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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同辈人，俄罗斯的赫鲁晓夫，同样也没有取得有效的政绩，尽管他深受人们的欢迎而且有着过人的胆识。反过来，那些深谙官僚体制的领袖们，尽管他们没有制定什么政策也没有领导才华，却可以做出成绩来，他们仿佛知道如何促使官僚机构去完成使命。但是，他们的手段无非是官僚机构最擅长的，就是把从前的一套重新包装在一个精美的盒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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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日益严重的不和谐，即表明拥有权力而实际上面临失控的冲突，也许是政府面临的最大危机。我们非常善于创立各种行政机构，不过事情常常是这些机构刚成立不久就已经走到了末路，于是，就需要政府给予“特权”，还有财政拨款以及纳税人的不断支持才能获得政治豁免。换言之，这些机构一经建立就开始违背公众意愿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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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0年，全世界只有不到50个拥有主权的国家——欧洲有20个，美洲20个，而世界其他地区总共有不到12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这个数字增加到大约60个。而现在，我们有160多个主权国家，而且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些“迷你型”的国家加入到主权国家的行列中来。只有在美洲大陆上的主权国家没有分裂成为更多的国家，在1900年时的那20来个国家现在大体仍然维持现状（除了在加勒比海地区出现了快速的分裂迹象）。新出现的一些主权国家非常大：印度、巴基斯坦，还有印度尼西亚。但是绝大多数的新主权国家都比中美一些国家还要小，也就是以前的人们谑称为“香蕉共和国”的那种小国家，这些国家因为太小而常常都无法履行主权国家责任。今天我们有好几十个“独立”国家人口都不到100万人，而且有些国家的人口的确就和一个大村子的人口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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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天平的另一边，我们也有“超级大国”，这些国家的规模和权力使得它们无法制定一个全国性的政策。这些国家参与所有的事情，到处忙活，常常因为一件非常小而不相关的政治事件而受到影响。但是政策是有关选择的，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决定什么不去干涉，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法去制定一个政策，即使是美国和俄罗斯也无法说：“我们不感兴趣。”这些超级大国是国际版本的福利国家，而且如同福利国家那样，它们无法区分事情的轻重缓急，也无法做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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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国的力量太过强大而不能随意使用。如果有个人只有用一把重达100吨的落锤来打一只苍蝇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无能为力了。所以，超级大国常常无一例外地会有过激的举动，比如俄罗斯在处理自己的卫星国家时，还有美国在处理刚果、圣多明各，也许还有越南的问题时的表现。然而它们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虽然它们的强大足以使它们消灭彼此，还要再加上我们这些其余的人，这却不是合乎政治使命的行为。它们由于太过强大也无法结盟；它们只能有附属国，尽管附属国的人们对此心怀仇恨。只有一个完全丧失了道德良心和自信的政府才会做出俄罗斯在1968年8月对捷克斯洛伐克做出的那种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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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针对国际事务的决定无法再照常规进行了。如今想通过谈判、咨询或者协议的方式来做出决定已经不可能。只有通过命令或者消灭来做决定。所以，在国际事务中，武力变得如此的重要。然而，武力又是那么的无用，除非来一次彻底可以毁灭人类的核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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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危险的世界里，在我们当今充满各种组织的多元化社会里，在当今世界的经济形势下，我们从来没有如此地需要一个强大、有效、真正有作为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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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政府作为组织社会的核心机构。我们需要一个机构可以表达共同的意愿、规划，并且使各个组织都能为社会和公民做出尽可能大的贡献，又可以表达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我们需要在国际事务中能出现强大、有效的政府，以便我们能够抛开主权来为世界社会和世界经济建立一个跨国家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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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差异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是力求一致，而是联合统一。我们不可能指望能超越社会存在的差异。各种不同的机构都有存在的理由，因为每一个机构都在执行着一个重要的经济使命。我们不能改变这些机构的自治形式。它们执行的任务使它们获得了自治权力，无论这种权力获得了政府的同意与否。我们因此要做的是创造一个统一的中心，而这样的中心只有一个强大、有效的政府才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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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对于政府来说天生就难办。由于设计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人民，政府就不善于创新。政府也不能真的放弃任何事情。当政府开始实施什么的时候，事情就定了型，不可更改了。较明智的政府不会去改变这个现状。因为政府在创新方面的无能其实是根植于政府的立法和必要的功能之中的，因为政府就是社会的保护和保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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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活动、安置和雇佣行为一经实施就立即成为政治程序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无论我们是谈论一个正在衰退的产业，比如，英国国有煤矿或者是欧洲和日本的政府所有的铁路，还是计划经济下的产业，情况都是如此。且不论斯大林的经济政策怎样，一旦要改变这些政策，就会马上想到那些生产力最低的行业，当然，这些行业的工人们收入最低、最缺乏技能，因此，也最“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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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政府项目都是错误、无效和具有破坏性的，实际上情况远非如此，但是即使是最好的政府项目最终都将失去它的效用。这时，政府的反应就很可能是：“让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再多投入一些，再多做点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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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一个蹩脚的管理者。政府出于必要总是要关注程序，因为出于必要的原因政府都庞大臃肿。政府也意识到它在掌管公共基金，所以必须要说清楚钱花在了什么地方。政府于是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官僚主义”，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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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府到底是“法治政府”还是“人治政府”还有待讨论，但是，每一个政府，从定义上来说，都是“形式多样的政府”，这就意味着政府不可避免地需要很大的开支。为了“控制”事情最后的10%，政府总是要花掉比前面那90%还要多的钱。如果政府要解释所有的事情，那么控制就会变得出奇的昂贵，然而，这就是人们一直以来指望政府去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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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不仅仅是“官僚”和繁文缛节，还有一个理由要合理得多，那就是“欺骗”。政府中存在“一点儿欺骗”的现象是一种具有腐蚀性的疾病，这种疾病会很快地传染给整个政府体制，然而欺骗的诱惑总是很难抵御。那些生活局促、收入平平的政府职员掌管着非常可观的政府基金。职位低下的政府官员却手握职权，掌握着对于他人——那些涉及建筑工程、无线电频道、航线、区划法律、建筑代码等——至关重要的合同和权益。因此，害怕政府的腐败是非常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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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也意味着政府的“官僚”和由此产生的高额支出都不能避免。一个政府如果不是一个“形式多样的政府”，那么它很快就会退化成为一个互相掠夺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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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做出重大的决策，并使这些决策奏效；集中社会的政治力量；使事情戏剧化；并做出最根本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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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政府的目的是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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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正如我们已经从其他机构那儿了解到的那样，和“实施”是相矛盾的。任何企图把统治和“实施”尽可能结合起来的尝试都会使政府丧失其决策能力。而且，任何企图让决策机构来“实施”的努力也意味着失败的“实施”，因为它们没有集中精力在“实施”上，而且它们不具备“实施”的能力，它们从根本上来讲和“实施”是不相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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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今天那些士兵、公务员、医院的行政工作者会向商业管理学习理念、原则和实务，这是很有道理的。在过去的30年，商业也在面临和政府面临的同样问题：“管理”和“实施”之间的矛盾，只是规模要小很多。商业管理了解到这两者需要分离，最高管理层，也就是决策层，要和“实施”脱钩。不然，结果就会是既做不好决策，也不能很好地实施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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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领域，这种把管理和实施相分离的做法被称为“分权”。这种叫法其实是一种误导，因为这种叫法暗示中央机构，即最高决策机构的权力被削弱了，而作为建立结构和体系秩序原则之一的“分权”恰恰是为了使最高决策管理机构更加强大、更好地来履行最高决策层的职能，也就是要更加集中精力来做决策，而把“实施”的任务交给具体运作的管理部门。每一个运作管理层都有各自的使命和目标，也都各有其采取行动和自治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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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种体会运用到政府，那么社会的其他机构就自然成为“实施机构”。政府应用“分权”制度不仅仅只是成立另一个“联邦主义”的政府，在这种联邦体制下，当地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在履行“实施者”的职责。实施分权意味着政府采用一整套政策来让社会上的非政府机构来做真正的“实施者”，比如，实施、运作、执行。这样一套政策可以被叫做“重新私有化”。由于最开始的那些社会私有企业和家庭式私有企业无法实施很多任务，这些任务在19世纪就为政府所承担，然而，这些任务已经可以被新的在最近这六七十年里兴起和成长起来的非政府机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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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以先问这样的问题：“这些机构是如何运作的？它们可以做些什么？”政府还可以考虑：“如何来设计和组织政治和社会目标，才能为这些机构提供表现的机会？”还有“这些机构的能力和接受力会给政府带来怎样的完成这些政治目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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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这种体制下将扮演一个在传统政治体制下完全不同的角色。在我们所有的理论中，政府包含着实施的各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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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真的实施“重新私有化”，那么政府，尽管会是最高的中央机构，也只是一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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