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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的机构都变成了巨型组织，我们就没法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今天的商业企业比起洛克菲勒时代最大的公司还要大很多。但是，大学相对而言要比洛克菲勒所创办的规模还要更大些，比如，它在这个世纪之交创立了芝加哥大学，也许可以称得上是美国的第一所现代大学。医院的规模就更大了，而且比任何机构都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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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集中的问题不再只是存在于经济领域。商业集中在过去的60年左右没有增加，而“小型”商业企业（不过比过去的小型商业企业还是要大得多）显然也毫无困难地存在着。但是4个最大的联合工业企业中有3个比10个、20个甚至30个最大的商业企业的工业权力还要大得多。而且，现在我们在区区几所大学里“集中的人才”比任何社会其他部门的人才都多，而且这种人才过度集中在过去是不会被容忍的。美国的绝大多数博士学位是由二十几所大学授予的，这个数字只是这个国家所有高等学府数字的1‰。自从1世纪时处于黄金时期的罗马帝国以来，在国际社会中，没有哪个国家在军事力量上超过了当今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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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规模和预算方面的增长并非最重大的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我们当今社会所有的重大功能都是由这些大型的组织机构在掌管执行。每一项重要的社会任务——防卫、教育、执政、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卫生保健，还有求知领域——都逐渐地在由那些为了永久存在而设立的机构所掌管；这些机构都有专业人士管理，他们可能被称作“经理”、“管理人”或者“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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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机构中，政府看起来应该是权力最大的那个——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政府花钱最多。但是，其他的那些社会机构也各自掌管着一个对社会至关重要的职能，而且每个职能都必须以自己的名义被掌管。每一个机构都有自主的管理权，每一个机构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所以都有各自的目标、价值观和原则。如果政府仍然是“主子”，那么如今它也不是那个说什么就是什么的“主子”了。无论一个政府的执政理论或者它的宪法是如何制定的，政府都在逐渐地变成一个“协调者”、一个“主席”，最多也就是个“领导”。然而，令人感到荒谬的是，政府因为包揽了太多的任务而举步艰难。为了成为一个高效强大的政府，它也许不得不学会如何“分权”给其他的社会机构，也就是要做得少，却成就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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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半个世纪里，一个新多元化社会出现了。17世纪的政治理论提倡的社会结构，即不是政府是社会唯一的组织权力中心，已经荡然无存。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下面这样一些新的机构，比如，商业机构、工会还有大学，并且认为这就是新多元化，那么这无疑是一种非常片面的看法。一个有意义的社会理论肯定是从研究多元化的组织机构开始着手，就好比应该研究太阳星系而不仅仅着眼于一颗被许多靠反射的光才能发光的月亮环绕的大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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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那些处于多元化权力中心的人物，比如公爵、伯爵、修道士，甚至还有自耕农，他们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头衔和收入的不同，其中一个级别的人要高人一等，处于支配的地位。每一个权力中心虽然都受到自己领地的局限，但是各个权力中心都是一个完整的小社会，并包含了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所包含的所有的社会活动和政治生活。不过，总的来说，每一个中心也都在从事着同样基本的活动，那就是从土地中谋求生计。美国社会体系的联邦主义仍然还奉行着这样传统的多元化观念。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的权限都受到地域的限制，各自的关系就在于级别的高低不同，但是无论哪一个级别的政府都有着非常类似的功能。每一个级别的政府都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拥有警力和征税的权力，而且也都要承担传统政府的职责，这其中包括防御、司法还有社会秩序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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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状况肯定不再适用于这些新生的机构。这些新生机构中的每一个都有一个特定的使命。医院是为了医疗保健的目的而存在；商业企业则是为了提供产品和服务；大学是为了传授和增加人类的知识；每一个政府部门也都各有其存在的目的；武装部门的目的是为了防御等。但是这些部门并没有高低等级之分，只有傻子才会认为增加人类的知识要比医疗保健或者产品生产和提供服务高一个等级。不过同时，这些机构也不受地域的限制。换句话说，每一个机构都可以看成是“普遍存在的”，这和老早的机构特点已经截然不同（除了中世纪的教堂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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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多元化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和过去的多元化社会以及我们的政治理论和宪法下的单一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在过去的多元化社会体系里，每一个成员，下至自耕农，上至权力至上的君主，都非常清楚地了解在这个社会体系里各个成员所处的位置、他们的任务还有他们的问题。的确，每一个成员都有着完全同样的任务和问题，只不过他们的级别不同而已。在新的多元化社会里，每一个机构的使命不同。每个机构都认为理所当然会存在不同的事务，而且也认为这种不同很重要。一个大型商业企业的副总裁，一个政府部门的处长和大学里的系主任可能在差不多大小的机构里行使着自己的职责，遇到的工作问题可能也大同小异，但是他们很难理解对方的角色、任务和决定。而处于过去多元化体系中的成员永远会为他们的“级别高低”和所处等级体系中各自的位置关系而担心，然而，这已经不再是当今多元化社会的担忧了。医院的行政人员并不会格外关心自己的职位是否等同于公司总裁、工会领袖或者是空军的将领，然而他们都很关注“交流沟通”。在当今的多元化社会里，一个管理者如果要了解其他的管理人都能做些什么，为什么能做这些就需要很多的经验，或者，至少是需要很多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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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组织不得不同时存在，互相合作。它们之间相互依赖，没有哪个机构可以单独存在。正如同早先的多元化社会中存在的那些元素一样，没有哪个机构能够自行存在，更不用说一个完整的社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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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组织社会的理论需要建立在组织的相互依赖上。组织的“相互依赖”和我们以前所赋予这个词的意义已经大不相同了。当然，没有哪个社会人是孤立的这一观点并不是什么新发现。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甚至包括隐士，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之所以可以照我们的方式生活是因为有很多的其他的人在为我们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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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想到“相互依赖”时，人们会想到一种物质上的相互依赖。而且，这种传统的相互依赖已经变得更加的显著了。一个大都市总的来说就是一个交流、互相服务的世界，每一个环节对于整个社会的功能和这个社会的每个成员的存在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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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组织间存在的一种新的相互依赖主要不是物质上的。越来越多的大型组织会相互雇用对方的服务，而且每个组织也越来越多地任用其他的组织为代理来完成自己的任务。各种功能之间相互交错的程度前所未有。组织的角色取决于飞速的变化；一个组织今天做的事情明天就可能由另一个组织来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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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如果人们听说未来的医院或学校可能大多会由商业企业来替那些托管人或者学校董事经管的话，恐怕没人会觉得惊讶。如果纽约的市长提议说市政医院要由私人医院接管也没有人会感到意外。目前，私人医院也越来越多地在把行政管理工作转交给有“系统”管理经验的大公司来做。一些大公司，比如：通用电气，首当其冲地对大城市糟糕的住房状况提出了异议，并建议在主要大都市的周围，在合理的市郊距离之内统一规划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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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社会中只存在简单的关系，大型机构几乎很少碰头，需要互相打交道的时候就更少了，而现在，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复杂、令人困惑、散漫和拥挤的群居之所。原来的简单关系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乱的、不断发展的、一点儿也不清晰的，更不用说是清白的关系。政治科学家们习惯于谈论政府“网络”，但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社会只能被描述为“毡子”，它是由各色各样的关系交织在一起的，而且毫无秩序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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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系的确是既危险又难以处理。如果这些关系产生出来得越多，那么它们带来的摩擦也就越多。举例说，如果政府在防御项目上坚持要求私人承包商去适应政府部门的办事逻辑和原则，那么承包商就会被政府的那些繁文缛节、规章制度、官僚限制窒息。到头来政府还会非常恼怒，因为承包商效率低下。但是如果政府接受承包商的原则和运作方式，也就是商业逻辑，那么在使用公共基金时要负责任这样一条铁的原则就全被丢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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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会计学认为，通常来说，结果是无法被明确测量的，所以，重要的是仔细地记录成本支出。成本是客观存在的，而结果则是假设的，但是在商业逻辑看来，成本的存在只是为了结果的产生。只要有结果产生，花在控制成本上的钱则越少越好。政府公务员对这一点就是不理解，但是生意人同样也不理解政府人员的逻辑。双方在共同工作的过程中都让对方感到难受，每一方都憎恨另一方的态度，并对此深表怀疑，可是尽管这样却谁也离不开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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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政府和行医这个行业做个比较情形也是一样。医生看到的是个人，而且的确我们当中没人会希望医生眼里看到的只是大多数人，而不是我们个人，但是政府除了能够处理大多数或者处理大众的事情之外别无他能。大学和商业之间，大学和政府之间、大学和军队之间存在的关系同样也是相互不理解、相互猜疑和不断摩擦。但是，我们将会看到更多这样矛盾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的存在满足了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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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来说，现代社会的多元化结构是独立于政治宪法和控制，也独立于社会理论以及经济学的。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要求一套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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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现代社会的个别机构来说也一样，它也是新的。当然，我们的社会上存在大型机构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这个金字塔是由组织严密的一大群人建立的，军队常常都很庞大而且组织严密，但是过去的这些组织和今天的组织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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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组织是一个知识的组织。组织的存在使得数百，有时是数千种专门的知识运用于实际当中。这就和医院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30多个或更多个医疗专业，每一个专业都有自己的学习课程、自己的学位、自己的行业准则和标准。今天的商业企业、政府部门也是这样，而且军队也在变得越来越独立。上述的每一个行业都雇佣了一大群的工人，不过他们都不是雇来做手工劳动的，而是运用知识来劳动。那些埃及农夫们在基奥普斯[1]的监工的命令下拉着绳子，他们工作时不需要思考，而且也不允许有什么新想法。在今天的大型组织中，一个普通的员工则需要通过思考来做决定，而且要把知识合理地运用到工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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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今天的知识组织被设计成了一个永久的组织。所有过去的大型组织都是短命的，它们的诞生是为了某个特定的使命，当使命完成之后就被解体，那些过去的机构只是暂时地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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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这些机构显然也被排除在人们的生活之外，因为在过去的社会里，这些机构与绝大多数的人都毫无瓜葛。但是今天，绝大多数的人都靠为这些组织工作谋生，这些组织为他们提供机遇还有他们的工作。在现代社会里，大型组织就是一个人所处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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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组织也是当今社会机会的来源。正是因为这些机构的存在，我们可以为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提供职业。没有这些组织我们就会受到限制，正如在过去，人们总是用手来工作，无论他们受过教育与否，也无论他们受过技术培训与否。知识工作的存在是因为永久的知识组织已经成为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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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现代组织也制造了新的问题。首要的问题就是位于人们之上的权威，因为要完成工作就需要权威，但是权威应该是什么呢？什么才是合法的？有什么限制吗？每一个组织的目的、任务和效率也存在问题。管理方面也有问题。因为就如同其他的集体，组织是一个合法的假设，在组织中个人做决定，采取行动，然后这些决定和行动又被归结到机构上，这个机构可能是“美国”，可能是“通用电气公司”或者是“密塞里哥迪亚医院”（Misericordia Hospital）。在组织秩序和道德方面也存在问题。在效率和关系方面也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传统却无法给我们什么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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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久组织里，各种知识被综合在一起来取得成果这也是新事物。组织已经成为规律而不是例外这也是新事物。而组织的社会则是其中最新鲜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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