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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这意味着现代社会组织的领导不能把自己的权力、职位和权威建立在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合法性原则之上。比如说，他们不能把权威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的基础上，因为这些“被统治者”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社会中的受益者和统治的对象，他们也必定要受到一个或多个这样机构的指导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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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并不是为了雇员而存在的。企业的成果在于企业之外，企业雇员的赞成或同意以及态度对成果并无大的影响。同样，医院的“主顾们”也不是在医院工作的人，而是病人。对于一个需要做肝脏移植手术的病人来说，医院的护士是否满意是毫不相关的，病人关注的是医院做肝脏移植手术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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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自身的利益，组织需要驱使组织成员担负最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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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直接关系到机构的标准、业绩和成果的领域，组织的成员是无法予以接管的。机构的标准、业绩和成果必须统治组织成员。组织做什么、怎么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机构外的人的需求所决定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学科”所决定的，无论是一门科学或者是由市场。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投票决定一款新车的设计是毫不相关的问题，重要的是消费者买不买这款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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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左派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是，组织要“合法化”的要求可以通过由“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即国家接管来实现。这样，组织的管理者会得到合法的政治权威任命，而且可以从真正的统治者那里得到自己的权力。经验表明，这种看法是天真的诡辩。实际上发生的是，同样的损失，先前会被严厉指责为管理失误，而现在却变成了对社会福利的贡献并得到高度的评价。政府所有权或政府对管理人员的任命并没有改变机构的功能。只要组织开始发挥自己的功能，它们就开始脱离政府的有效政治控制。为了取得业绩，机构的确需要脱离政府的控制，评定和控制组织的一定要是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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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运用到“被统治者”的东西可以运用到任何其他已知的政治合法化的原则。肯定的是，一个机构若被其成员完全排斥，便无法发挥功能。机构必须使其成员有可能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我们早就知道，现代组织必须赋予其成员以身份和功能，但组织的成员也必须为机构的目的服务，去完成那些绝非他们自己目的的机构目的。让组织成员满意，并不是也绝不能成为我们社会中的多元组织的首要任务或检验标准。组织必须让外在于机构的人满意，必须为外在于机构的目的服务，必须取得外在于机构的成果。组织能够做到的最好的情况是将其成员的目的、价值观念和需求与自己的使命要求整合、协调在一起，但组织的使命应放在首位。使命是赋予的，使命是客观的，使命是非个人的。同时，使命又是特定的、有限的，并基于社会、社区和个人的众多需求中的一个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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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组织投入到满足更大社会的一个有限的目的才使得我们的现代组织富有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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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的组织和组织的管理所必须具有的权威只有一个基础，那就是业绩。业绩是我们拥有组织及管理的唯一理由，也是我们可以容忍组织要求拥有权威并行使权力的唯一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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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这意味着我们应当知道“业绩”对于这个或那个机构的含义。我们应当能够衡量或至少能够判断，一个机构是否负起了它的责任，它的管理能力如何。我们应当坚持，各种机构及其管理都要局限于一些特定的任务，唯有完成这些任务才能证明机构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权力的正当性，此外的一切都是篡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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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这些特定的任务，是理解多元社会中的组织的力量、业绩和合法性的关键。就一个特定组织的任务而言，可以而且应当存在不同的意见。随着环境、社会需要、社区的价值观念和技术的变化，对组织的特定任务的看法也会发生变化。的确，同一种类的不同机构，例如，一个国家的不同大学对自己目的的阐述也许十分不同，同一个产业的不同企业也当如此，甚至不同的医院也应当这样，但其中的每个机构将自己的目的阐述得越清楚，对机构也会越有利；评价其业绩的尺度和标准越具体，机构的效率也会越高；它越是严格把自己的权威基于业绩的证明之上，它就会变得越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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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其成果来了解它们”，这完全可以成为新的多元化社会的基本立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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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第9章 组织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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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92年首次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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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变迁不只是局限于西方社会和西方历史。诚然，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再也没有所谓“西方”历史或者“西方”文明一说了。我们只有世界历史和世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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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迁究竟是始于第一个非西方国家——日本，崛起成为经济强国还是始于计算机的出现，也就是因为信息，仍尚未可知。我自己会选《士兵福利法案》（GI Bill of Rights），正是这个法案使得每一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归来的士兵都可以得到一笔上大学的钱，而且这一举措若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则毫无意义可言。《士兵福利法案》的颁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热烈的响应预示着社会正在转变成为一个知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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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社会里，知识是个人首要的资源，总体来说也是整个经济的资源。土地和资本（经济领域传统的生产要素）并没有消失，但是它们已经屈居第二了。因为土地和资本可以获得，或者说很容易就可以获得，但是除非你有专门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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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同时，专门知识自身并不能生产出什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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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知识和某个任务相结合时，这些知识才会具有生产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知识社会同时也是一个组织的社会：每一个组织、企业，非商业企业也一样，它们的目的和功能都是专门知识和一项公共任务的结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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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带来了新的问题，但是我相信，我们很可能已经发现了这个大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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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我们已经知道组织社会面临的主要压力和问题：社区对稳定的需要和组织对于不稳定的需要产生了这种压力；个人和组织的关系还有双方互相的责任；组织需要自治权，而社会关注公共福利也导致了压力；对于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组织日益增加的需求；还有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和组织需要这些专家团结合的需求也产生了压力。所有的这些都会是几年内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在发达国家尤其如此。这些问题也不会通过官方宣言、哲学或者立法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