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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机构完成其首要任务时——无论是商业企业生产经济产品还是提供服务,医院提供医疗保健,或者是大学提供奖学金和高等教育——其规则都是最优化。在这个方面,经理们必须要以正确为基础来做决定,而不是在可以接受的基础上来做决定。但是在对待机构以外和狭义的首要任务之外的雇主们时,经理们要政治性地来思考问题,也就是要用最小的付出来使雇主群基本满意,否则他们可能行使自己的否决权。管理者不是政治家,他们不能把自己局限在做“基本让人满意”的决定上,但是他们也不能仅仅考虑如何使机构完成中心任务的表现最优化,他们必须要在做决定的整个过程中平衡这两个方法。公司是一个经济机构,但它也是一个社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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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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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第六部分 知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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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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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1949年出版的《新社会》一书里,我开始写知识变成新的主要资源,并且成为财富和工作的创造者。但是直到10年以后,我才开始使用知识社会、知识经济或者知识工作者这些词,也就是在我1957年出版的《明日地标》一书中我开始使用这些词的。与此同时,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也开始写关于”知识行业”的文章。然后,在我1969年的《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我尝试着探讨了从一个基于手工工作和技巧的社会、经济和政体转化成为一个基于知识和知识工作者的社会、经济和政体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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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变的巨大影响没有被人们完全认识。自从远古以来,绝大多数的人们都是用手来谋生,这种情况直到1913年,即使是在最发达的国家里,仍然维持原状。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涌入工厂的工人们被视为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和人类状况的一种深刻变化——马克思绝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认为的人。我们现在意识到,这个变化的全部就是工人要通过工具才能工作(也就是使用新的、不能用手拿起来的蒸汽机)而不是把工人手里的工具换了,但是工作本身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大部分的工作还是手工劳动,劳动时还需要同样的工具和同样的技巧。只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大规模生产”的到来,工作方式和生产工具才有了一些重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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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向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的转变才是一次真正的断层,一个实质性的突破,而且它既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也创造了一个新的人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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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没有开始探索这种变化,更不用说去适应这种变化了。比如,我们的政治体系,无论在哪儿,都仍然建立在以手工劳动力为主的假定上,更确切地说是建立在以农村劳动力为主的假定上,这种政治体系最极端的是在日本和法国,但是在美国也同样盛行。然而目前,没有哪个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超过了总人口的5%,而知识劳动力却已经超过了每一个发达国家人口的20%。不过,关于知识经济、知识社会和知识工作者的文章已经很多——其中很多都是我写的,就像这本书里面我在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讨论这些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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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第六部分”知识社会”,仅限于讨论几个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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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的第一章(也就是第13章”新的世界观”,写于50年前,首次发表在我1957年出版的《明日地标》一书中),讨论了”知识”这个词的意义的根本改变,还有知识被分解成分门别类的知识,基于此,知识开始成为一个主要的资源和财富及工作的创造者。这种变化不仅仅是由于越来越多的知识积累,还因为世界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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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章节(第14章”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是选自我1993年出版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尝试着预测了知识社会的社会和政治理论。第15章”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是选自我1999年出版的《21世纪的管理挑战》;第16章”从信息到沟通”(第一次是在1969年东京管理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的)谈到了一个新的、没有被解决的挑战,就是使目前大体上毫无建树的知识工作变得有成效;还有一个挑战是把信息转化为沟通,并因此转变成社会的凝聚力和共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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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 第13章 新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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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1957年的《明日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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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有一对兄弟都很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都是20多岁的研究生。一次他们一起去看戏,这出戏的名字是《向上帝挑战》(Inherit the Wind),它反映了发生在1925年,当时轰动一时的对一位名叫斯科普(John Thomas Scopes)教师的审判案,这个案子宣判在田纳西州的一名乡村教师因教授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有罪。在这出戏里,发生在19世纪的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冲突达到了一个激烈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地步。当这两兄弟看完戏回家后,他们都说这出戏的演员演得很好,但是情节却让他们很难理解。他们的疑惑在于这出戏有什么好让人激动的?他们的父亲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曾被这个案子深深地困扰,以至于他决定放弃自己的牧师职业去当了一名律师,但是当他试着向他的两个儿子解释这个案子的意义和它令人激动的地方时,他的两个儿子都大声说:“这都是你编出来的吧。这一切实在是一点儿道理都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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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儿子中的一个是学遗传学的研究生,另一个是一名基督教学院和新教加尔文宗研究班的神学学生。然而,“发生在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对他们居然解释不通,这就是以上故事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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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看来很明显的事在很快地变得令人难以理解,而且变化之快令人震惊。现代社会的第一代聪明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如牛顿、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可能还能够理解,同时也能够让这个知识体系里所有的人理解自己的意思。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情况仍然是这样,那时仍然有所谓“受过教育的人”,但是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可能无法再和今天的世界,也就是20年之后的世界,沟通交流了。首先,我们自己通过最近几次,也就是近30年里竞选中看到的问题、标语和合作,可以感觉到事情和过去已经毫不相干了,甚至到了令人不可理解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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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是对后现代的第一代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基本世界观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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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宣称信仰并教授着过去300年的世界观,但是我们再也看不到这种世界观的存在了。我们至今还没有命名我们新观点,也没有工具、方法和词汇来表达这种新观点。但是,总的来说,一个世界观是一种经验。经验是艺术感觉、哲学分析和技术词汇的基础。突然之间,在这近15~20年里,我们获得了这种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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