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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基金不能像19世纪的所有者那样成为企业的管理者，然而一家企业，即使是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具有权威性、持续性和能力强大、自主的管理才能建立并经营一个组织，因此，作为美国新的所有者，养老基金有必要确保一家公司有到位的管理。正如我们在过去的40年里了解到的，这意味着企业当中一定要有人对管理负责，而且这种管理责任一定要在机构里得以确认。也就是说，管理必须要对企业的绩效和结果负责，而不只是表达些美好的愿望，无论这个愿望期望获得怎样量化的结果。这意味着管理责任要包括财政责任，即使每个人都知道绩效和结果会远远超过财政“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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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人肯定会说，我们知道绩效和结果对于企业意味着什么。我们当然应该清晰地定义这两个词汇，因为这是有效管理的前提，也是获得成功和效益的前提。事实上，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40年里，对这两个词汇的定义已经存在，不过它们都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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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定义是在大约1950年时形成的，这个时期现代养老基金刚刚建立。这个时期最卓越的“专业经理”，拉尔夫·科迪纳（Ralph Cordiner），通用电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认为大型公共公司的高层管理就如同“托管人”。科迪纳争辩说高级执行官要对管理企业负责，要尽可能平衡好公司股票持有者、客户、员工、供应商和工厂所处社区城市的利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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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科迪纳的回答，有人马上就指出，还没有清晰定义绩效，也没有明确“最佳平衡”的意义。而且科迪纳的回答还需要一个独立、有实权的监督控制机构来确保管理做到对企业的绩效和结果负责，否则，专业管理者就成了开明的暴君，而开明的暴君，无论是柏拉图式的哲学家皇帝还是首席执行官，都不会有好的表现也不会在位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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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科迪纳那一代管理者以及他的继任者也没能够定义绩效和结果如何得到最佳平衡，他们也没有制定出任何的责任，其结果是20世纪50年代的职业管理方式既没有带来什么上佳表现也没有能够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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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科迪纳风格的管理最有力的一击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并购风波。一个又一个这样的管理模式被推翻了。那些剩下的管理者们被迫对自己的管理方式做出彻底的调整，或者至少改变了他们的管理言论。现在我所知道的高层经理没人再会扬言要像一个“托管人”那样来经营企业，或者说争取“尽可能地平衡”“股东”的利益这样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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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基金就是这些变化后面的驱动力。如果不是因为一些养老基金拥有的集中投票权，还有这些基金对于恶意收购的认可，那些恶意收购就肯定不会发生，因为他们需要得到几百万不同个人股民的支持，如若不然就会用尽时间和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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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养老基金经理们对于许多的公司收购和并购行为有着很深的疑虑：对于收购和并购公司的影响会是什么，还有对经济的价值是什么。养老基金经理，尤其是那些收入平平，管理着公共雇员基金的公务员们，对于“绿票讹诈”[1]以及恶意收购者、律师和投资银行家们赚取的巨额财富产生了深切的美学和道德疑虑。然而，尽管如此，他们觉得除了出钱给那些并购和收购的公司，并购买它们的股票之外别无选择。断断续续地，养老基金购买了这些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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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支持并购和收购的一个原因是这样的交易使他们相信养老基金可以把持有的股票销售出去，也就是说，他们仍然是“投资者”。并购和杠杆收购还可以立刻带来资金收益。既然养老基金投资总的来说都没得到什么回报，这样的收益最受欢迎不过了，不过，我们很快就要谈到这种收益也是一种幻象，而不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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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些并购和收购不可避免（或者至少为它们创造了机会）的是因为那种开明—专治的管理模式成绩平平的表现。这种管理既没有清晰地定义绩效和结果，也没有对谁负起既定的责任来。也许有人会争辩说，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很多大公司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并不是管理的错，导致这种状况的是公共政策的误导使得存款利率低而资本成本高，但是统帅应该为自己统领时发生的情况负责。无论是出于什么理由和借口，美国的大公司都没有在职业管理推行期间有什么特别好的表现——无论是从竞争力、市场地位，或者创新表现来看都是如此。至于财政表现，总体来说，连最低的标准——收支平衡，都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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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恶意收购者因此派上了用场。正如老话说的：“如果没有挖墓者，就得有秃鹰。”但是公司并购和收购是非常重大的手术，虽然经历这种手术不一定致命，但是却会带来极大的震荡。公司并购和收购深深地困扰着中层经理和专业人员，而且确实疏远了他们。一个企业真正依赖的正是这些人的动力、努力和忠诚。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服务了数年的公司被并购或者解体不啻于是一种对他们的背叛。他们曾经相信的工作要做出成果，要投入被全部否定了。结果，那些被并购后的公司没有几个比并购前表现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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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几乎所有美国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宣称他们以“股民的利益”为己任来经营公司，而且要致力于“使股民持有的股票获得最大的收益”，这是第二个在过去的40年里对绩效和结果给出的定义。比起科迪纳的“最佳平衡利益”来，这一次的定义少了许多冠冕堂皇，听起来也更现实了。然而，这个定义的寿命比起过去的职业管理给出的定义还要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使股票价值最大化”意味着在六个月或者一年之内，或者再长一点的时间里，不过不会长太多，股票价值就会增加。这种短期的资金收益对于企业和主要的股民来说都是错误的目标。作为公司绩效的一种理论，这种定义很快就被人摒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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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需要再理论该怎样定义大企业的绩效和结果，我们有现成的成功范例。在德国和日本都有非常集中的机构所有权，可是在这两个国家的所有者都不能真正管理，但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它们的工业几乎完全被摧毁的情况下，两个国家的工业现在都极其发达。就它们国家的整个经济状况而言，工业状况很不错。对于它们国家的股民来说，工业的表现则更佳。无论是在1950年、1960年、1970年还是1980年投资10万美元在东京或者法兰克福购买指数基金（index fund）的话，要比在纽约股票交易市场投资收益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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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德国和日本的工业机构所有者是如何定义绩效和结果的呢？虽然它们的管理方式很不一样，它们定义这两个词的方式却大同小异。和科迪纳不同的是，它们不“平衡”任何事情，它们努力最大化，但是它们没有试图使股票持有者的价值最大化或者最大化任何企业的“股东”的短期利益，它们最大化的是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正是这个目标结合了短期和长期的业绩，而且这就把企业绩效的运作状况（市场地位、创新、生产力和人员及他们的发展）与财务需要和财务业绩结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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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企业的主顾，无论是股民、客户，还是员工，为了能够使自己的期望和目的得以实现，都要依靠这样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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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绩效和结果定义为“使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最大化”可能会被批评为含糊不清，不过，通过填表肯定也没法得到这两个词的定义。决定总是要做的，而经济决定因为涉及把有限的资源用于不确定的未来，总是具有冒险性和具有争议的。当拉尔夫·科迪纳第一次试着定义绩效和结果时（以前没有人这样尝试过）就定义为使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最大化未免会显得很模糊，但是现在，在许多人工作了40年之后，这个定义变得明朗了。这个程序所有的元素都能够被精确地量化，而且也的确被那些主要的量化机构，像日本大型企业的规划部门，还有德国公司的许多规划部门，量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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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我们弄明白的就是怎样把这种新的管理责任定义体现在组织结构当中。我们需要像政治科学家们称之为宪法的东西，也就是规定（像德国的公司法），来清楚地说明各种管理的责任、义务并阐明其他群体，尤其是股民的各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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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疑最终我们会建立一套正式的商业审核机制，也许和我们让独立的专业会计师事务所来审核财务状况是一样的。虽然商业审核不用每年都进行，这种审核需要建立在事先制定的标准，并通过一整套对商业业绩的评定：从公司的使命和策略开始，再审核营销、创新、生产力、人力发展、社区关系，一直到企业效益，但是这些审核需要规划成一个系统的过程，而这个工作十有八九要由一个专门的审核组织来进行，无论这个组织是一个独立的公司或者是一个会计师事务所成立的新的单独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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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10年之内养老基金如果没有得到一个公司递交的由另外一个专业公司做出的商业审核报告，养老基金就可以不投资这家公司。这样的设想应该不算离谱。经理们当然会抵制这种做法，但是就在60年前，企业管理同样也抵制——实际上应该说是憎恨——要求它们接受公共财务公司对企业的财务审核要求，他们对于这种审核结果的公布则更是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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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还是存在：谁将使用这种工具？在美国，只有一个可能的答案：重振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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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40年里，每一个公众公司（publicly owned corporation）里的研究者都在强调成立一个有效的董事会的必要性。经营一个商业企业，尤其是一个大型的复合型企业需要很大的权力，但是没有责任制约的权力总是会变得无用或者专制，通常是变得既无用又专制。我们当然知道如何让作为公司管理部门的董事会做出成效。启用贤人并不是关键，普通人就可以了。要使一个董事会做出成绩就必须阐明董事会的工作，并为它的绩效和成果设定专门的目标，而且还要定期根据这些目标来评估董事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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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这一点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美国的董事会总体上来说变得越来越缺乏效率，而不是更有效了。董事会如果只是代表好意那么它们就不会有效。如果董事会代表“投资者”就不会有效。商业企业的董事会如果代表强大的致力于企业的所有者就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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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差不多60年前小阿道夫·伯利（Adolph A.Berle, Jr.）和加德纳·米恩斯（Gardner C.Means）出版了《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该书被认为是美国商业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他们指出随着所有者这个名称迅速地转移到不同的名不见经传的投资者身上，而且这些投资者对于公司的利益并不关心，只是关心短期的收益时，传统的“所有者”，即19世纪的资本家已经消失了。他们争辩说，结果是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了，所有权变成了纯粹的法律假定，这使得管理无须对任何人负责也不用为任何目标努力。然后，拉尔夫·科迪纳在20年之后所写的《专业管理》（Professional Management）中接受了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事实，并且试图从这种分离中找出优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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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历史的车轮转了整整一大圈。与19世纪的大款截然不同的养老基金成了所有者。它们是所有者并不是因为它们愿意成为所有者，而是因为它们别无选择。它们卖不掉手中的股票，它们也无法成为所有者——经理。但是无论怎样它们仍是所有者。既然情况是这样，它们拥有的就不仅仅是权力，它们还有责任来确保美国最大、最重要的公司的绩效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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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反收购策略，目标公司以其他股票持有者愿意的更高的价格来收购猛烈抛售者的股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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