统的政策已经说明，等待战争的爆发将意味着等待太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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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1500年开始，骑士已经变得落伍，而人们更多地开始拿起在和平时期也没有耽误生产或者未经改造的武器投入战争当中。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大炮仍然在处于和平状态的工厂车间里生产，而且这些工厂车间在战事爆发之后很快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棉纺厂原来生产民用制品，一夜之间就改为生产军装。发生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两次大战，美国内战（1861～1865年）和普法战争（1870～1871年）几乎都是平民在参战，他们在上战场之前的几周才刚刚穿上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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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的德国海军上将们争辩说，现代技术已经把这一切都改变了。战争经济已经不再仅仅是和平经济的一种调整，它们之间要区别开来。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应该备有充足的武器和待命的士兵，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更长的准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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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的论点隐含的意思是防卫不再意味着保护公民社会与国民经济免遭战争。在现代技术的条件下，防卫意味着永远处于战争时期的社会和经济时期，这就是“冷战国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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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入20世纪最精明的政治观察家、法国社会党领导人饶勒斯（Jean Jaurés，1859—1914）甚至在第一次世界之前就看出了这一点。威尔逊总统（1859—1924）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明白了这一点，因此他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盟”，即一个监测国家军备的长期组织。1923年流产的“华盛顿海军军备会议”是首次试图利用军事积累来控制军备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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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试图回到一种“正常的”和平时期状态，它试图尽快、尽可能完全地解除武装，但是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迎来的“冷战”改变了这一切。自那时以来，冷战国家成了国际政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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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0年时，“巨型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已成为发达国家中的一个政治现实：它是社会机构、经济的掌管者、财政国家，同时在大多数国家中也是“冷战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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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一个例外的国家。无论“日本公司”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不过西方人对这个词语通常的理解都不正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人没有采取成为冷战国家的策略，他们的政府也没有尝试去成为经济或社会的掌管者。在遭受战争的惨败之后，日本政府所做的努力是在19世纪传统的基础上重建新的日本。当然，在军事方面，日本由于战败别无选择，但是日本几乎没有设立任何的社会项目。事实上，直到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使工业私有化，日本是唯一的一个在最先由国家拥有各个行业（比如钢铁业）之后又回到私有制的道路上来的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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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传统的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政治理论来看待日本的话，日本肯定会被视为是一个“中央经济统制论”（statist）国家。不过，日本的中央经济统治方式正是1880年或1890年的德国或法国相较于当时的英国或者美国的那种方式，它拥有庞大的文官体系（虽然从比例上讲不比英语国家的文官体系大）。政府的工作备受人们的尊敬，这就如同1890年的德国、奥匈帝国，或者是法国所享有的那种尊敬类似。日本的政府和大企业紧密合作，而且，在这方面也和欧洲大陆的政府在19世纪晚期和经济利益单位合作的方式很相似，而且，与美国政府在20世纪之交和商业企业、农场合作的做法也颇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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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巨型国家被认为是一种模式（如果通过现实而不是理论来判断政治体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政府在众多的国家政府中扮演着一个最克制的角色。按照19世纪传统的观点来看，日本政府的权力极大，但是相比其他已经进入20世纪的政府来说，它就显得极为渺小了。日本的政府至今仍然主要充当卫士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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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日本是个例外，整个发达国家世界的潮流仍然是向着巨型国家的趋势在发展，发展中国家也在紧随其后。一个分崩离析的王国刚刚组成了一个新的国家，接下来马上就会采取新的军事政策，在和平时期建立储备军事力量，并且制造，至少是努力获取战争爆发时需要的先进的武器。政府也会致力于对社会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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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政府就会通过税收机制来重新分配收入。最终，几乎毫无例外，政府会努力成为国家经济的掌管者，或者是经济的主要拥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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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政治、知识界和宗教自由，极权主义国家和民主国家形成了绝对的反差，但是如果说到政府的根本理论，两种国家之间的区别只是程度上的而不是类别上的。民主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怎么去处理事情；如果来看它们做了什么事情的话，和极权主义国家之间的区别就很小了。两种国家的共同之处是都认为政府是社会和经济的主宰，而且它们都认为和平就意味着“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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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型国家是否奏效了呢？在极权主义国家，比如纳粹德国，巨型国家的形式以一种最为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也遭到了完全的、无法挽回的失败。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冷战国家的形式在苏联获得了军事上的成效。在40年里，苏联都是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但是由于建立军事优势使得苏联的经济和社会不堪重负，而且过分注重军事力量的建设毫无疑问是导致整个苏联最终解体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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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巨型国家在西欧的发达国家和美国是否就奏效了呢？回答是：同样失败。在表现形式不那么极端的这些国家，巨型国家同样惨遭失败就如同在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惨遭失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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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型国家作为财政国家是其最不成功之处。没有哪个国家在成为财政国家以后成功地对于收入进行了再分配。事实上，帕累托法则[2]发现收入额分配在社会主要阶层的分配取决于国家经济生产力的水平。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富有活力，那么收入的平等性就越高；反之，经济越没有活力，收入的分配也就越不平等。于是，帕累托法则声称税收并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但是财政国家很多的举措都是基于这样的主张，即征税可以长期有效地改变收入的分配，但是我们在过去40年里的经验否定了这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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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显的例子是苏联。虽然苏联官方投身于建立平等的社会，它建立的却是一个对特权官员进行保护的庞大的社会体系（nomenklatura），这些特权阶级的收入远远高出社会其他的任何阶层，甚至比沙皇统治时期的富人阶层的收入都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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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经济越萧条，经济不平等的现象就越严重，而美国也是一个好例子。只要美国的生产力增长，这种增长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收入的分配也在不断朝着更为平等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富人变得更为富有，穷人也在很快地致富，中产阶级同样也更加富有。但是只要生产力的增长率下降或者增长停止，这种情况始于越南战争，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就会加剧，征税措施也无济于事。在尼克松和卡特执政时期对富人阶层征收高税，而在里根统治时期对富人的征税就轻很多，但是他们都没能改变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同样，在英国，虽然政府公开承诺要致力于平等主义，并且建立一个能够改善收入不平等现象的税收体系，然而在过去的30年里，当英国的经济生产力停止增长时，收入的分配也变得更加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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