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516821
1702516822
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做出重大的决策，并使这些决策奏效；集中社会的政治力量；使事情戏剧化；并做出最根本的抉择。
1702516823
1702516824
换句话说，政府的目的是统治。
1702516825
1702516826
这一点，正如我们已经从其他机构那儿了解到的那样，和“实施”是相矛盾的。任何企图把统治和“实施”尽可能结合起来的尝试都会使政府丧失其决策能力。而且，任何企图让决策机构来“实施”的努力也意味着失败的“实施”，因为它们没有集中精力在“实施”上，而且它们不具备“实施”的能力，它们从根本上来讲和“实施”是不相干的。
1702516827
1702516828
为什么今天那些士兵、公务员、医院的行政工作者会向商业管理学习理念、原则和实务，这是很有道理的。在过去的30年，商业也在面临和政府面临的同样问题：“管理”和“实施”之间的矛盾，只是规模要小很多。商业管理了解到这两者需要分离，最高管理层，也就是决策层，要和“实施”脱钩。不然，结果就会是既做不好决策，也不能很好地实施决策。
1702516829
1702516830
在商业领域，这种把管理和实施相分离的做法被称为“分权”。这种叫法其实是一种误导，因为这种叫法暗示中央机构，即最高决策机构的权力被削弱了，而作为建立结构和体系秩序原则之一的“分权”恰恰是为了使最高决策管理机构更加强大、更好地来履行最高决策层的职能，也就是要更加集中精力来做决策，而把“实施”的任务交给具体运作的管理部门。每一个运作管理层都有各自的使命和目标，也都各有其采取行动和自治的权力。
1702516831
1702516832
如果把这种体会运用到政府，那么社会的其他机构就自然成为“实施机构”。政府应用“分权”制度不仅仅只是成立另一个“联邦主义”的政府，在这种联邦体制下，当地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在履行“实施者”的职责。实施分权意味着政府采用一整套政策来让社会上的非政府机构来做真正的“实施者”，比如，实施、运作、执行。这样一套政策可以被叫做“重新私有化”。由于最开始的那些社会私有企业和家庭式私有企业无法实施很多任务，这些任务在19世纪就为政府所承担，然而，这些任务已经可以被新的在最近这六七十年里兴起和成长起来的非政府机构承担。
1702516833
1702516834
政府可以先问这样的问题：“这些机构是如何运作的？它们可以做些什么？”政府还可以考虑：“如何来设计和组织政治和社会目标，才能为这些机构提供表现的机会？”还有“这些机构的能力和接受力会给政府带来怎样的完成这些政治目标的机会？”
1702516835
1702516836
政府在这种体制下将扮演一个在传统政治体制下完全不同的角色。在我们所有的理论中，政府包含着实施的各个机构。
1702516837
1702516838
如果政府真的实施“重新私有化”，那么政府，尽管会是最高的中央机构，也只是一个机构。
1702516839
1702516840
重新私有化的实施会带来一个任何现在的社会理论都无法预想的新社会。在这些理论中不存在政府，政府存在于社会之外。而在重新私有化的社会，政府会成为社会的中心机构。
1702516841
1702516842
政治和社会理论，在过去的250年里已经分离开来。如果我们把近50年里学到的东西运用到政府和社会，它们就会重新合二为一。那些非政府机构，如大学、商业，还有医院将会被视为完成任务、取得成绩的机构。政府将被视为社会制定重大目标的源头和领导一个多元化社会的“指挥家”。
1702516843
1702516844
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正在凋谢的政府”，相反，我们需要一个充满活力、强壮和积极的政府。但是，我们的确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是要一个庞大但无能的政府还是要一个强大的政府；这个政府虽然强大却专注于做决策和指导方向，把“实施”留给其他的机构。
1702516845
1702516846
我们面临的不是“放任主义的回归”，在这种政策下政府任由经济自行发展，经济领域不能也不会被认为是置身于公共领域之外。但是无论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还是所有其他方面的问题，都不再是与政府完全无关或者是完全受政府的控制。
1702516847
1702516848
最终，我们也许需要一套新的政治理论，或者新的宪法。我们需要新理念和新的社会理论。我们是否会得到这些，它们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还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对当今的政府已经失去了兴趣，主要原因是这个政府无所作为。我们可以说，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我们需要一个可以并且真的在统治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不是“实施者”；这样的政府不是“行政管理者”；这是一个统治的政府。
1702516849
1702516850
1702516851
1702516852
1702516854
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第四部分 新多元化社会
1702516855
1702516856
第四部分简介
1702516857
1702516858
我不能说自己发现了新的组织。沃尔特（Walter Rathenau）（哲学家、实业家、政治家，同时也是右翼恐怖主义的早期受害者）在他的1918年出版的《新经济》中第一次指出商业公司是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组织；这个组织是一个自治的权力中心，有着自己的管理方式、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念。15年之后——而且是完全独立地——美国的经济学家约翰·康芒斯（John R.Commons，1862—1945）在他1934年出版的《制度经济》一书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但是，我敢说，我是第一个意识到商业公司仅仅只是这些新组织的最初形式，而我们的社会已经成为一个组织的社会，并且随之而形成了一个新的多元化社会。
1702516859
1702516860
600年来，从13世纪中叶开始，西方的政治历史总体来说就是使多元化社会解体的历史。到19世纪中叶，这个任务得以完成。当时，社会上只存在一个权力中心——政府。除了美国（英国的情况要差一些，但也是如此）所有的早期权力中心要不就是被镇压了，要不就是成为政府的一部分，并归顺了政府，整个欧洲大陆国家的神职人员就是例子。但是，就是在多元化社会似乎已经销声匿迹的时候，商业公司兴起了，成为社会的一个新的自治权力中心。难怪很长时间以来，只有公司被视为是一种”组织”。事实上，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1967年出版的那本最具影响力的书《新工业国家》里仍然是持这种观点。
1702516861
1702516862
我自己首先也是持这种观点的，比如从我的1942年的那本《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和末期，我开始为其他的机构工作，如医院、工会、大学，而且，我开始意识到它们的确和早先的医院、工会、大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它们在很快地成为一种全新的东西，也就是组织。我还逐渐意识到它们，而不是商业公司，才是现代社会增长的环节。实际上，作为组织的公司的发展高峰也许应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到20世纪后半期时，无论从规模还是势力方面来说，大学都是增长最快的组织。
1702516863
1702516864
我们正在飞快地迈入一个新的多元化社会，然而在这个新多元化社会里的组织和任何早期的组织都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它们都是目的单一的机构——医院的唯一使命和目的就是照顾病人。目的单纯正是这些机构有效运转的秘密，同时也是这些机构的局限所在。其次，它们不是”团体”；它们的使命、目的和结果完全脱离了它们自身。最后，当它们出于必要存在于某处之时（我想互联网有可能会改变这种状况），它们不是而且也不能成为所处之地和当地社区的”一员”，因为它们有自己单独的使命、目标和价值观。
1702516865
1702516866
我很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末期——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而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我自己越来越多的作品都是关于组织，而不是商业，比如，医院、大学、社区组织、工会（还有政府机构）。但是直到1959年出版的《明日地标》（The Landmarks of Tomorrow），尤其是在我的那本1969年出版的《不连续的时代》中，我才开始写社会的组织，本书这个部分的三章中有两章是选自这两本书的。
1702516867
1702516868
1702516869
1702516870
[
上一页 ]
[ :1.70251682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