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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我们也许需要一套新的政治理论，或者新的宪法。我们需要新理念和新的社会理论。我们是否会得到这些，它们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还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对当今的政府已经失去了兴趣，主要原因是这个政府无所作为。我们可以说，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我们需要一个可以并且真的在统治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不是“实施者”；这样的政府不是“行政管理者”；这是一个统治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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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170251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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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第四部分 新多元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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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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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说自己发现了新的组织。沃尔特（Walter Rathenau）（哲学家、实业家、政治家，同时也是右翼恐怖主义的早期受害者）在他的1918年出版的《新经济》中第一次指出商业公司是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组织；这个组织是一个自治的权力中心，有着自己的管理方式、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念。15年之后——而且是完全独立地——美国的经济学家约翰·康芒斯（John R.Commons，1862—1945）在他1934年出版的《制度经济》一书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但是，我敢说，我是第一个意识到商业公司仅仅只是这些新组织的最初形式，而我们的社会已经成为一个组织的社会，并且随之而形成了一个新的多元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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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年来，从13世纪中叶开始，西方的政治历史总体来说就是使多元化社会解体的历史。到19世纪中叶，这个任务得以完成。当时，社会上只存在一个权力中心——政府。除了美国（英国的情况要差一些，但也是如此）所有的早期权力中心要不就是被镇压了，要不就是成为政府的一部分，并归顺了政府，整个欧洲大陆国家的神职人员就是例子。但是，就是在多元化社会似乎已经销声匿迹的时候，商业公司兴起了，成为社会的一个新的自治权力中心。难怪很长时间以来，只有公司被视为是一种”组织”。事实上，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1967年出版的那本最具影响力的书《新工业国家》里仍然是持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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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首先也是持这种观点的，比如从我的1942年的那本《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和末期，我开始为其他的机构工作，如医院、工会、大学，而且，我开始意识到它们的确和早先的医院、工会、大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它们在很快地成为一种全新的东西，也就是组织。我还逐渐意识到它们，而不是商业公司，才是现代社会增长的环节。实际上，作为组织的公司的发展高峰也许应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到20世纪后半期时，无论从规模还是势力方面来说，大学都是增长最快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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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飞快地迈入一个新的多元化社会，然而在这个新多元化社会里的组织和任何早期的组织都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它们都是目的单一的机构——医院的唯一使命和目的就是照顾病人。目的单纯正是这些机构有效运转的秘密，同时也是这些机构的局限所在。其次，它们不是”团体”；它们的使命、目的和结果完全脱离了它们自身。最后，当它们出于必要存在于某处之时（我想互联网有可能会改变这种状况），它们不是而且也不能成为所处之地和当地社区的”一员”，因为它们有自己单独的使命、目标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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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末期——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而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我自己越来越多的作品都是关于组织，而不是商业，比如，医院、大学、社区组织、工会（还有政府机构）。但是直到1959年出版的《明日地标》（The Landmarks of Tomorrow），尤其是在我的那本1969年出版的《不连续的时代》中，我才开始写社会的组织，本书这个部分的三章中有两章是选自这两本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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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170251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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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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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第7章 新多元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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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1969年出版的《不连续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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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年后的历史学家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东西可能是我们一直以来毫不关注的东西：组织社会的出现。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一件重要的社会任务都被托付给了一个大的机构去完成。对于我们这些当代人来说，这些组织中的每一个，比如政府、大型商业企业、大学或者工会，通常看起来只是一个机构而已。但是对于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来说，令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可能要数一个新的、独特的多元社会的出现，也就是说，一个包含各种机构的社会，且权力都被分散在各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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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无论在哪儿，社会景象看起来都非常像堪萨斯州的大草原：出现在地平线上最大的东西就是人。当时绝大多数的社会任务都是由家庭大小的企业来完成，即使是政府，无论表面上看多么威严，其实都规模较小，而且舒适安逸。德意志帝国的政府和其同时代的政府相比可谓是巨大了，但是一个中层官员仍然可以亲自认识每一个部委和部门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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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接下来政府规模迅速扩大，程度令人吃惊。今天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大楼会容不下一个1910年的整个政府机构，然后还有剩余的空间可以容纳下一个大歌剧院和一个溜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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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个很大的组织就是商业企业，但是在1910年被认为是大的商业企业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也许就是一条不折不扣的鲤鱼。让我们的爷爷奶奶做噩梦的“章鱼”，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Trust），在1911年时被最高法庭分成了14个分支。可是就在30年之后，也就是1940年，这14个分支公司的每一个都比当初的美孚石油信托公司大，无论是从哪个方面来衡量：员工人数、销售量、投入资金等。然而，在这14家子公司中只有3家标准石油公司泽西标准石油公司（Jersey Standard，后来的埃克森）、标准石油纽约公司（Socony Mobil）、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f California）是国际性的大石油公司，其他的公司按照1940年的评判标准只能被列入小公司到中等规模的公司之列，而按照今天的标准也就是再过30年（1970年），它们只能算得上是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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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的机构都变成了巨型组织，我们就没法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今天的商业企业比起洛克菲勒时代最大的公司还要大很多。但是，大学相对而言要比洛克菲勒所创办的规模还要更大些，比如，它在这个世纪之交创立了芝加哥大学，也许可以称得上是美国的第一所现代大学。医院的规模就更大了，而且比任何机构都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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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集中的问题不再只是存在于经济领域。商业集中在过去的60年左右没有增加，而“小型”商业企业（不过比过去的小型商业企业还是要大得多）显然也毫无困难地存在着。但是4个最大的联合工业企业中有3个比10个、20个甚至30个最大的商业企业的工业权力还要大得多。而且，现在我们在区区几所大学里“集中的人才”比任何社会其他部门的人才都多，而且这种人才过度集中在过去是不会被容忍的。美国的绝大多数博士学位是由二十几所大学授予的，这个数字只是这个国家所有高等学府数字的1‰。自从1世纪时处于黄金时期的罗马帝国以来，在国际社会中，没有哪个国家在军事力量上超过了当今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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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规模和预算方面的增长并非最重大的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我们当今社会所有的重大功能都是由这些大型的组织机构在掌管执行。每一项重要的社会任务——防卫、教育、执政、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卫生保健，还有求知领域——都逐渐地在由那些为了永久存在而设立的机构所掌管；这些机构都有专业人士管理，他们可能被称作“经理”、“管理人”或者“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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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机构中，政府看起来应该是权力最大的那个——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政府花钱最多。但是，其他的那些社会机构也各自掌管着一个对社会至关重要的职能，而且每个职能都必须以自己的名义被掌管。每一个机构都有自主的管理权，每一个机构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所以都有各自的目标、价值观和原则。如果政府仍然是“主子”，那么如今它也不是那个说什么就是什么的“主子”了。无论一个政府的执政理论或者它的宪法是如何制定的，政府都在逐渐地变成一个“协调者”、一个“主席”，最多也就是个“领导”。然而，令人感到荒谬的是，政府因为包揽了太多的任务而举步艰难。为了成为一个高效强大的政府，它也许不得不学会如何“分权”给其他的社会机构，也就是要做得少，却成就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